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25日观察者网微信公众号。

　　【近日，媒体报道称苹果总裁库克表示，将着手在印度市场开设“苹果生产线和研发以及服务”，虽然观察者网已经发布陈经的文章予以辟谣。但各界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外迁的担忧仍然存在。据印媒此前报道，富士康也有意在印度买下1200公顷土地，建造新的工厂生产iPhone。

　　中国正在多方鼓励创新，期望在某些领域弯道超车，占领国际科技最前沿。不过，罗思义赐稿观察者网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依然不应放弃成本创新的巨大优势，这一优势目前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超越国际同行的核心优势，也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关键。】

　　创新无疑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但中国一些媒体在讨论此问题时往往不能抓住重点，搞不清“成本创新”与“产品创新”两种不同类型创新战略的区别。

　　华为、万向集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IMC)与其他中国公司遵循“成本创新”战略，成功赢得国际竞争力；苹果则是遵循“产品创新”战略。

　　搞不清这两种类型创新的区别，可能会导致中国制造的发展策略遭受挫折。比如，印度近来试图吸引富士康等公司搬迁到该国，以与中国竞争制造基地——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近来访问印度引起了该国极大的关注。

　　从基本的经济角度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成本创新”与“产品创新”这两种不同战略的区别。当生产率提高时，有两种途径可以提升竞争优势：

　　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同样的产品。技术、物流、管理等创新，可用于生产同样或者类似质量但价格却较低的产品——国际上称之为“成本创新”。

　　比如，华为或小米等智能手机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并不优于苹果，但他们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拥有同苹果类似的功能但价格低得多，即性价比更好。

　　第二种战略则是价格保持不变，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加优越。这是苹果所使用的战略——不是以较低的价络竞争，而是维持较高的价格，寻求引进新且优质的产品。这一过程称之为“产品创新”。

　　经济基本面决定了“成本创新”，在一个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的主导战略。

　　“成本创新”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的主导战略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5年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5%；按照当前汇率计算，中国2015年的人均GDP则仅为美国的14%。

　　中国能生产优质产品，就认为很快就可以抢占“技术前沿”美国的地位，是不切实际的。

　　经济冒险主义总会带来挫折。比如，忽视成本创新的重要性，转而寻求产品创新的虚幻战略，将会给中国的竞争对手印度等国创造机会。

　　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如此重要，所以我特摘录我的新书《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之第八章《为什么苹果选择在中国制造iPhone》以飨读者，为大家分析两种基本的创新战略。

　　为什么苹果选择在中国制造iPhone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对其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由于劳动分工造成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性及其生产率乘数，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跨越某个或某些经济发展阶段。本章旨在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分析这个最基本的趋势。正如本书所示，在经济发展诸“索洛要素”中，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最不重要的要素，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8%，而劳动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分别为30%和53%。

　　数据还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降低，它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仅为11%。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降低的原因比较清楚，下文将对此加以分析。

　　结合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降低的趋势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呈上升趋势，而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则呈下降趋势。这对中国的经济战略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

　　采取提高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力质量之类的措施，只能减轻但不能完全克服中国因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造成的劳动投入减少。由于劳动投入减少以及因此造成的经济发展“索洛要素”在数量上的减少，中国只能依靠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进而实现繁荣。

　　鉴于本章的探讨重点是全要素生产率，为避免烦琐，除非另有说明，下文中的“生产率”均是指“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体现为劳动或其他形式的生产率。

　　转型过渡期：投资和生产率是中国的优势

　　为了解中国向发达经济体过渡即渐趋繁荣的总体过程，下表（表8-1）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诸要素，并以若干经济体类型作对比。为完整起见，表中所列作为对比的经济体类型除发达经济体外，还包括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亚洲外发展中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平均值，但就此处探讨的问题而言，发达经济体才是最重要的比较对象，因为中国的目标是从目前的发展中经济体过渡到发达经济体。

　　下表再次证明了上一章分析的观点，即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在劳动投入年均增长率方面呈现出来的是劣势而不是优势：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投入年均增长率为0.7%，而中国仅为0.5%。

　　因此，在中国的“开放性”经济体系中，中国的决定性优势，即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决定性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率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

　　中国的固定资本年均增长率为5.8%，比发达经济体高4.5%。

　　中国的生产率增长率为2.7%，比发达经济体高2.5%。

　　如第7章所分析，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4%。对于中国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优势，第6章已经进行了分析，本章旨在考察分析中国的生产率变化趋势。

