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由岑少宇翻译，刊于6月8日观察者网。

中国目前正在按照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确定的框架，对国有企业（SOE）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决心是：“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中国将国有企业视为其经济的核心，这一事实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区分开来的关键的结构性特征。

中国经济体系的增速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三十多年，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探讨：中国的国企与其更优越的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为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产生了更佳的经济表现？引发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指明应该如何改革。

在微观和宏观经济领域，国有企业都给予了中国明确的优势。第一项微观经济上的优势是，国有企业没有私人业主，无须向私人股东支付股息。股息在西方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大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西方会被支付给私人股东的股息，在中国则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进行投资。西方私人股东将部分股息用于消费，国有企业则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投资水平。由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提升了中国经济的表现。

国有企业的第二项微观经济优势是，国家以及国家支持的公司，可比私人公司以更低的利率借款，因为它们的风险较小。

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方面的优势，甚至比微观经济方面的更大。在私人经济中，没有自动机制能确保将公司利润——技术上讲是储蓄的一种形式——转移到生产性投资中去。凯恩斯的比喻很有名：“个人于今日决定储蓄时，只表示他决定今日少进一餐，他不一定同时决定把今日所省下的钱，留待一周以后进餐之用。”

私企不将储蓄用于投资，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上也正是这样运作的。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美国公司并没有将全部的利润进行投资。美国公司的经营性盈余已大幅上升，从1980年占国内总收入（GDI）的20%上涨到2013年的26％，同时美国私人固定投资从1979年占GDI的19％下降到2013年的占15%。尽管利润上升，但投资下降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企业不断把现金堆成“金山银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着。到2013年年中，美国非金融公司持有的现金达15000亿美元。
不从事投资的美国企业，不仅通过分红，而且通过股票回购将钱转移给股东。2014年，美国标准普尔500家公司花了95％的营业利润购买自己的股票或分红。不予投资的后果是，到2013年美国固定资产的平均年龄达到了22年，是1956年来最大的。

正如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BlackRock的主席拉里·芬克所说：“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对那些可向股东提供即时回报的行为做出了响应……而在创新、熟练工和维持长期增长所必需的资本支出等方面投资不足。”美国政府可以呼吁人们更多地投资，但没有什么现行机制来促使私人公司这么做。

相反，中国国企的国有属性意味着，它们可以在需要时被导向投资。这是中国投资水平远远高于美国的一个关键原因。根据最新的可供国际比较的数据，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9％投入了固定投资，美国只有18.9％。

中国直接通过控制国有部门投资的能力，还创造出比西方经济体更强大的对抗危机的宏观管理工具。《华尔街日报》指出：“大多数经济体可以拉动两根杠杆来支撑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则有第三个选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以加快投资的流动。”

这种通过国有部门设定投资水平的能力，是中国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表现远胜美国的关键原因。从2007至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9.9％，而美国仅为8.2％——中国的经济增速几乎是美国经济的10倍。

但是，如果国有企业总体上给了中国巨大的优势，那么新的改革又旨在解决什么问题？一个个的问题是有不少，但要把它们置于基本的经济语境下才能充分理解。

中国过去的错误在于，认为国有企业不光具有经济效益，还有社会功能。国有企业提供的不仅是就业，还有社会保障，如住房和医疗保健。

为什么这是错误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提供此类服务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成本——削弱或消除了它们借贷成本较低、不必向私人股东支付股息的优势。

其次，有效的管理需要专业化和焦点。公司管理人员需要集中精力让企业高效运转，而那些提供社会保障的企业却也需要专注于后者。试图同时兼顾，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法最有效率地完成任何一件事。国有企业应通过缴税来提供社会保障，而不是直接管理。因而有必要把这一旧制度的残余淘汰掉。

在改革中要确保主要资产划在上市公司名下，借助这一手段，可以按纯粹的经济功能厘清国有企业的边界，并执行财务纪律。在近期对一家主要的国有企业——上海电气集团的重组中，就遵循了这一原则，资产从未上市的母公司转移到了上市子公司。

竞争也能有力地刺激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而非单纯国内的角度去理解它。这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个特点。先举一个例子，中国之前有两家国有铁路机车企业——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理论曾认为它们的竞争会刺激效率的提高。

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高速列车的全球竞争方面，中国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国际化的。即使两家公司合并，其323亿美元的营业额也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的西门子，它的营业额达到了965亿美元。而且，中国制造商还面临着日本子弹头列车和加拿大庞巴迪的竞争。因为从全球而非国内的视角去理解竞争，中国便正确地合并了两家企业。

这还涉及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全球数据清楚地表明大企业比小公司有更高的生产率。大企业在美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美国的生产力优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关键原因。美国就业人口的45％是在员工数量超过250名的公司内，相比之下欧盟只有33%。

但是中国有10万家以上国有企业，它们需要整合。在目前人们所讨论的提议中，规模最大的方案是将112家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合并成30-50家，这是正确的方向。这应该是中国更广泛的公司合并的一部分。举个例子，中国有十余家主要汽车制造商，比起美国的三家，它们没什么竞争力。

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垄断。竞争刺激效率的提升，但在一些领域根本无法操作——通常是因为投资成本高得无法想象，不可能引入竞争体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竞争性的电网或地铁系统。

面对自然垄断，最不需要的就是“市场解决方案”。垄断者的市场行为已得到了充分的认识——价格过高，质量低劣。自然垄断需要一个“反市场的解决方案”——维持国家所有，施加严格的管理，克服其采取市场行为的倾向。这是有必要培养一批训练有素、坚韧顽强的国企管理者的关键原因。

反腐败斗争是其中一个方面。2014年，70名国企高管接受反腐败调查，2015年仍继续开展了此类调查。但必须为高效率的国企管理者建立一套整体机制。

总体而言，笔者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在国企经理的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众所周知，邓小平指出，在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按劳分配”。他重新叙述了马克思的思想。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严格来说，管理人员是高技能工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虽然媒体制造了种种神话，但绝大多数大公司都是由经理而不是“企业家”——公司的拥有者来管理的。这些经理人享有如此高薪的原因是，他们的工作需要超乎常人的技巧——所做的决定可能涉及数十亿美元。

新加坡的机制最符合“按劳分配”。经理人获得高薪，但受制于透明度，并受到像工人一样的对待——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雇。因为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精熟和不腐败的管理机制，这样做符合经济原则。

然而，这种国企经理应获高薪的观点，与中国目前的机制并不吻合，可能极不受欢迎。（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