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6月8日新浪网。

　　美国最新经济数据证实，美国经济已经陷入缓慢增长模式。这一结果给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不仅将影响中国，而且也将导致美国国内陷入政治动荡。

　　美国缓慢增长模式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几乎没有什么国际问题比美国经济趋势对中国经济战略和地缘政治战略更重要。因此，准解分析美国经济趋势对中国至关重要。对于这样严肃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大影响，乐观主义亦或悲观主义都非美德。前者会导致低估美国增长形势，后者则会导致高估美国增长形势。唯有现实主义才是美德。

　　所以，本文将依据新近出炉的美国GDP数据进行分析。结论显而易见：基本说来，美国已经陷入缓慢增长模式，而且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是几年。

　　引人注目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15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将低于1929年大萧条后的15年间的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一旦了解这些，就会明白部分中国媒体宣称的“美国正进入快速增长的新阶段”的说法，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至于详细的原因，请见下文分析。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必然对中国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导致美国国内政治持续动荡。正如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坛所发生的：

　　特朗普违背共和党意愿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并违背大部分美国主流媒体的意愿赢得总统大选；

　　自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政治当权派内斗得不可开交，白宫频发泄密事件，特朗普罢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美国国会调查特朗普亲信， 《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美国主要媒体抱团频频攻击特朗普，以逼迫后者改变政策或者下台；

　　民主党内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最多支持的信奉社会主义的总统候选人，他差点将民主党当权派心仪的另一候选人希拉里斩落马下。

　　因为美国经济缓慢增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国内的剧烈政治冲突和紧张局势不会一下子结束，而有可能会继续蔓延。

　　至于这种形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正如近来召开的G7峰会上所示的美国与德国等传统盟友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形势，本文结尾得出的分析结论是，中国对特朗普政府持建设性态度显然是正确的，但要对美国增长低迷引发紧张局势、导致形势发生巨变的风险要考虑在内。

　　最后，结果表明，美国与发达国家整体陷入缓慢增长模式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与之相反的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国将首先向小康社会过渡，然后按照世行标准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开创中国发展新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陷入大停滞

　　结合全球背景和美国最新经济数据来看，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极为缓慢。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9年间，西方发达国家年均增速几乎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一样慢，到2017年底其增速还将会大幅放缓。从 2007 -2016年，发达国家GDP仅总增长10.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17年底，发达国家增速将低于1929年之后的同期：2007-2017年发达国家整体GDP总增长12.3%，1929-1939年则为15.1% 。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IMF数据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未来增长率也将远低于1929年之后的同期：2007-2021年这14年间发达国家整体GDP总增长率，将不到1929-1943年这14年间增速的一半——2007-2021年发达国家整体GDP总增长20.6%，年均增长1.3%，1929-1943年则分别为49.8%和2.9%（详见图1）。

　　这些趋势的详细理论分析分别在拙文《 一带一路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拙著《 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有所呈现，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旨在对美国最新数据不会改变其长期趋势这一论据，进行实证分析。

 

 

　　图 1

　　美国GDP增长率呈放缓趋势

　　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2.0%1。鉴于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周期，要评估这2.0%的增长，就有必要将中长期趋势和周期性趋势划分开来。不如此做，将会导致错误的分析和统计失真——与经济周期低谷峰值的比较将夸大增长率，而与经济周期高谷峰值的比较将低估增长率。利用长期移动平均线则可消除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从而得出长期结构性增长率。因此，图2为大家呈现的是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图4则呈现的是短期阶段的比较。

　　图2清楚地表明，美国经济的基本趋势是长期放缓。1969年美国GDP年均增速为4.4% ，1978年降至 4.1%，2002年降至3.2%，2017年第一季度降至2.2%。基本上来说，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长期经济一直呈放缓趋势。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 2.0%，显然并不代表美国经济长期放缓的趋势有所改变，而是印证了这一趋势。

 

 

　　图 2

　　美国人均GDP增长率同样呈下降趋势

　　美国人均GDP增速同样呈下降趋势。图3呈现的是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人均GDP增长率。1969年美国人均GDP增速为2.8% ，1977年降至 2.7%，2002年降至2.4%，2017年第一季度降至1.2%。这同样说明，美国经济长期放缓的趋势没有改变——这再一次印证了上文分析，而且这种长期趋势仍将继续。