　　上表（表8-1）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主要趋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该表中的数据与表6-1中的数据使用了不同的指标，但反映了同样的趋势。现将其明确表述如下：

　　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2%，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9%。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2%，高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7%，非常令人瞩目。①

　　将表6-1与表8-1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低于发展中经济体。正如上文所述，这一规律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有直接的影响：随着中国逐步向发达经济体过渡，其生产率增长将会变得缓慢，生产率增长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下降。

　　后发优势

　　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原因从经济学角度是很容易理解的，简而言之，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经济学家林毅夫将这种“后发优势”视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基石，他总结道：

　　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新技术时，能够借用或改造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这样一来，就把自身的落后转化成了优势。而发达国家则必须站在全球科技前沿，因此需要持续投入巨额资金从事新的研发活动，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以几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实现技术创新。②

　　这一经济真相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和下一阶段的经济战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4%、德国的29%、日本的34%、韩国的36%。③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中国采取最成功的经济政策，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消除这个差距。

　　不同国家间的人均GDP差距是与它们之间的技术差距联系在一起的。

　　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全球科技前沿还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据其具体国情，一如既往地成功吸收源于较发达经济体的技术仍有巨大意义。

　　为避免误解，这里有必要指出，上述分析仅代表一般情况。

　　事实上，在某些特定领域，包括政府实行政策倾斜并投入巨量资源的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和与此相关的空间技术领域，中国有可能极大地缩短甚或消除自身与最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

　　事实上，中国在其人均GDP逐渐接近发达经济体进而在科技方面逐渐接近全球科技前沿的进程中，能够而且必将在某些民用行业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不可能对所有的技术行业实行政策倾斜并投入巨量资源，中国人在科技天赋上不可能比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更强或更弱，这意味着，鉴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就大多数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仍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奋力追赶前沿科技。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创新？

　　中国在不同领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这一经济现实决定了对中国极其重要的创新形式。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都会谈到，必须将“创新”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但没有真正从经济学意义上对其做出明确的界定，于是出现了多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创新”概念，造成了一些混乱，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明确的分析。

　　考察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其创新进而对其企业与经济战略的影响，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从经济学原理角度做出分析。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可采用两种方式将其转化为更大的竞争优势：

　　用更低廉的价格生产同样的产品。④

　　产品价格保持不变，但产品质量提高。

　　至于哪种方式更富有成效，这与国家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直接关系。最发达经济体因其必然处于科技前沿而得以推出改良产品或新产品，因而它们在推出新产品时，能够采取“价格不变，产品改进”甚至推出“全新产品”战略。⑤

　　苹果公司就采取了这一战略。该公司长期保持其产品价格不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提高了价格，同时不断生产更优质的产品。苹果公司的战略并不是削减新产品的价格，因为他们有过前车之鉴：

　　他们曾对较廉价的iPhone5c采取过这种办法，但那基本上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苹果公司的战略体现在持续推出品质有极大改进且在同类新产品中独占鳌头的产品，如iPod、iPhone、iPad、AppleWatch等。因为苹果公司依靠推出改良产品或全新产品保持其竞争优势，故人们将该公司的“价格相同，品质改进”战略贴切地称为“产品创新”。

　　苹果公司之所以如此成功，恰恰是因为该公司完美体现了美国这个处于全球科技前沿的经济体，赖以保持其全球领先地位的产品创新战略。

　　2015年11月7日，一名研究人员在位于西安的实验室内向记者展示光子集成芯片。光子集成芯片是通过我国自主研发的光电子集成领域技术制造的芯片，可实现对传统集成电路的“弯道超车”。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但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与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不少经济行业暂时无法弯道超车，进入全球科技前沿。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有能力将“产品创新”作为其主要的短期或中期政策而加以推行的观点有点冒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采取的战略必然是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更确切地说是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在质量上具有可比性的产。

　　在下文即将阐述的真正经济学意义上，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主要战略仍然是“成本创新”，即综合利用技术、管理和物流等方面的能力和优势降低成本。这是有助于中国实现繁荣的切实可行的创新之路；幸运的是，这条创新之路是足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

　　上述基本的宏观经济现实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那种认为中国可以靠引进一个iPhone、Google搜索引擎、Twitter等决定性新产品，并将其作为短期或中期创新战略的观点是一种经济乌托邦主义，会误导中国偏离其实现繁荣的实际途径。

　　另外，因为中国没有实现这样的“产品创新”，而对中国横加指责，就是一种纯粹的经济乌托邦主义和战略“空想”。中国必须，至少在短期内，必须以华为、小米、三一、万向、中集和其他一些公司为典范的高度成功的战略为主导，即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质量上具有可比性的产品。

