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John Ross）系前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9日观察者网。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重要角色，一个外国人试图从中国人的角度对他的遗产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是不可能也不合时宜的。但毛泽东的不朽名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对中国有独特的意义，而且一经问世就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因此，在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之际，我将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分析他的国际影响力，仅以此文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当然，因为我不是中国人，即使我用尽洪荒之力，我的分析也会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错误。但不管怎样，希望大家会对此感兴趣！

　　中国的西方敌人对毛泽东的荒谬攻击

　　我作为一个西方人写纪念毛泽东文章的第二个原因，是出于一种责任。毛泽东对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事实显示，其成就的总体影响亦是如此正面，西方的中国敌人知道，他们要试图削弱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就必须系统性地捏造对毛泽东的评价。一些西方作家领到的一项肮脏任务就是颠倒黑白，即歪曲事实。

　　比如，西方刻意推销的《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一书作者冯克（Frank Dikotter）就据此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人间地狱”。事实是，与共产党无瓜葛的严谨学者、或者机构如世界银行指出，毛泽东时代创造了人类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预期寿命增速。

　　这一事实特别重要，因为长寿是人类的普遍愿望，平均预期寿命是众所周知的衡量人类福祉的最佳指标，它概括了收入增加、良好的医疗保障、环保等所有正面趋势，也包括贫困或污染等负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因此，此处不再赘述。但笔者有必要在此作出补充说明，本人是邓小平经济政策而非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尽管如此，如果不了解1949年至1978年改革之前所取得巨大的社会成就，我们仍可能会被误导。事实上，这些成就也是人类历史上由一个大国在类似时期内所取得的最伟大的社会进步——改善数量众多且占世界人口很大比例的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条件，这是以往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做到的。”

　　“预期寿命大幅提高的这段时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同时，人们也开始针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并清楚地证明‘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假性……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去世（1976年）的这27年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31岁，也就是说每年增加超过1岁。”

　　“相比之下，在印度取得独立27年后，印度人的预期寿命只增加了19岁。因此，中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成就非但不是负面的，而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之一。”

　　与随意篡改历史的那些人不同，邓小平与他的家人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但他对毛泽东的评价非常客观，他也坚决反对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而是着眼于这段时期的整体发展轨迹——证明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当然，我们需要明确指出，1978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极其优越，但我们不应低估改革前所取得的惊人社会成就。习近平对中国1949年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成就作出了准确的评价：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正如我在《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指出：

　　“外国人由此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得到中国人民广泛支持的原因——抛开诸如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等成就，而只是从预期寿命这一事实来考虑。如果有人能够让你多活31年，那么毫无疑问，他值得人们尊敬！”

　　总之，试图诋毁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整体记录，不过是西方拙劣的反华宣传谎言之一，即试图歪曲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

　　中国获得民族独立，终结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外国列强践踏的历史，这样的最佳评语，来自于一个中国人而非外国人。但笔者永远记得一个意料不到的评价——一个国民党成员，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结束外国对中国干涉的肯定：“没有谁能夺走这份属于他们的荣耀！”

　　历史与现代阶级力量的现实划分

　　相当荒谬的是，试图诋毁毛泽东作用的西方人，并没有见过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在正式场合会见了许多国家元首。因此，那些在非正式场合获毛泽东接见过的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才可能最具价值。事实上，他们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本人，意味着他们是曾参与中国非常重要事务的人物，或者他们具有独特的历史敏锐度，或者被毛泽东本人视为非常重要的人。

　　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至关重要角色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对毛泽东很感兴趣，是人所共知的。美国伟大的黑人领袖迪布瓦（W.E.duBois）是在美国反华达到高峰时到中国与毛泽东会面。拉美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深受拉美人喜爱的人物切·格瓦拉（Che Guevara），于上世纪60年代与毛泽东就民族资产阶级和拉美的其他政策问题进行探讨时指出：“我们一向崇拜毛主席的军事战术。”

　　但如果把毛泽东仅视为一个其思想与当前无关，或者仅与中国有关的历史人物，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思想当然仍然是中国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但稍加思索就会明白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之外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领导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让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中国在世界史上拥有前所未有的历史地位，与其人口规模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全球标准，苏维埃俄国1917年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和发达经济体。列宁对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情况作了非常重要的总体分析，但作为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必然更加侧重于相对发达的国家——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毛泽东是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并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人。自然地，毛泽东思想的许多特征完全适用于特定的中国，但正如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提醒我们，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83%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因此，除了中国特色外，毛泽东是成功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在占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领导人。这自然会使得他的理念符合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利益。

　　毛泽东思想在拉美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与众不同，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提条件。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理念是在中国当时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的情况下提出的。

　　这一理念也成功运用在了其他国家，比如社会结构与中国类似的越南或者成功推翻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所谓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但正如下文的分析所示，“‘农村包围城市’应用于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的拉美国家”的说法，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

　　但就发展中国家社会力量的基础分析而言，毛泽东绝对是对此提出具体阐述的第一人。毛在其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第一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此文是毛泽东于1925年写成，与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前所写的另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相互呼应：“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毛接着分析道：“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下文将对这种分析方法的一般意义与其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的适用性，进行论述。但社会力量分析，仍然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