　　这一数据清楚地表明，宣称“美国当前经济具有活力是由创新潮拉动”的说法事实上是错误的，这只不过是彭博等美国媒体无视事实捏造的宣传谎言而已。事实上，美国人均GDP增速已降至最低水平。

　　这显然已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人均GDP增速低迷，加上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仍低于其16年前水平——美国收入长期停滞解释了近期美国国内政治的动荡：特朗普横扫共和党众多竞选人意外当选美国总统，近来把美国政坛搅得天翻地覆，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竟然获得民众大力支持而当选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以及美国政治频频爆发的其他尖锐冲突等等。

 

 

　　图 3

　　美国经济中长期趋势与短期态势比较

　　在对美国长期趋势分析之后，对短期经济周期的分析结果显示，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长2.0%；按照7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为2.1%；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为 2.2%。由于受到2009年大衰退的巨大影响，按照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GDP年均增速仅为1.4%，与其他三种算法结果相差甚远。也即是说，美国中长期增长率约在2%左右。因此，由于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短期增长率也会在2%左右。要准确分析美国当前经济周期形势，就应把近来增速与长期趋势进行比较。

　　图4为大家呈现分别按照20年和1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GDP增长率。结果显示，美国2016年GDP增速极为低迷，仅为1.6%，其中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速降至1.3% 。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同比也仅增长2.0%，这与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结果一致，但仍低于20年移动平均值。

　　由于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显著低于中长期平均值，根据均值回归理论，超常低速或高速增长的阶段以后，经济会经历明显向上或向下靠近均值的调整阶段。因此，预计美国短期增速将较2016年有所增长。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统计效应而已，不代表美国潜在或中长期增速将会提升。美国GDP增速开始回升是正常现象-自2016年第二季度1.3%的低点以来，2016年第三季度升至 1.7%，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7年第一季度升至2.0%。

　　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对2017年美国GDP短期增长居功自傲，但这种短期变化只不过是一种正常的统计回归效应，并不能代表美国增速实质上有所提升。只有美国GDP增速获得显著且长久的增长，并拉动了中长期平均增速，才可认为美国经济正在显著增长。美国2017年GDP同比增长2.0%，显然并没有超过美国GDP长期增速均值，而是仍然延续了缓慢增长的趋势，也没有改变长期趋势。

 

 

　　图 4

　　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谈谈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以及评估美国克服这一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统计分析显示，许多因素解释了美国经济的短期波动，这些因素涵盖财政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波动、甚至天气因素。表1清楚地表明，除短期因素外，还有两个因素对美国GDP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美国净储蓄/净资本（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总和）和美国净固定投资。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净储蓄和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超过0.50，远比其他因素重要；按照8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净固定投资和美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更高，为0.72 。

　　就短期框架而言，许多因素与美国短期增长存在相关性，因此这令短期趋势难以预测；就中长期框架而言，美国净储蓄和净固定投资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

　　本文没有必要去分析到底是净储蓄和净固定投资导致美国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导致较高的净储蓄和净固定投资，抑或是第三种因素导致前两种情况发生，这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因此不再展开论述。只不过，这种极高的相关性意味着，如果美国净储蓄或者净固定投资不能大幅增长 ，那么美国中长期GDP增速就不可能大幅提高。正如美国净储蓄和净固定投资变化已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和政治家产生了显著影响，后者也反过来会影响前者。

 

 

　　表1 美国2016年总储蓄数据还未出炉，因此表中数据为1965-2015年数据。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国民帐户核算》表1.1.3、1.5.5和 5.1数据计算。表1 美国2016年总储蓄数据还未出炉，因此表中数据为1965-2015年数据。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国民帐户核算》表1.1.3、1.5.5和 5.1数据计算

　　美国净储蓄长期趋势

　　图5呈现的是1929年以来美国净储蓄/净资本形成的长期积累趋势，相信有助于大家了解美国长期经济发展曲线。鉴于美国经济当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发展历史：

