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月17日中国网。

　　习近平主席是第一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的中国国家主席，此行比过去受到了更多的媒体关注。《金融时报》外交专栏作者吉迪恩·拉赫曼写到：“习近平一定会是今年论坛的巨星。”

　　这件事很好理解，因为中国对经济开放和全球化的明确支持与美国侯任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及英国“脱欧”公投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全球化问题上，美国已经到了一个拐点。从二战到奥巴马时期，每一任美国总统都至少在口头上表示拥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而特朗普则打破这一传统，扬言要对墨西哥和中国分别征收35%和45%的关税。他还威胁要征收“边境税”，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威胁美国公司不让其在墨西哥投资等等。另外，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实质意在遏制中国，但特朗普对它的背弃也使得美国更像一个不可靠的谈判伙伴。

　　不管下一步如何，我们已无法百分之百确定美国会继续支持全球化。这一构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已不再扎实牢靠。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现在只有中国对全球化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变化将中国及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直接影响。其它国家深知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习主席的达沃斯之行备受国际关注。

　　大量研究证明，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和发展速度成正比。二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几乎每个国家的国际化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29年到1939年间的全球经济碎片化，当时全球遭遇了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

　　从理论上讲，经济开放的好处早在200多年前就有论述。亚当·斯密在现代经济学的扛鼎之作《国富论》开篇第一句就写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基本上都是分工的结果。”在现代经济中，劳动分工已经走到了国际分工的阶段。各国在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各具优势，这使得全球供应链能保障生产力的成本效益。想要让一国经济完全自给自足会降低生产效率。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不仅会遭到其它国家抵抗，也会殃及自身。一方面，这会增加本国消费者购买进口产品的花费。另一方面，这会限制出口市场，增加本国生产商的成本。世界四分之三的市场和95%的消费者都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因此其保护主义政策无法逆转全球化趋势。

　　德国、巴西、澳大利亚和泰国的潜在市场分别有95%、97%、98%和99%在海外，保护主义对它们比对美国危害更大，所以它们自然欢迎习主席对全球化的支持。

　　时常有媒体称“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抬头”，但这种说法太笼统，不够准确。在一些欧洲国家，保护贸易的民粹主义党派支持率的确在攀升，比如法国玛丽·勒庞的国民阵线党和德国的德国选择党，但这些党派都不是执政党，也不大可能组建政府或参与制定国家政策。只有在美国和英国，保护主义势力才真正上了台，或者能够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德国和澳大利亚，都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表示反对。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表示“看到了保护主义倾向”。虽然她没有点名道姓，但大多数人都知道她意指美国。因此，当习主席在达沃斯公开表示支持开放经济和全球化时，大多数国家都会公开或私下表示同意。

　　维持全球经济开放不仅对政府重要，对全球民众也至关重要。全球化给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众带来了巨大好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受益。过去30年里，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4个国家是中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经历了全球最快的提升。全球脱贫人口中，83%来自中国，2%来自越南，只有15%来自资本主义国家。

　　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国家也从全球化中受益。莫迪总理领导下的印度向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靠拢，经济增长也很快。一些非洲国家也因全球化而取得了6%到8%的年增长率。

　　英美由于没有改善民众生活而出现政治危机，转而走上贸易保护主义道路。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比16年前低，不平等趋势扩大；英国民众的真实收入增长在过去8年陷入一个世纪以来持续最长的衰退。但这些都不是全球化导致的，而是由里根和撒切尔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成的。走贸易保护主义道路注定是一条死胡同。

　　习主席的达沃斯之行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化的支持，这与中国本身的利益相关，同时也符合其它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共同利益是合作的最坚实基础。这也是习主席达沃斯之行受国际关注的原因所在。（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