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一步扩大、国企仍将占主导地位”是此次三中全会确定的两项经济核心成果。这两个议题——政府和经济的关系以及消除中国经济发展根源的困惑——是将三中全会代数变成经济政策算术的关键。

 

　　中国国企的规模，加上其有能力利用政府决议维持投资水平，确保了中国没有遭受相当于大萧条或东亚债务危机式的经济放缓。

 

　　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经济决定是明确的。公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以一词之变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公报同时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但公报也指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在此框架内健康发展，例如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这两项决定把注意力放在更具体地研究政府和经济的关系与澄清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驱动力的方向。一些更详细的决定，例如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则将在这两大经济核心框架内展开。

 

　　可以这么说，三中全会勾勒了中国经济定性框架——代数。本文的目的是为审视其中所蕴含的“算术”——分析不同经济因素的相对权重。因而，要阐明这些问题就需要在三中全会决定框架内作分析。

 

　　维持国企为主导地位的决定将保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因而中国生活水平也将能继续保持一个相对快速增长的态势。西方曾经历的严重经济衰退或放缓，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或者1997年后东南亚经济增长减速，都是拜固定投资严重下降所致。而私企主导西方和东南亚经济体，这导致他们没有机制来遏止这一局面，因而造成其经济急剧放缓。

 

　　中国国企的规模，加上其有能力利用政府决议维持投资水平，确保了中国没有遭受相当于大萧条或东亚债务危机式的经济放缓——相对于西方政府只能运用财政和货币工具，中国经济管理模式更强大。中国将维持国企的主导地位，因而将会避免西方式的投资下降，从而也同样消除了中国陷入西方式的严重衰退的威胁。这也使中国具有动用经济增长定量资源和改善生活水平的能力。下文将详细分析这一点。

 

　　尽管国企占主导地位具有决定性优势，但国企也具有众所周知亟待解决的效率缺点。这就涉及到“市场化”的作用——提高效率的作用。

 

　　市场在三中全会总体框架内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因为与人类的需求相比，一些领域的经济资源仍然不足。例如，发达经济体的医疗保障基本上是依据需求而非金钱作分配。正如三中全会再次强调的，中国还没达到发达经济体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市场是经济资源主要分配手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但很明显，市场不是只有一种形式，而是至少有三种基本形式(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完全竞争市场)。每一种市场形式都需要不同的政府关系。

 

　　·垄断市场：投资成本巨大的铁路、电网等领域，要创造竟争是不可能的，因为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生产规模和成本太大，仅靠国内市场销售是无法做到有利可图的，如大型民用飞机生产；或者固有政治原因垄断，如警察和部队；

 

　　·寡头垄断市场：由少数超大型企业主导的银行，汽车，航空，电信等领域。此种垄断市场是现代生产的主要形式——仅2000国际企业的营业额就相当于全球GDP的50% 。现代国际竟争是这种大型国际企业之间的竟争。事实上，这些国际企业甚至可能是垄断他们本国经济的生产商；

 

　　·完全竞争市场：由大量小生产商主导的市场(餐馆、理发师、旅游业等领域)。

 

　　除这些基本的市场形式外，也有必要把时间因素考虑进去——不同的回应速度。例如，金融市场数秒内的变化可能影响深远，改变逾十年的商品供应——金融市场的动荡变化非常之快，远快于生产经济发展变化。

 

　　因而，如果有人称“市场只有一种形式，且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单一的”，那么显然是具有严重误导性的。

 

　　事实上，对于不同的市场形式，实施同样的行动会直接造成自相矛盾的后果。缺乏控制的垄断必然会导致溢价和效率低下的灾难性后果——完全垄断市场就需要政府高强度的干预。但如果政府干预竞争激烈的完全竟争市场，其结果只会让价格更高，效率更低下。

 

　　归纳市场就需要精确研究不同行业的市场形式。简单来说，三种不同形式的市场需要三种不同的政府关系。

 

　　·垄断市场需要政府严格控制——因为尝试规范私人垄断的国际历史经验表明，这从本质上来说是做不到的。从根本上来说，有效控制垄断有赖于公有制。

 