　　1929-1933年大萧条初期，美国净资本形成为负，即美国折旧消耗的资本大于新增的资本。这必然导致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之后，美国储蓄/资本增长率有所上升，二战后则强劲加速，所占经济比重在1965年更是达到峰值。这正好与二战以及随后数十年间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相吻合。

　　1965年后，美国净储蓄/净资本形成占国民总收入（GNI）比重呈稳步下降趋势，并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再次变为负数。鉴于其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美国长期增长也如上文所示呈放缓趋势。

 

 

　　图 5

　　现在分析最新（2017年第一季度GDP）数据是否改变了长期趋势。图6清楚地显示，美国净资本形成并未出现长期复苏。当然，自金融危机最严重时刻（当时美国净资本形成再次变为负数）以来，美国净资本形成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但美国当前的净储蓄额仍低于危机前水平。此外，自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储蓄净额占美国经济比重一直呈小幅度下降趋势——从2015年第四季度的3.3%降至2017年第一季度的2.3%。因为美国净资本形成和美国中长期GDP增长存在强烈的相关性，只有当净资本形成大幅增长的情况下，美国经济才会加速，而这并没有发生。

　　投资必然需要等额的储蓄融资，但美国内用于投资的资源比重并没有提高。

 

　　图 6

　　经济形势对美国内政治的影响

　　现在谈谈经济趋势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因为美国净储蓄源于美国国内资本的创造，美国总经济必然等于消费加储蓄，任何提高美国经济净资本形成的企图，都将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将降低美国民众消费占经济比重。

　　原则上，美国可以在不牺牲美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提高净资本形成/净储蓄水平，比如削减军事支出。从技术经济角度看，军事支出是一种消费形式。因此，削减美国军事支出，可在不降低美国民众生活水平占经济比重的情况下提高美国储蓄。但特朗普政府已拒绝这种政策，他曾宣布将大幅增加军事支出。

　　在美国经济缓慢增长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增加美国新资本形成占美国经济比重的其他措施，必然将导致其在政治上不受欢迎。比如：

　　削减工资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这可以提高企业利润，因此会潜在增加企业储蓄。但这会不得民心，因为这会削减民众收入占美国经济比重；

　　通过削减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政府支出，来削减美国预算赤字（即降低政府储蓄水平），这必然会降低民众生活水平。

　　基于这些政治原因，以及特朗普曾承诺大幅增加军事支出，特朗普政府增加美国净储蓄的努力可能会在政治上不受欢迎，因此存在一定难度。如果美国削减税收，而不相应削减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将会导致美国预算赤字增加，而这实际上将会降低美国净储蓄水平。

　　美国净固定投资长期趋势

　　本节谈美国净固定投资。有必要回顾一下，总投资等于总储蓄2。但美国投资并不一定源于美国国内储蓄，也可借助外国资本/储蓄和外债融资。但正如下文分析所示，这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为分析美国净固定投资基本面数据，图7为大家呈现美国净固定投资的总体历史趋势，其历史模式与美国净储蓄如出一辙。正如所有主要经济体一样，美国新增投资的融资主要来源于国内。历史背景详情如下：

　　大萧条开始时，美国净固定投资为负，即折旧所用的资本大于增加的资本；

　　二战期间，美国净固定投资急剧上升，帮助美国带来长达数十年的繁荣时期，然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开始下降。如图2所示，净固定投资下降导致美国经济长期放缓。

　　美国净储蓄与净固定投资趋势之间的主要区别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净固定投资降至极低的水平，但并未如美国净储蓄一样变为负数。正如下文分析所示，其原因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继续借助外债为固定投资融资。

 

 

　　图 7

　　现在再谈回最新（2017年第一季度GDP）数据。如图8所示，美国净固定投资水平尚未出现根本性复苏。当然，相对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极低水平有所复苏，但仍大幅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鉴于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净固定投资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从目前来看，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加速的基础尚不具备。

 

 

　　图 8

　　美国借助外债/外资增加投资的可能性有几何？

　　上文分析了美国提高国内储蓄所面临的国内政治障碍。但原则上，美国也可借助外债增加投资。那么，美国借助外债/外资增加投资的可能性有几何？

　　从统计学角度来说，要精确分析这一点，就有必要指出，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余额必然与资本项目余额相等，但符号相反，即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数额增加多少，则美国国际收支就逆差多少。图9呈现的是1960-2015年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趋势显而易见：