　　为避免误解，有必要指出，上述分析仅代表一般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引进新产品，甚至也不意味着中国企业非常娴熟于对领先产品的渐进性改进，其本意只在说明中国要想在未来期间的国际竞争中胜出，中国仍然必须将“成本创新”而不是“产品创新”作为创新的主要形式。

　　现以众所周知的小米公司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早在2015年，小米公司就已成为世界上最被人看好的业界新秀，但直到今天西方仍有人愚蠢地指责小米公司“模仿苹果”，甚至嘲讽小米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军在服饰和新产品发布会方面也刻意“模仿苹果”。⑥

　　实际上，小米公司在利用社交媒体、密集安排产品销售等方面实现了对产品的大幅度渐进性创新。小米公司相对于苹果公司的决定性优势是价格，即以更低廉的价格推出具有可比性的产品。小米公司之所以如此成功，完全是因为它将根本性的成本创新与渐进性的产品创新结合起来，这是该公司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做出的正确选择。⑦

　　在苹果公司创始人、被视为美国高科技行业象征的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之际，发生了一场讨论，有些人将中国没有出现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的人物归咎于“刻板”的教育体制，这种看法是非常肤浅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中国科技行业在产品创新方面达不到美国的水平是因为中国的人均GDP不及美国的1/4，无论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多大的变动，无论怎样鼓励学生的“创造性”，都不可能短时期内扭转这一现象。只有中国的人均GDP大体上与美国处于同等水平时，中国在产品创新方面的能力才能大体上与美国处于同等水平。

　　现根据历史资料说明这个问题。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计算出的购买力平价，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1%，⑧在与美国相比较方面，与1951年的日本或1982年的韩国地位相当。当时的日本和韩国与中国目前的情况相似，农业人口不再占主导地位，已逐步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在随后的十年里，日本和韩国戏剧性地取得了钢铁、造船、建筑设备等中度科技行业的领导地位，这也正是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上述行业与日本和韩国所处的按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而日本和韩国在上述行业的成功最终使它们得以跻身于繁荣社会之列。

　　1951年的日本或1982年的韩国因其人均GDP与美国差距很大，在“产品创新”方面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基于同样的理由，那种认为今天的中国在“产品创新”方面堪与美国相比的观点还为时过早。中国要实现繁荣，就不能依靠那些根本不可能的经济空想，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经济规律办事。

　　什么样的创新是有决定意义的？

　　既然靠引进新产品系列以进行“产品创新”，不能成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其竞争优势并逐步走向繁荣的主导形式，那么，中国应采用什么样的创新形式？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应采取完全可靠的、强有力的、经实践检验效果良好的竞争战略，保持价格和价值方面的优势。

　　但中国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这种竞争战略不可能采取“低价格、高质量”的做法，因为在产品质量既定的情形下，低价格是以低工资为依托的，但正如第2章所述，按全球标准衡量，中国已经不再是低收入国家。

　　中国的人均GDP高于世界上许多国家，这一事实体现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工资比较上。这里不妨回顾一下第2章的内容：中国普通的工厂工人日均工资为27.50美元，而印度尼西亚为8.60美元，越南为6.7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工资是印度尼西亚的3倍、越南的4倍。

　　因此，中国现已没有基于低工资的价格优势或竞争优势。中国的价格和价值优势必将越来越多地依靠技术创新、管理能力和其他非工资优势。也就是说，在产品质量（高价值）既定的情形下，只能通过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发展和创新而不是通过低工资来实现低价格。

　　在中国未来期间，这种“成本创新”仍然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关键。

　　中国在“成本创新”方面的实力

　　最初，一些西方分析人士没有认识到上述宏观经济原理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影响，因而严重低估了中国在上述成本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致使不少西方企业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吃尽了苦头，好在这种错误观点现已得到根本性的纠正。

　　丹·布莱兹尼茨和迈克尔·默夫里合著的《奔跑的红色女王》是研究中国成本创新能力的最重要的西方著作之一，他们对西方人在这方面的早期研究有如下评论：

　　搜寻众口相传的“真正”创新的产物，即那种类似于硅谷的新兴产品创新型行业基地。如果他们发现了这种基地，就会宣布……创新政策是成功的；如果没有发现，他们就会危言耸听地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但在现实中，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创新行为不仅体现在全新的技术和产品的开发方面，而且至少同样程度地体现在创新成果的传播、应用以及渐进性、组织性和流程创新方面。⑨