　　我有幸与拉美左翼人物，比如查韦斯进行过政策讨论。我当时指出，拉美应向中国学习——当然，我并非指全盘照搬中国的政策，而是应学习毛泽东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和借鉴中国1978年后的经济改革。

　　正如拙文《世行数据中隐藏着一个秘密》分析所示，借鉴中国最多的那些国家比如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不仅成功赢得了了爱国斗争，而且也成为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拉美左翼最近一直忙于搞社会运动。但自查韦斯逝世后，拉美的许多（并非所有）势力频频犯错，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借鉴中国，也即是说他们没有充分学习毛泽东的分析方法，也没有充分借鉴中国1978年后的经济改革。

　　拉美犯的许多错误要么是由于左倾错误，在爱国斗争中不寻求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要么是由于右倾错误，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领导社会运动的最有力的力量。

　　不得不提的是，上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位人物——毛泽东和切？格瓦拉进行交流时，关注的重点是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力量和阶级的作用——同样的问题在毛泽东1925年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提到过了。

　　我在与拉美的爱国力量交流时更加强化了我的这一结论——当然，当前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会不同于1926-1976年所面对的具体情况，但毛泽东所概述的社会力量分析方法，仍然会是发展中国家战略分析的基础。

　　毛泽东思想与经济学问题直接相关

　　虽然毛泽东是在发展中国家世界里，演绎出一套策略理论的第一位伟大人物，但如果认为毛泽东思想仅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就是一个错误。我将从我自己的专业（中西经济学研究）角度，运用看似与毛泽东思想无关的经济学和统计学，举例说明毛泽东思想不一定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我也希望通过这些方法，举例说明研究毛泽东思想与研究中西当代经济学问题直接相关。

　　有必要说一下，在我研究马克思之前，我求学时的主要关注领域是欧洲和德国古典哲学。这对我后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非常有用，因为马克思是从研究和批判黑格尔所代表的传统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他自己的理论的。因此数十年前我第一次阅读毛泽东作品时，特别关注他的主要哲学作品《实践论》和《矛盾论》。

　　《矛盾论》是从引用列宁所著的《黑格尔“哲学史讲义”一书摘要》笔记，以及列宁的名言开始的。但因为我已知道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列宁对此的述评，所以我一眼就发现毛泽东的重要作品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的。

　　“主要矛盾”理念并不是在黑格尔、马克思或者列宁理念基础上形成。当然，这也有一个对应的哲学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确定主要矛盾有助于确定“朋友”和“敌人”之间的界限，因此分析社会势力问题，是反对谁和与谁结盟或者有可能反对他们——毛泽东的分析方法适用于1949年之前，也适用于1949年之后。

　　毛泽东指出，要确定主要矛盾，就有必要研究各种形势和特点：“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

　　这一点也是由列宁在其1917年1月所著的《统计学与社会学》一文中明确提出的。这篇文章应该是所有经济学家必读书目，因为它可以带我们更贴近当前社会的主题：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我们应当设法根据准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可以作为依据，可以用来同今天在某些国家中被恣意滥用的任何‘空泛的’或‘大致的’论断作对比。要使这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而且是完全合理的怀疑，即怀疑那些事实是随意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

　　毛泽东与列宁的分析相吻合，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些“卑鄙的勾当”可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许多文章中看到。他们不断通过选择一些传闻或者个例宣扬“中国的投资效率低下”等完全错误的说法——全部的数据显示，他们的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毛泽东强调分析所有事实和矛盾的必要性，在这方面，列宁也是如此。

　　现在让我们继续分析毛是如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运用这种方法的。首先是确定主要矛盾，然后直接定义“谁是人民”：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对人民阵营作进一步区分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数值加权，一个数字就代表人民阵营不同势力的权重——左倾的错误是不团结“人民”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但工人阶级更重要，因此要让他们发挥主导作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相对小一点。意即“工人阶级是主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领袖”。或者正如习近平所说：“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

　　因此，毛泽东在这些段落中进行了量化分析——他不仅分析了所有的力量，而且对他们间的不同权重进行了划分，而不是用个别的例子断章取义，隐瞒情况的真实特征。他的这种方法也适用于任何经济分析。

　　当然，这种分析也与毛泽东所指的“四人帮”和其他歪曲马克思的左派夸大分析完全相反。当然，邓小平也分析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如文革等，他强调道：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唯物主义。如果我们不能从事实中寻求真理，我们所有的会议将只不过是空谈，我们永远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他是中国的特殊作品

　　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有机会访问延安，特别是毛泽东曾题字的延安中央党校。幸运的是，我做到了，我今年曾与人大重阳的同事一道到访了延安。

　　确切地说，中国人民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影响了中国。但全世界都可以阅读毛泽东的作品。所以，我试着用外国人的视角分析他们对现代现实不可或缺，以及毛泽东的分析方法适用于全世界的原因。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独有的产物。但通过分析其在当代爱国主义斗争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或者分析它正确的经济学统计方法，而不是从新自由主义者口中出现的荒谬传闻，我希望解释为何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扩展至中国之外，以及其与当代问题具有直接相关性的原因。

　　这不会改变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这一事实。只有中国人能够充分了解他的遗产和他的思想。作为外国人，只了解他的部分精髓思想，但已经相当于收获了一份大礼。

　　毛泽东是中国的一个特殊作品——他的遗产是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成就和他的分析方法也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