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兴春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刊于9月19日环球网。

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人均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其GDP的基数小，某些年政财度增长率超过中国很正常，但并不能得出“印度超过中国”的结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近日测算，印度的GDP超过其前宗主国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实际上，2017年,印度的GDP就曾一度微弱超过英国，但两国的位置出现几次上下反复只是由于汇率的变化。这次不一样，这几年印度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发展，而英国经济衰退，印度已经把领先的优势拉开，坐稳了世界经济第五的位置。

印度中央统计局公布，印度4至6月经济规模约为36.85万亿卢比，同比增长13.5%。根据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预测，印度将可能在2027年超过德国，在2029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8月15日，在印度独立日的庆典上，印度总理莫迪演讲中满怀信心地表示，要在2047年，也就是印度独立100周年的时候成为“发达国家”。

鉴于印度的雄心壮志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一些人开始鼓吹印度将赶超中国，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机构和政客热衷于炒作“印度超过中国”。差不多20年前，国际上就曾出现过一波“印度将超过中国”的预言，甚至有个别印度精英认为当时印度就领先中国，发出“孟买再不加快发展就要被上海赶上了”的“警示”。

西方国家吹嘘和炒作印度超过中国无疑是别有用心，其经常强调与印度有“共同的价值观”，称赞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希望通过印度的成功来证明印度及西方的制度比中国优越，而现实刚好相反。经常有西方媒体标题党报道“印度超过中国”，内容却是印度某年度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误导读者以为印度经济总量超过了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人均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其GDP的基数小，某些年政财度增长率超过中国很正常，但并不能得出“印度超过中国”的结论。

虽然印度政党及领导人为了选举，常常不得不要给印度民众画一个香甜的大饼，但印度精英还是非常清醒，知道印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赶超中国”只能作为鼓舞人心的口号。这些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最快，常常能达到7-8%的增速，印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还存在结构性障碍。

首先，落后的基础设施制约印度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印度已经认识到14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像某些西方经济学家忽悠的那样，依靠服务业崛起，必须要发展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就必须要良好的基础设施，印度虽然制定过一些雄心勃勃的基建设施建设计划，如莫迪2014年刚刚上台就提出“德里-孟买-金奈-加尔各答-德里”钻石四边形铁路走廊，到现在还没看到影子。2017年就宣布开工，由日本贷款和承建的印度第一条高速铁路，全长500公里的“艾哈迈达巴德-孟买”高铁，原计划2013年通车，到现在才修了10多公里，多数地方还没有完成土地拆迁。以目前的效率到2030年也不一定能通车，这实际上是印度基础能力的一个缩影。

要知道，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庞大经济体起飞的时候，都曾出现“基建狂魔”现象，而印度经济改革三十年来保持了较快增长，但还看不出有出现“基建狂魔”迹象，这就意味着印度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对基础设施有较快的改善，无法复制中国“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盛况。印度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没有形成像中国这样的完整产业链，也没有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其次，印度不是一个外资友好型国家。从历史经验看，印度这样的经济落后大国，要实现经济较快发展，就必须要大量地利用外来投资，为外资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虽然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的历届印度政府都表示要积极吸引外国投资，但实际上印度政府及社会都对外资保持强烈的戒备心理。印度国内竞争力低下的财团、行业公会等经常向政府施加压力，要限制外国企业在印度的经营。印度曼莫汗辛格政府在2012年曾颁布政策，对外资开放零售业，结果却因为零售业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不得不废除。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印度的经济放开程度最低，对外资限制最多，平均关税最高。

印度政府和社会还有一种不健康心理，看到外资企业在印度大量赚钱就不平衡，总觉得是占了印度的便宜。因此，印度政府在制定对外资企业的法律法规非常严苛，外资企业尽管小心翼翼，也很难做到完全合规。很多外资企业抱怨印度是“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税务部门总能找到让外资企业多交税，对外资企业罚款的理由。尽管莫迪总理经常向外国资本示好，但外资企业到印度后普遍遭遇“吃拿卡要”。糟糕的营商环境迫使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退出印度，或者缩减在印度的经营，如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汽车巨头福特、日本铃木汽车等，更不要说受到印度特别打压的中国企业。根据印度官方数据，在过去七八年中，有超过2000家跨国公司撤离或暂停在印度的业务。

不能充分利用外资，不但让印度失去高速增长的动力，也限制了印度本土企业竞争力提高。

第三，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上升使印度难以获得国际大市场和大规模产业转移，时代大环境不利印度发展。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保护主义盛行。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再认可“自由贸易”，而是转向了所谓“公平贸易”，不仅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也对欧洲、日本、韩国等盟国发动了贸易战，即使是美国战略上要拉拢的印度也没有放过。

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强调“供应链安全”和“制造业回归”，鼓励美国企业在国内生产产品，采购本国产品。欧盟和日本都担心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经济“去实向虚”。美日欧的“供应链安全”考虑，可能会吸引部分进口和代工订单转移到印度，但欧美发达国家强劲的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和制造业回归这样的时代大趋势，意味着印度很难获得美欧日的大市场和大规模制造业产业转移，而这是过去日本、中国等快速发展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

即使是印度引以为傲的“服务外包”产业都曾被特朗普指责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没有国际大市场和大规模制造业转移，单靠印度国内市场和制造业积累，印度制造业和印度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四，印度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尚无法匹配其超越中国的雄心。过去一百多年，世界上能从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晋升为发达经济体、能实现“赶超型”或“跨越”式发展的经济体，都有鲜明的政府主导色彩。政府的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能不能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印经济总量和人均的差距不大，从过去三十年印度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看，政府能力欠缺正是印度经济被中国拉开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是改革推动力弱，征地、劳工和统一税制是被历史政府公认的最重要的三项改革，但由于执政党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恶性权力斗争，这三项印度各党派都认为应该改的改革却步履艰难。2017年，莫迪政府才成功地实现了商品与服务税(GST税改)改革，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改革成就，是莫迪政府的重大政绩。另外的征地和劳工制度改革何时能实现多大程度的改革仍然是未知数。

印度政府以行政效率低“闻名”世界，但印度政府又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设置了大量审批和许可制度，严重地拉低了印度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但要通过改革提高效率太难。所以，莫迪上台后，推行类似“减政放权”的政策，大量取消和简化审批，一定程度上为印度企业松了绑。但“许可”是印度普遍腐败的行政官员们谋求私利的重要途径，很多能牟利的“许可”要取消不容易。

印度差不多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这被认为是促进印度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然而，由于印度的基础教育差，直到今年印度人口的文盲率仍然高达30%，女性文盲率更是接近40%，包括碱农村及贫困地区的青年。要把文盲和教育程度低的青年劳动力培训成合格的流水线工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根据一些同时在中国和印度经营的跨国公司的经验，一个中国工人的效率可以抵得上三到四个印度工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印度廉价劳动力优势。

但印度政府为青少年提供有质量义务教育的能力，为青年劳动力提供职业培训的能力都没有跟上。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应用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廉价劳动力越来越难以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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