　　因此，“对中国来说，在创新的其他方面表现卓越是其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有：中国……形成了在科研、开发和生产链诸多环节创新方面令人敬畏的竞争能力，这些环节的创新与许多新兴产品创新一样，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创新能力不仅体现在流程（或渐进性）创新，还体现在生产组织、制造技艺和技术、交付和设计方面。⑩

　　现代西方研究目前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竞争优势，成本创新是中国企业能够胜出且在实际上已经胜出的必不可少的领域。中国远非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善于“创新”，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成本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

　　西方对中国“成本创新”实力的分析研究

　　由于西方企业在践行成本创新的中国企业面前遭受过严重的挫败，中国企业的成本创新实力成为西方人深入研究的对象。

　　以中国在成本创新这一关键领域的实力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主要研究成果值得强力推荐者甚多，不乏论证透辟之作，现聊举数例：曾鸣和彼得·J·威廉姆森合著的《龙行天下》；丹·布莱兹尼茨和迈克尔·默夫里合著的《奔跑的红色女王》；查尔斯·杜伊格和基思·布拉德舍的《苹果为何不救美国？》；维杰伊·戈文达拉扬和克里斯·特林布尔合著的《反向创新》；彼得·马什的《新工业革命》。

　　上述著作从企业层面上进行了广泛研究，内容具体详尽，可视为本书所阐述的宏观经济过程的佐证，也是了解有关竞争战略的重要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西方分析人士与在中国人成功创新的凌厉攻势下吃过不少苦头的西方企业接触颇多，比中国的某些媒体评论人士更了解中西方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现实，因为中国的这些媒体评论人士往往出于政治动机，动辄不恰当地从意识形态角度指责中国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全球市场的竞争趋势。

　　本章旨在将上述个案研究成果置于本书探讨的基本的宏观经济过程框架下，以便二者相互印证。

　　对于中国企业在各行业的迅速崛起，第10章将加以分析，本章仅探讨创新方面的竞争战略，意在表明上述企业研究所分析的经济过程受上文阐述过的基本的宏观经济力量的制约，从而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宏观经济力量的确实存在。

　　国际价值链中中国的位置

　　提高生产率的最强大力量，即包括国际劳动分工在内的劳动分工，与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成功推行成本创新创造了机会。

　　这是因为现代全球行业结构鲜明体现了亚当？斯密分析过的不断增强的劳动分工过程，构成了丹·布莱兹尼茨和迈克尔·默夫里等人分析过的趋势赖以形成的事实依据。他们指出：

　　得益于全球服务与商品生产环节的变化，中国目前的创新体制从中期和长期角度来看是可持续的。全球化造成了工业和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的碎片化。

　　从第5章分析过的宏观经济过程可以预料到，全球劳动分工的发展将继续深化：

　　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出现了广泛而迅猛的生产活动碎片化（又称分解化、分散化或模块化）过程。这意味着商品的生产和服务不再以位于某个国家的等级森严的企业为组织模式。企业日益将其业务活动分割为规模小且相互独立的模块并将其分包出去，甚至分包到海外。这一碎片化过程改变了国际经济体系，使不同地区分别专门从事某特定行业中某特定环节的生产活动。

　　全球化劳动分工进程还将沿着宏观经济理论预测的方向继续下去：

　　即使硬盘驱动器之类的组件和子组件也被分为若干相互独立的环节，并将其分散到全球不同地点生产。

　　现就全球化中的生产活动碎片化过程聊举一则对中国有借鉴价值的实例：世贸组织发现，在一款普通的美国轿车中，仅有37%的价值是在美国实现的，另有30%来自韩国，17.5%来自日本，7.5%来自德国，4.0%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台湾，2.5%来自英国，1.5%来自爱尔兰和巴巴多斯。

　　从这里可以看出，非美国企业对一部美国汽车价值链的贡献率为63%；在该汽车生产链的许多环节，成本创新可产生竞争优势。再举一个“高端市场”实例：一款德国制造的豪华轿车，其价值的2/3是在德国境外产生的。

　　再看一下电子行业：苹果公司是电子行业市场覆盖面最广的大公司之一，如按总市值衡量，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截至2012年，苹果公司直接雇佣员工6.3万人，其中4.3万人分布在美国，2万人分布在海外。但全球有70万人受雇于苹果公司的承包商，相当于苹果公司直接雇佣员工人数的10倍以上，他们几乎全部分布在美国境外。

