发布时间:2024-04-29 作者: 刘英
多个新兴经济体货币承压原因有三:一是当前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一再推迟,为美元进一步上行打开空间,降低了投资者对新兴市场资产的需求,导致新兴市场货币面临贬值压力。二是俄乌冲突持续、巴以冲突加剧、红海危机未停、伊朗以色列冲突再起等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风险厌恶情绪,从而触发非美货币贬值。
受访者刘英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本文转自4月27日中国财经报。
最近一段时间,受强势美元冲击,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货币正面临一场大风暴。不论是日元、印度卢比、韩元等亚洲主要经济体货币,还是印尼盾、越南盾、菲律宾比索等东盟国家小币种,均遭遇了新一轮的卖压。多国央行和政府机构试图稳定本国货币价值,防止经济受到过大冲击,一场“货币保卫战”因此打响。
此次多国货币为何面临较大贬值压力?在这场全球货币与美元的对抗中,为何亚洲地区国家受影响最大?多国“货币保卫战”又将对中国带来哪些影响?展望下一阶段,中国稳汇率还需作出哪些努力?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专家学者。
多国货币汇率创历史新低
受美联储降息预期一再推迟影响,近段时间以来,美元指数再度狂飙,一度上涨至106附近。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却跌至了年内新低。
美元的新一轮涨势给多国再次带来干预汇率的压力。4月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创下近34年来的最低点,成为今年表现最差的十国集团(G10)货币;韩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400的关键点位;菲律宾比索对美元汇率自2022年末以来首次跌破57关键位置;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处于历史低位,持续跌破去年11月份的83.50。
为何近期多国货币特别是亚洲国家货币承压严重?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元降息预期逆转是主要原因。“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美国货币政策的全球溢出效应明显。为了对抗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无底线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高通胀‘后遗症’,美国自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连续11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5.25%—5.50%的历史高位。虽然近期暂缓加息,但今年3月美国意外的通胀率强劲表现以及4月16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一番言论,引发市场对美国‘二次通胀’风险的担忧和美元降息被推迟延后甚至可能逆转加息的预期。而此时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为了刺激疫情后的国内经济复苏,更倾向采取与美国存在分化的‘或降或稳’货币政策。这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和美国的利差有收窄趋势甚至出现倒挂,对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形成巨大压力。”陈敏说。
陈敏还告诉记者,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也是重要影响因素。近期中东地区巴以冲突升级,加之一直持续的俄乌冲突等,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大幅上升,加剧了能源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下转3版
在市场避险情绪明显升温之际,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避险功能货币不断被强化,投资者对美元安全性资产需求显著增加,从而导致美元升值、其他货币贬值。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看来,多个新兴经济体货币承压原因有三:一是当前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一再推迟,为美元进一步上行打开空间,降低了投资者对新兴市场资产的需求,导致新兴市场货币面临贬值压力。二是俄乌冲突持续、巴以冲突加剧、红海危机未停、伊朗以色列冲突再起等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风险厌恶情绪,从而触发非美货币贬值。三是今年是全球“大选年”,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将有70多个国家或地区举行重要选举,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美元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亚洲成“货币保卫战”主战场
记者注意到,在这一场全球货币与美元的对抗当中,亚洲地区国家受影响最大。陈敏说:“经济基本面问题使亚洲成为国际资本调整的主要对象。第一,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利率不断攀升带来的需求降温,严重抑制了亚洲国家的出口贸易,经常账户赤字增加,对亚洲货币造成了巨大打击。第二,亚洲多国正面临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危机、高额债务负担等诸多经济基本面问题,这不仅降低了本国风险资产收益率,弱化了对国际直接投资资本的吸引力,还可能会成为国际游资攻击的主要对象,尤其对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且外汇储备相对不足的国家来说,货币贬值压力更大。”
“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体中的占比大,贡献超过一半,所以在与美元的对抗中受到的影响更大。此外,亚洲国家多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相较于汇率的稳定性,它们更关注资本的流动性,从而导致缺乏足够的金融‘防护堤’‘防火墙’。同时,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往往更多依赖出口经济,因此一旦全球经济出现波动,受到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刘英说。
陈敏告诉记者,不同于美国超出市场预期的高通胀,2024年很多亚洲国家通胀趋于温和。为避免高利率抑制经济复苏,多数亚洲央行2024年有启动降息的预期和计划。但今年4月美联储却释放出暂缓降息的市场信号,市场预期亚洲货币与美元的利差区间会被压缩,于是抛售亚洲货币资产,从而造成亚洲货币出现“贬值潮”。
