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7月30日观察者网。

 

      虽然中国和印度民间投资也增长缓慢，但政府投资快速增长（逾20%）弥补了民间投资增长的下降。

　　美国也发表了剔除通胀因素后的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美国民间投资同比实际增长2.2%，政府投资同比实际增长6.4%。两组数据指明了一个结论：与中国和印度不同，美国政府投资增长不足以弥补民间投资的下降。

　　事实很明显，中国和印度政府投资快速增长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美国政府投资增长较慢，与经济增长缓慢之间亦存在相关性。

　　政府投资的作用

　　逻辑很清楚：是政府投资快速增长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倚重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缓慢之间存在相关性的因果关系，是政府投资的快速增长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而不是相反。政府投资直接受政府管理，不会受市场力量的影响。中国和印度政府均已明确指出，他们对增加政府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决策很谨慎，而美国则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反对政府投资。

　　中国在今年年初有计划地启动了数个项目的政府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

　　五月份，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拟重点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303项。其中，2016年项目131个，2017年项目92个，2018年项目80个。

　　众所周知，2015年底至2016年初，中国经济一直呈放缓趋势。所以，这轮政府投资的快速启动，并非为缓解GDP增长下行压力的临时之策，而是一个稳定经济形势、防止经济衰退的深思熟虑的措施。

　　在印度，莫迪政府任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研究员、著有《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的作者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为首席经济顾问。

　　2014年10月萨勃拉曼尼亚甫一上任便明确表示，政府投资是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关键。他的主张受到印度财政部长阿伦贾特里的明确支持。

　　然后，印度顶级经济思想家所作的一系列报告也对此表示支持，比如印度一家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印度2040发展路径规划。对该报告的出炉亦有贡献的还包括规划委员会成员普罗纳布森与苏米特拉乔杜里、前首席经济顾问阿什克拉希瑞、前财政部秘书瓦苏迪瓦、前财务委员会成员斯里瓦斯塔瓦、帕尔塔查特吉与乔治马修等等。

　　报告总结道：“公共投资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目前基础设施支出约占GDP的6%，同比增长率应提高至9%，从长远、可持续性角度来看应提高至8%。”印度政府投资快速增长在数据上得到了体现。也即是说，印度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是完全有计划和经过深思熟虑的。

　　然而，在美国，其意识形态奉行“国有=坏、私有=好”。基于此，现在美国拒绝重大的政府投资，美国当然也不具备这样的制度安排——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使其有能力快速启动政府投资。

　　我在我的新书《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第十六章《“看不见的手”不好用》，对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严重阻碍美国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当然，美国一直试图忽悠其他经济体推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国有=坏、私有=好”这样的政策。

　　较小型经济体也适用

　　中国和印度无疑是最重要的例子，但除此之外，政府投资政策在其他经济体也取得了显著成功。比如，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指出：

　　“在非洲，埃塞俄比亚是过去十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自2004年以来，该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0％，并因此实现了贫困状况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显著改善。该国资源较为贫乏，并未像其它许多非洲国家那样从大宗商品繁荣中获益，其经济自由化进程和体制改革也并未像世界银行和其他捐助者一贯建议的那样扮演主要角色。

　　这一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大幅增加公共投资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占GDP的5％，到2011年的19%，增速全球排名第三。埃塞俄比亚政府发动了一场预算支出高潮，修建公路、铁路、电站，以及一项令大部分贫困农村地区生产力显著提升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这些支出一部分来自国外援助，另一部分则来自引导私人储蓄向政府提供资金的非常规政策（如融资管制）。”

　　他也对拉丁美洲的情况指出：

　　“至于拉丁美洲，玻利维亚是稀有矿产出口国，在当前商品价格低迷时期还不至于爆发危机。在拉美总产出萎缩（约0.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的背景下，该国2015年全年GDP增长预计将保持在4％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源自于公共投资，而总统莫拉莱斯也将此认定为本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从2005年到2014年，玻利维亚的公共投资总额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率增加了一倍多，从6％提升到13％，而政府则计划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提高该比例。”

　　中国“新常态”与世界“新平庸”的关系

　　回到中国“新常态”与这些趋势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速将从1978年后9-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中国之所以进入“新常态”的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极为缓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将这种全球“新常态”称之为“新平庸”（newmediocre）。

　　中国经济放缓远不及西方发达经济体严重。如上文所述，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人均GDP增长6.2%。这一增速是欧盟的近4倍、美国的近5倍、日本的20多倍。从2007-2015年，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5%，日本为0.2%，欧盟为0.1%。

　　毫无疑问，西方经济体增长极为缓慢的原因，是由于其固定投资增长率极低。事实上，2015年经合组织地区发达经济体的整体固定投资水平，仍低于其2007水平！

　　正如上文分析的美国案例一样，经合组织地区经济放缓的原因是政府投资未见快速增长，不足以弥补民间投资增长停滞或下降。相反，中国和印度则通过快速增加政府投资，从而实现更高的增长率。

　　政府投资在中国和全球“新常态”中的作用显而易见。

　　结论：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都要用好

　　事实显示，全球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显而易见：

　　政府投资增长率较高的主要经济体（如中国、印度）经济增长率较高；

　　政府投资增长率较低的主要经济体（如美国）经济增长率较低。

　　这些趋势也解释了印度近来实现经济加速增长、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原因。印度打破了“华盛顿共识”所奉行的“国有=坏、私有=好”的教条，利用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印度任命中国通为首席经济顾问，靠拢中国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偶然的。

　　这些全球事实对中国制定经济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讨论，具有显著意义：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所采取的增加定向的政府投资的政策显然是正确的；

　　正如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经验证明，纯粹依赖于民间投资的政策几乎不可能成功。

　　当然，为什么不刺激民间投资？经济发展有其现实的因素——正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所一再强调过民间投资的下降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消费拉动增长的错误理论。但全球趋势的分析也清楚表明，政府投资将会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当中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全球实际趋势也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早前的经济讨论中所提出的，“中国经济要取得成功，就要同时用好‘看得见的手’和‘得不见的手’”，这是正确的。这和给西方经济带来极大危害的“国有=坏、私有=好”的教条相对立。

　　这一经济事实显然具有政治意义，这会使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更为重要。作为一个非中国公民，讨论这样的政策并不合时宜。但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投资发挥着关键作用。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而言，加强投资作用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非常关键。

　　当然，在全球范围内，“政府投资是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因素”的事实，也令奉行“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者深恶痛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自由主义者不愿意讨论这一事实，而是更喜欢说一些与现实无关的千篇一律的空话。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教条与现实脱节，它和全球经济发展事实不符，与经济理论有关的内容也是错误的。但关于这些经济理论的最基本错误的分析，需要另写一篇单独的文章。因此，本文将仅论述与这些教条无关的事实。

　　中国的经济政策不是关乎一个大学课堂的学生是否获得真知，而是关乎13亿人的命运。如果中国采用“国有=坏、私有=好”的错误经济理论，那么将损害中国经济，进而损害13亿人的福祉。如上文所分析的，在当前全球大环境下，这种损害可能会立竿见影，而且特别严重。（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