　　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前，美国国际收支大体平衡。除主要用于支付美国海外军事支出和服务于美国外交政策目的对外援助外，美国国际收支通常是顺差。因此，里根入主白宫前，美国并不依靠，也并不需要大量的净外贷款。

　　里根执政后推行的一项新政是大规模利用外债。可以看到，里根执政期间，美国国际收支急剧恶化——1980年第四季度美国国际收支顺差占GDP比重为0.3%，1986年第三季度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恶化为3.4% 。按照当前美元汇率计算，美国国际收支占GDP比重恶化3.7%，相当于逆差7000亿美元。

　　老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暂时放弃大规模利用外债。随着美国投资的外国融资来源减少，美国净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大幅下降，从1988年第四季度的7.5%降至1992年的4.8%。1990年第四季度/1991第一季度美国陷入衰退，这导致老布什失去民心，进而谋求连任失败。

　　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外债大幅增加， 2005年第四季度美国外债占GDP 比重升至6.3%——如此巨大的债务负担显然不可持续，这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必然迫使美国减少外债。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美国外债大幅减少，资本净流入占美国GDP比重从2007年第一季度的5.3%降至 2009年第二季度的2.5%。美国外债水平基本保持不变-——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第四季度资本净流入占美国GDP比重为2.4%。

 

　　图 9

　　如果美国重拾通过大幅借入外债为投资融资的政策，那么将会对地缘政治产生明显的影响。

　　里根以前，美国是资本净输出国。这意味着，美国当时具有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其可以增加其他国家资本供给，促进后者经济发展。

　　里根之后，美国大规模利用外债为其投资融资，成为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其也减少了给其他国家的资本供给，从而使后者经济增长更为困难。

　　因为从里根时期起，美国就大规模利用外债为其投资融资，以及美国GDP增长与净固定投资之间存在高相关性，美国GDP增长变得强烈依赖外国资本来源。

　　因此，分析特朗普政府/美国是否有能力大规模利用外债作为融资来源，就需要分析哪些国家可以潜在供给美国所需的融资，以及这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特朗普能否实现大规模利用外债？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提高美国国内储蓄水平存在相当大的政治障碍。但美国从其他国家获得资本/储蓄，则会引发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虽然，当一些国家提供资本/储蓄给美国时，是因为他们拥有庞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图10为大家呈现的是各国/地区的国际收支顺差/逆差占2016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比重对比。

　　显而易见，从里根到克林顿时期，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外债持有国。日本的国际收支顺差相当于里根时期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54% ，老布什时期的127% ，克林顿时期的60%。因为日本在重大问题上必须听命于美国，因此即使在损害日本经济的情况下，美国也能迫使日本签定一些不平等条约，驱使日本资本流入美国——就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历“泡沫经济”一样。

　　到21世纪初时，日本自身变得虚弱，也无力再弥补美国很大一部分财政赤字缺口。2001-2008年小布什执政期间，日本国际收支顺差占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比重降至仅24%，不足以满足美国融资需求。但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前日本无力满足美国融资需求，但并没有导致美国发生严重的问题，因为小布什找到了两个另外的国际融资来源，他们是：

　　中东石油出口国——受益于高油价，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27% ；

　　中国——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24% 。

　　美国挖掘这两个新的融资来源，必然需要做出外交政策选择。对美国来说，两者中比较容易对付的是中东石油出口国，他们中的一些国家（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和日本一样，本质上是美国的附庸国。因此，如果有必要，美国可指示/施压他们为美国融资。

　　但中国则不同，中国不是美国的半殖民地，也不会听命于后者。而且纵观小布什任期，他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还算好的外交关系，并未炮制紧张局势。这营造了一个互惠互利的局面，中国也乐于购买美国债券，以求不与美国爆发重大的贸易摩擦或政治紧张局势。