随着美元升值给亚洲货币带来贬值压力,多国央行纷纷采取紧急行动。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表示,近期韩元的疲软走势略显过头,针对汇率波动问题,韩国央行有工具来采取行动。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4月23日表示,对于过度的波动,日本将不排除任何选项来作为应对措施。
相较于韩日官员的口头干预,4月24日,印尼央行超预期加息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上调至6.25%,为今年首次加息。印尼央行表示,加息的决定是“先发制人、具有前瞻性的举措”,旨在稳定印尼盾的汇率,并称将继续动用所有可用工具保持印尼盾稳定。菲律宾央行行长表示,比索下跌幅度不足以影响政策,问题不在于菲律宾比索疲软,而在于美元强势。如果情况恶化,降息可能推迟至2025年第一季度。马来西亚央行4月15日发布声明称,马来西亚央行将在政府相关公司、企业和出口商的支持下确保“外汇市场的有序运作”,以吸引资金和补充市场流动性。有分析人士指出,考虑到印度的外汇储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印度央行可能会利用这一“弹药”来遏制任何形式的过度波动。
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波美元升值的窗口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虽出现波动,但总体而言仍保持相对稳定。
面对美元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并未像其他亚洲货币那样出现大幅贬值,原因几何?陈敏表示,首先,中国经济复苏强劲是支撑人民币币值坚挺的根本基石。在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搭配下,2024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3%,远超市场预期,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均有所回升,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稳定的宏观环境。从全球范围看,人民币资产仍然具有独特的收益表现,成为国际投资者分散风险、在全球配置资产的一个重要选择。其次,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是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坚强后盾。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截至2024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457亿美元,较2月末上升198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可通过出售外汇方式弥补外汇供求缺口,抑制人民币过度贬值的可能性。最后,中国汇率管理措施多样化是高效调控人民币汇率的有力保障。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弹性在不断增强,这有助于充分发挥汇率应对外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冲击的自动稳定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央行拥有丰富的汇率管理手段,如通过调控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来调节人民币供求关系,进而稳定汇率;可以借助政策沟通和窗口指导等方式向市场传达对汇率看法,通过预期引导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刘英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强大的经济基本面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民币的稳定性来自中国经济的稳定性,来自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第一,来自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稳健地位,来自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开放和高效。”刘英强调。
“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波动,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事实上是保持稳定的,在稳定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升值。截至3月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报99.78,比上年末涨了2.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目标和决心不会变,人民币汇率有基础、有条件保持基本稳定。
携手应对强势美元挑战
受访专家表示,此轮亚洲货币集体承压,可能影响今年该地区的经济运行。以日本为例,尽管日元贬值有利于出口,但其国内中小企业正遭受进口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压力,增加了输入性成本推动型通胀的风险,这会抑制其国内消费,同时可能被迫加息,从而引发一系列动荡。
记者注意到,尽管人民币相对其他亚洲国家货币贬值程度更小,但今年4月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偏离持续高于1.9%,已接近2%波动区间上限。“人民币贬值会增加进口成本。在亚洲‘货币保卫战’中,人民币也承受一定的贬值压力,从而增加依赖进口产品的国内企业与消费者的成本和支出。此外,中国央行在外汇市场抛售美元资产稳定汇率的同时,相当于缩减了国内货币供应量,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收缩国内信贷供给,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快速复苏。”陈敏说。
受访专家建议,区域内国家应携手加强应对强势美元带来的金融风险。陈敏表示,亚洲各国应充分意识到美国利用“美元潮汐”“收割全球”的霸权逻辑,接下来应进一步去美元化,加强亚洲各国的团结合作,在经贸往来结算和支付、外债和储备结构中提高亚洲货币的使用率,推动建立一个多元化、更加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此外,亚洲各国应加快自身经济转型,克服经济顽疾,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在未来的金融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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