　　苹果公司的生产活动在中国最终完成。正如杜赫格和布拉德舍在其详细的研究论文上所指出的那样：

　　尽管因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所有iPhone都包含数百个零部件，预计90%是在海外制造的。先进的半导体来自德国和中国台湾，存储器来自韩国和日本，显示屏和电路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芯片组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这些零部件都是在中国组装到一起的。

　　可将国际劳动分工推动下的全球化生产过程，与上一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福特式”大规模生产的20世纪典型模式相比较，该模式以单个的公司甚至工厂为基本经济单位，内部实行等级森严的垂直性管理，最极端的例子是金属从一端投放进去，汽车从另一端开出来。

　　但在不断增强的全球化劳动分工推动下，该模式日益被无数专业性生产者取代，这些专业性生产者参与最终产品的生产和创新，从而形成“分散性创新网络”。

　　与汽车业相比，这一趋势在电子行业和高科技行业的许多领域表现得更加深入，其常规模式不再是集成化，而是彻底的模块化生产。正是这种新型生产模式为中国企业跻身于成品和中间产品生产方面不断增强的国际化劳动分工提供了机会。正如我们早已分析的那样，中间产品是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也是国际贸易的最大组成部分。

　　中国在制造业许多领域体现了不断增强的劳动分工，已成为世界上的创新领先者。正如丹·布莱兹尼茨和迈克尔·默夫里就中国企业的能力断言：

　　美国企业以前就有这种旨在从事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和创新能力，但即使在其全盛时期，美国生产体系也是集中于大规模生产，不能灵活地在同一地点的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此类系列产品。目前，这种超级大规模灵活生产能力是中国特有的。

　　对中国的低估

　　西方人曾严重低估中国企业锐意创新以取得低成本竞争优势的能力，许多西方企业在其中国竞争对手的凌厉攻势下遭受严重挫败。

　　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利用不断增强的国际劳动分工首先打入全球价值链最低端，然后通过成本创新并利用全球价值链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性，逐步进入附加值较高的行业。中国企业的上述做法正是中国实现繁荣的必经之路。

　　曾鸣和彼得·J.威廉姆森合著的《龙行天下》现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他们在这部著作中，对上述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那些低估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中外人士都应当好好地研读一下这部著作。

　　为对上述过程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本人强力推荐读者研读曾鸣和威廉姆森的这部著作，下文大量引用其中的内容，以便从企业层面上证实这个宏观经济过程。

　　曾鸣和威廉姆森分析研究的一个鲜明个案是万向公司。万向公司是世界上领先的汽车万向节供应商，目前正迅速向多种汽车零部件供应业务扩张。当万向进入全球市场时，从福特汽车公司分离出来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即占据行业龙头地位的伟世通公司对其不屑一顾，根本不将其视为竞争对手。

　　万向公司将其早期战略集中于从技术和成本方面对汽车万向节进行持续改进。万向节是汽车制造中的关键零部件，是一种典型的中间产品。万向公司采取技术改进和降低成本并举的方针，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万向节供应商。

　　万向公司始终坚持技术改进，早在其初期阶段就取得了来自美国当时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席勒集团的订单，这是万向公司接到的第一份外国订单。1998年，万向集团在竞争中彻底击败了席勒集团，席勒集团主动要求万向公司收购该集团，仅开价1900万美元。

　　万向公司在进入行业价值链时只经营一种零部件，经过艰苦努力，截至2005年，已接收、建立或吞并了8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38家公司。而伟世通公司因其股票沦为废纸而被纽约证券交易所从上市公司中除名，最终申请破产。（21）

　　万向公司继续向价值链上游挺进，并为此收购美国公司。到2012年，万向公司通过竞拍方式收购了A123公司的资产。A123公司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开发技术的基础上成立的美国高科技电池制造厂家，2010年获得了美国能源部2.49亿美元的拨款。（22）

　　美国有人反对让万向公司收购这样一家高科技公司，但这项交易终于在2013年1月得到批准。（23）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万向公司的这一系列行动完美体现了这样一个宏观经济过程：依靠中间产品进入价值链，实现大规模生产，借此向价值链上游发展。

　　曙光公司是从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分离出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高性能计算机生产商，是曾鸣、威廉姆森和其他人士分析过的另一个经典实例。（24）

　　确实，曙光公司的一位主要设计师对成本创新给出了堪称经典的概括：

　　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极力降低成本。这是我们采用的集群技术最大的优势……如果走美国的老路，[中国建立信息社会]将花费人民币10万亿元，因此我们不可能这样做。可广泛普及的低成本高性能计算机是第一个优势。我们必须确定适当的措施，以大规模降低产品成本，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25）