　　但正如图10所示，从2014年年中起，国际油价严重下跌，中东石油出口国从国际收支顺差国变为国际收支逆差国，导致美国借贷形势急剧变化。虽然特朗普中东之行后，沙特送上大礼，但无奈金额太少，即使有用，也无法从根本上影响美国经济形势。唯一拥有规模庞大的国际收支顺差，且能为美国提供大规模借款的国家是中国和德国：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58%，德国为64% 。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从经济角度来看，现在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是中国和德国——虽然俄罗斯对美国地缘政治和军事非常重要，但经济层面不是。美国经济要想复苏，就唯有借助外债，这需要中国或德国或自愿或被迫大幅增加对美国的资本供给。这当然首先需要美国作出重大的外交政策决策。

 

　　图 10

　　地缘政治结论：美国需要中国和德国的融资资源 ，但中德未必会配合美国

　　从这些重要的经济因素看，美国经济发展趋势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已经导致美国国内政治剧烈动荡，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结论也显而易见 。美国合理的经济政策可以降低地缘政治风险、缓解国内政治紧张局势，比如通过削减军事支出来增加净储蓄/净固定投资。但这已被特朗普政府拒绝。因此，特朗普分别对德国和中国采取如下手段：

　　特朗普竞选中，以及其当选总统的初期，显然试图恫吓/施压德国，使其成为美国经济附庸。政治上，美国改变了支持欧盟的历史政策，而是寻求通过支持英国脱欧派和法国的勒庞等反欧流派削弱/分裂欧盟。这导致其与德国产生明显的冲突，因为欧洲是德国的后院和主要市场。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德国不会不顾自身利益，以通过过度增加德国军事支出或者接受美国的保护主义，满足特朗普的要求。马克龙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勒庞赢得法国大选，也令德国相对特朗普收获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政治胜利。美国和德国政策间的冲突明显在近来召开的G7峰会上体现出来，默克尔随后发表的声明明确指向美国：“过去几天的经历说明，我们可以充分依靠他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随后，德国外交非常活跃，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总理李克强相继将到访德国，俄罗斯总统普京受马克龙邀请访问法国——如果马克龙与默克尔未事先协商的话，这样的邀请不可能发生。但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说，德国和美国之间在军事层面发生严重分歧是不可能的。德国不惧美国恐吓，拒绝成为美国经济附庸的底气，来自于其是拥有美国所需的融资条件的两大资本输出国之一。

　　对于另一个重要的潜在融资来源国——中国，特朗普团队最初也是试图恐吓，比如其与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臭名昭著的通话，在他的政府班底引入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反华先锋等等便是明证。但中国明确表示，不会接受事关其核心利益（比如一个中国政策和南海问题）的任何恐吓。中国建议中美奉行“双赢”的政策当然是正确的，但它不会像日本那样从属于美国。因此，中国不会为迎合美国而做实质上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的事，更不会在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

　　当然，一些完全听命于美国政策的国家/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 可能转移资本到美国。但与里根时期不同，他们的经济体量太小，不足以满足美国所需的融资规模。唯一能提供庞大资源且满足美国融资需求的是德国和中国，但他们太强大不会接受美国的经济恐吓。当然，德国和中国寻求与美国双赢的结果，但他们不会接受以严重损害自身经济的代价去迎合美国的恐吓政策。

　　因此，除非德国或中国被忽悠或被迫将大规模资本转移到美国，美国通过大规模利用外债助其经济增长加速，是不可能实现的。

　　IMF预测：2016-2022年美国GDP增速会进一步放缓

　　最后，虽然上述分析是关乎经济基本面，但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分析不过是出于一种悲观倾向，低估美国潜在增长率而已。因此，有必要对IMF预测作一个交叉验证。结果显示，IMF所预测的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率非但不会加速，反而会进一步放缓。

　　IMF预测，2016-2022年未来6年内，美国GDP将年均增长2.0%，低于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经济增速，但与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经济增速一致。正如图11所示，考虑到2009年的急剧衰退，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长期经济增速实际上将进一步下降到1.9%。

 

　　图 11

　　再次有必要对国际金融危机后阶段与1929年大萧条后阶段的表现进行比较。1929年后的15年间，美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增长112%，年均增长5.1%。相比之下，据IMF预测，2007年后的15年间，美国GDP将增长26%，年均增长1.6%。总的来说，1929年后的15年间，美国GDP总增速是2007年后的15年间 增速的逾4倍，年均增速则是逾3倍。