　　·寡头垄断市场需要政府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合作以及私企和国企的经常竟争。后者让国企具有相对不同的优势权重(固有成本较低是由于国企不需要支付分红给私人业主，借贷成本较低是由于有政府担保)，私企(所有权和管理之间的联系更直接)则要经受市场的检验。

 

　　·完美的竟争市场最好是由私企提供，政府的作用应该主要是完善市场竟争(提供更好的市场信息，改善所有企业要利用的基础设施)和提供所有企业所需的竟争性投入(例如日益提高劳动力教育)。

 

　　如果不具体分析这些不同形式的市场，效率最大化就不可能会实现。要想成功实现效率最大化，决定性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将三中全会代数转化为算术。

 

　　这直接涉及到第二个关键问题：如果中国首先发展成为“小康社会”，然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源将是什么？中国一些媒体上呈现的关于此议题的讨论相当混乱，这表明过去三十年的国际经济计量学研究并未被中国吸收。因而，有必要阐明事实。

 

　　有时候部分媒体认为：当中国成为更发达经济体，“质量”增长将会取代“数量”增长——生产力和效率的提高将会取代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想法根本是在混淆视听。事实上，当一个经济体成为更发达发济体时，所发生的会与此想法恰恰相反。

 

　　这种观点混淆了投入增长在经济发展成果质量(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好的环境质量等)提升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越发达，效率提高对其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就越小，反而是投入数量的增加对其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就越大。说起来有点矛盾，但事实确实如此：当产出质量越高，投入数量就越重要。

 

　　一方面，“追赶”的优势众所周知。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在不带来发展成本的情况下利用技术成为更发达经济体——因而，技术发展可以帮助“落后”经济体发展更快速。但这仅是经济发展总过程中“资本密集型”阶段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特征一——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越大，经济就会发展更迅速。

 

　　中国部分媒体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经济越发达，投资的作用就会越下降，“效率”的作用将会越增加。因而，这样的观点与事实相悖。因为中国经济越发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会越增加，效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将会越下降。

 

　　下附的图表有助于阐明过程。图表所示的是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术语里一般被称为“效率”)在发展中经济体、世界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对GDP增长的贡献百分比。

 

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百分比

　　可以看出，资本投资增长对发达经济体、世界、发达经济体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2%、53%、57%；劳动力投入增长(包括工作时间和教育水平)对发达经济体、世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9%、30% 、32%。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增加)对发达经济体、世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仅为19%、18%、11%。一国经济越发达，质量对其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会越下降，“数量”对其经济发展的作用则会越增加——那些相信截然相反观点的人不过是不了解经济发展的真相而已。

 

　　如果我想吸人眼球，我完全可以这样说：对经济发展而言，数量比质量更重要。我不如此说的原因是，这可能会让大家对于“当产出质量越高，投入数量就越重要”的说法感到困惑。

 

　　相应地，这也折射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市场化”的作用被强调的关键原因。效率只是统计术语里被看作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不重要的。在发达经济经济体里，经济增长比重的11%是源自于生产率的增长，发展中经济体的这一比率更高。但是，假如一个合理的生产率效率能维持，包括对外国竟争者开放经济，那么从统计学上来说，维持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部分应是怎样增加投资和劳动力的投入。

 

　　此外，中国经济越发达，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就越将发挥决定性作用，生活水平也将能随之相应提高。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对于“对经济发展而言，数量比质量更重要”作的概述可能太过于笼统，但有必要记住这一好想法。

 

　　对中国而言，“劳动力”部分的算术等式清晰易懂。其劳动年龄人口已不再扩张，未来也将会下降。基本上，所有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将不得不来自于劳动人口的教育和技能改善。幸运的是，中国过去逾六十年一直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教育。而且，通过市场化和其他措施，尤其是开放经济同国际竟争，是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效率的。但如上图所见，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最小。而且，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比重还将会下降，因为中国将成为更发达经济体。但经济算术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能不能维持中国正迈向更发达经济体所需要的庞大投资。

 

　　三中全会建立了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框架，也建立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代数”。在此框架内准确理解经济发展算术将是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经济政策成功的关键。(来源：新浪财经专栏　本文作者罗思义系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