　　或者正如曙光公司总裁李国杰指出：

　　实际上，低成本就像高性能那样，也需要高科技创新。低成本并不是靠压低投入成本，而是靠卓越的技术。（26）

　　曙光公司最初采用的是进口的处理器，但为追求成本创新，他们开发出了自己的母板、编译程序和UNIX操作系统改装版。他们认识到，在计算机性能改进效果中，有50%归功于处理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加大了这一领域的研发力度，取得了很大进展，以至于他们无须借助最新型的处理器就能达到世界一流的性能。他们始终坚持低成本与高效能并举的方针，取得了相对于外国竞争者的巨大的成本优势。（27）

　　到2010年，曙光公司生产出了运算速度居世界第二位的超级计算机。（28）

　　在西方最知名的中国企业成本创新的例子是华为公司。华为公司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通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公司在向价值链上游发展的进程中不遗余力地推进成本创新。奥萨瓦和摩泽尔在其《中国创新机器的崛起》中对其做出了如下概括：

　　从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中，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简称：华为)的年度研发支出从3.89亿美元增至54.6亿美元，增长了十四倍。

　　周跃峰(Peter Zhou)在2000年走出大学校门后就进入华为工作，当时该公司的上海研究所只有几百名员工，挤在一个办公室里。每个周三晚上下班后，周跃峰都和其他年轻的工程师一起“充电”学习，有时还使用美国的大学课本做教材。

　　如今已经晋升华为无线设备业务高管的周跃峰回忆道，当年的华为和西方企业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我们就像学生。

　　但奥萨瓦和摩泽尔断言：

　　但过去十年中，华为在通讯设备市场上击败了诺基亚公司(Nokia Corp.)、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 SA)等西方竞争对手。周跃峰说，取得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华为工程师们使用软件升级无线网络的创造性方法，摒弃了以往那种更换所有硬件元件的高成本方式。

　　从上述最初的技术突破开始，华为不断提高其创新能力，向附加值更高的技术领域挺进。

　　华为目前在上海设有研发中心，在职工程师10，000多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拥有计算机科学学位。在移动通信行业部署速度较快的第四代通信网络时，华为已经着手开发第五代通信网络技术，可望在2020年左右完成。（29）

　　成本创新不仅对中间产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最终产品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中国国有企业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以下简称“中集集团”），曾鸣和威廉姆斯以及其他人士曾对其进行过分析。1996年，中集集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生产商。（30）

　　中集集团置身于全球集装箱行业，面临着无情的成本竞争：全球集装箱价格从1995年的2，850美元下降到1999年的1.300美元。中集集团首先在本国市场确立了自身的地位，然后进军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是通过压低工资，而是通过在原材料采购、运输、生产绩效标杆管理和国际融资方面进行创新，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由于进行了上述创新，中集集团将原材料成本降低了33%，制造和管理费用降低了46%。中集集团有如此强大的成本创新能力，以至于当西方竞争者为了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而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后，依旧达不到中集集团的低成本生产水平。（31)

　　中集集团的技术创新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用比较便宜的经过热处理的钢而不是铝材制造集装箱。

　　高质量木材在集装箱总成本所占的比重通常为15%，中集集团用人造品取代了上述木材的四分之三，从而降低了成本。

　　中集集团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线规模，将从制造一种模型转向制造另一种模型的时间从20分钟缩短到5分钟，从而能以较低的价格制造较多种类的模型。

　　由于上述方法的采用，中集集团于1996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干货集装箱生产商。1997年，中集集团建立了自己的大型研发中心，从而降低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随着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中集集团加大了对研发领域的投入，投入金额超过任何竞争对手。

　　因此，英国的克莱夫史密斯考利公司打算对折叠式集装箱进行革新时，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与中集集团竞争，只能通过出售其60%的股价给中集集团以获利。（32）

　　中集集团在特种集装箱制造方面也体现了同样的创新能力。为进入冷藏集装箱生产领域，中集集团通过技术许可方式从德国格拉芙公司购买了一条冷藏集装箱生产线。中集集团将其引进到国内后，对其进行了四次改进，使之在技术和成本方面都超越了其竞争对手。

　　中集集团取得了市场主导地位。到2005年，格拉夫公司破产，中集集团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77项专利，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技术水平。（33）

　　制造业总体实力

　　成本创新不仅与技术有关，还与管理能力有关。这体现在万向、曙光、中集集团始终不遗余力地坚持成本创新方面。丹·布莱兹尼茨和迈克尔·默夫里特别强调，在不断增强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推动下，中国定能将其在成本创新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发扬光大，不断提高其成本创新能力。他们指出：

　　中国从组装这个最简单的环节入手，得以跻身于IT行业全球生产网络，并围绕生产、物流、渐进性改进和第二代创新等方面发展起多方面的能力。如果生产领域没有出现空间碎片化分布格局，中国将不得不发展自己缺少的众多能力，以远远超过其经济和金融资源或其政治体制允许范围的规模进行投资。（34）

　　这恰恰表明中国有能力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吸收外国的技术和技能，本章早已指出，经济理论表明这种做法对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创新方式。（35）

　　苹果公司的iPhone

　　上文详述了成本创新的种种体现，在本章行将结束之际，再举一个特别先进的案例。

　　我们知道，中国的“成本创新”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其符合宏观经济规律；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竞争战略必须是创造价格/价值优势，而不是依靠低工资，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劳动者收入增加造成的成本压力，也就是说，只有这种竞争优势才能在中国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下得以持续下去。

　　杜赫格和布拉德舍对苹果公司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出色地得出了这一结论；饶有趣味的是，这一结论竟然是由美国人做出的。（36）下文将大量引用该论文的内容，但本人建议读者研读原文。

　　对于杜赫格和布拉德舍的分析研究，英国《周刊》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给出了恰当的总结。这篇文章有一个自我解释性的标题“为什么苹果公司在中国制造iPhones（和其他各种产品）”。文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有哪些美国缺少的东西？”，接着给出了答案：

　　太多了。中国有更多中等水平的工程师，有更灵活的劳动力供给，有瞬间就能加速生产的庞大工厂，中国还向科技型企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现在，整个供应链都在中国。”苹果公司的一位前高级管理人员曾对英国《泰晤士报》杂志说过这样的话。“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对门那个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那个工厂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你要的螺丝钉有点不一样？那得等三个小时。”（37）

　　杜赫格和布拉德舍具体说明了中国的决定性优势不再是低工资：

　　学者和制造业分析人士认为，劳动力在技术型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很小，雇佣美国劳动力也不过相当于每个iPhone的费用增加了65美元。鉴于苹果公司每个手机的利润往往高达数百美元，从理论上说，即使在本国生产也能给苹果公司带来丰厚的收益。

　　但进行这种计算……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美国制造iPhone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雇佣美国人，而是需要改变美国和全球的经济。苹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认为，苹果公司之所以将其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是因为具有该公司所需技能的工人太少，或具有足够速度和灵活性的工厂太少。38

　　上述现实决定了苹果公司的生产战略。

　　“对库克先生来说，亚洲有两件事值得重视，”一位苹果前高级高管说道，“亚洲的工厂可以按比例随时增加或减少，亚洲的供应链已经超过了美国。”

　　杜赫格和布拉德舍以苹果公司怎样应对iPhone中一个具有潜在破坏性的问题为例，形象地分析了中国的优势。这个事件有助于形象地说明中国的真实竞争优势，现将其详述如下：

　　2007年，距决定iPhone上市前一个多月，乔布斯先生将几名副手召集到一个办公室中。几周来，他的衣兜中一直装着这款手机的一个样品。.

　　乔布斯先生愤怒地举起他手中的iPhone并将其置于恰当的角度，以便在场的人都能看到塑料屏上的数十道划痕——当时在场的一位人士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接着，他从裤兜中拿出一把钥匙。

　　他说，人们把手机放在衣兜中，也会把钥匙放在衣兜中。“我不想卖这么不禁划的产品。”他绷着脸说。唯一的办法是用不会被刮花的玻璃屏。“我要换成玻璃屏，而且要在六周内做到完美。”

　　一位高管离开会场后，立即预订了前往中国深圳的机票。乔布斯先生要求完美，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中国是这位高管的唯一目的地，其原因在于当乔布斯先生要求尽快换成玻璃屏时：

　　多年来，手机制造商一直不肯使用玻璃屏，因为玻璃屏要求的切割和研磨精度很高，这非常难以做到。苹果公司选定美国康宁公司生产大面积的强化玻璃板。要将这些玻璃板切割成数以百万计的iPhone显示屏，就需要找到一家有空余生产能力的精密切割厂，数百块供试验用的玻璃，一批中等水平的工程师。单是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就要花一大笔钱。

　　苹果公司的问题用下文所示的方法得到了解决：

　　一家中国工厂发来了投标书。苹果公司的人员前往这家中国工厂实地考察时，厂主正在建新的厂房。经理说：“这是为了预备你们真的把合同授予我们。”苹果公司的一位前高管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这家工厂的仓库里堆满了准备随时向苹果公司免费提供的玻璃样品。厂主委派的工程师随时听苹果公司调遣，几乎是免费服务……“这家中国工厂最终揽到了这批活儿。”

　　达成合同后的iPhone生产情况是：

　　苹果公司在最后时刻重新设计了iPhone显示屏，这家工厂只好对其装配线进行彻底检查和改造。新的显示屏样本在将近午夜时到厂……这家工厂在96个小时的时间内每日生产1万个iPhone显示屏……“他们的速度和灵活性令人瞠目结舌，””这位高管说，“没有一家美国工厂比得上他们。”

　　从本章介绍的诸案例可以明显看出，没有任何一个案例显示中国的优势体现为低工资。中国的实力在于其技术和管理能力较高，可确保生产环节的低成本、高速度和高度的灵活性。

　　中国的创新实力

　　基于上述分析，很容易对创新方面的趋势加以总结。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声称中国“不善于创新”，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上的错误。

　　他们误认为创新只有一种类型，即保持现有价格不变，推出更优质的或全新的产品；事实上，这只是“产品创新”，创新还有另外的表现形式，这种将生产创新与创新等同起来的观点从基本的经济学观点来看是完全错误的。

　　随着生产率的增长，完全可以通过技术、管理和其他技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产品，这就是“成本创新”。在未来几十年内，这将是对中国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创新形式。

　　中国远非“不善于创新”，恰恰相反，正是在对中国发展极其重要的领域，中国是世界上最善于创新的国家。

　　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成功发展取决于其“成本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应将“成本创新”作为基础性要素纳入目前正在酝酿并行将确定的项目或计划，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鉴于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4%，鉴于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消除这个差距，鉴于在完全消除这个差距前中国早已达到很高的生活水平，在未来几十年内，“成本创新”将是中国繁荣之路的关键所在。

　　注释：

　　〔1〕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数据也印证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有效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低被认为间接地反映出投资效率低。

　　〔2〕林毅夫，2012年，第236—240页。

　　〔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计算。

　　〔4〕当然，这意味着实际价格，即经通胀调整后。与适用于实体产品一样，同样适用于服务。

　　〔5〕苹果公司即是这种策略——价格通常高于竞争对手的最佳范例。

　　〔6〕这种混乱的典型范例见舒曼2015年所著《中国2015年将重演日本式危机》。

　　〔7〕详细的分析见罗斯《小米或苹果——中国的两个创新战略》，2015年。

　　〔8〕这里的计算采用了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因为其数据可以追溯至1950年。世界银行最新数据，采用200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出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

　　22.4%。因此利用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不会使得根本局势产生重大差异。

　　〔9〕布瑞茨内兹与默弗里《奔跑的红色女王：中国的政府、创新、全球化和经济发展》，2011年，第8—9页。

　　〔10〕同上，第4页。

　　〔11〕同上，第231页。

　　〔12〕同上，第15页。

　　〔13〕曾鸣与威廉姆森《龙行天下：中国成本创新如何颠覆全球竞争》，2007年，第43页。

　　〔14〕蒂默、洛斯与罗伯特？斯特尔《反思竞争力：全球价值链革命》，2013年，第15页。

　　〔15〕杜伊格和布拉德舍《苹果为何不救美国？》，2012年。

　　〔16〕同上。

　　〔17〕德瑞克、克拉莫与林登，2008年。

　　〔18〕布瑞茨内兹与默弗里《奔跑的红色女王：中国的政府、创新、全球化和经济发展》，2011年，第197页。

　　〔19〕伟世通的亚太区采购部主管表示：“伟世通并没有把万向作为竞争对手……我们明确地将其视为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曾鸣与威廉姆森《龙行天下：中国成本创新如何颠覆全球竞争》，2007年，第44页）

　　〔20〕曾鸣与威廉姆森《龙行天下：中国成本创新如何颠覆全球竞争》，2007年，第44—45页。

　　〔21〕同上，第59—64页。

　　〔22〕同上，第3—14页。

　　〔23〕同上，第3—14页。

　　〔24〕同上，第3—14页。

　　〔25〕布瑞茨内兹与默弗里《奔跑的红色女王：中国的政府、创新、全球化和经济发展》，2011年，第197页。

　　〔26〕杜伊格和布拉德舍《苹果为何不救美国？》，2012年。

　　〔27〕《美国周刊》，2012年。

　　〔28〕杜伊格和布拉德舍《苹果为何不救美国？》，2012年。

　　〔29〕同上。

　　〔30〕同上。（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