　　对部分中国媒体的错误解读的结论

　　分析美国最新GDP数据会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美国将陷入缓慢增长模式，而且至少会持续数年。这与部分中国媒体所宣称的“美国经济将强劲增长”的说法截然不同。纯粹短期意义上的分析，会导致要么得出单方面的结论，要么犯下基本的经济学错误。中国的政策，特别是重要问题，应立足于现实主义原则和实事求是，而非单凭主观愿望的想法或混乱的思想。因此，有必要对部分中国媒体所宣称“美国中长期GDP将强劲增长”的错误说法进行分析，厘清事实。

　　如果美国经济快速增长，那么从中国的贸易和发展角度来看，这种最简单的单凭主观愿望的想法将非常有用。这无疑是真的——但有些事情你希望它发生，它并不一定会发生。如一句话所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中国正确地提出与美国进行数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这在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有所呈现。对外交政策而言，这非常重要。这清楚地体现了中国对美国的善意，以与美方寻求一种双赢的结果，中美关系问题责任不在中国。因为这样的建议对中美两方来说都是一种双赢。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小额的外债融资不足以解决美国缓慢增长的深层次问题。要了解美国所需的融资规模，就有必要回顾一下上文所说的，按照当前美元汇率计算，里根时期美国的外债规模已经达到7000亿美元。。

　　一个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是，部分中国媒体有时（不管他们是主观行为还是客观行为）分不清短期增长波动和长期基本趋势。比如，上文指出，美国GDP增速相较2016年第二季度1.3%的低点有所上升。由于统计效应，2017年美国GDP同比增速将相较2016年1.6%的低点有所上升。但这种短期增长不会改变美国经济的基本趋势——即使这样的快速增长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不代表美国增长率具备加速的基础。

　　部分中国媒体有时称，美国当前经济快速增长是依靠创新潮拉动。但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当前经济并未出现快速增长，反而增长极为缓慢。此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创新要结合固定投资增加才能带来经济快速增长。没有证据表明，单单创新而没有固定投资增长，会导致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至于详细的分析，请见拙文《误读创新会危害中国经济战略》。

　　部分中国媒体有时还称，特朗普的减税提案会导致经济快速增长。从里根执政时期推行减税的实际效果看，这种说法是基于错误的经济理论。首先，如果减税的同时不削减等额的政府支出，会导致预算赤字增加，从而降低美国国内总体储蓄水平，因为净储蓄和增长之间的高相关性会导致GDP增长减速；其次，里根时期能够大规模利用外债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详见图9）。当然，如果特朗普能够大规模利用外债实现美国GDP增长，那么可以预期此期间的外债会增加。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只有中国和德国两国拥有美国所需的资源，但由于不同的原因，两者中的任意一方不可能提供美国所需的大规模借贷。

　　此外，部分中国媒体所宣称的“美国经济将从当前低迷的状态加速增长”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事实已验证了本文开头所作的分析，美国经济将陷入长期放缓模式（详见图2）。

　　美国陷入缓慢增长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几何？

　　这种形势的实际结论对中国政策来说显而易见，也为了解习近平治下中国所提倡议的连贯性，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

　　美国最新数据说明，美国长期缓慢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改变，这将对中国地缘政治产生诸多影响。但由于篇幅有限，对所有影响不可能全部分析到。因此，此处仅分析一些重要影响：

　　中国应立足于美国经济缓慢增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事实，意味着两国间奉行双赢结果的倡议是正确的。但中国出口要快速增长，就不能依赖美国。此外，因为美国不仅仅是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还能极大影响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按照历史标准，发达国家整体增长仍将相对缓慢。

　　因为缓慢增长仅限于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作用，特别是一带一路地区，将对中国更为重要。IMF预测，从2007-2021年，发展中国家GDP将总增长98%，发达国家则仅总增长21%。按照当前美元汇率计算，2016-2021 年46%的世界GDP增长将源自一带一路地区。

　　2007年后西方国家长期经济增速相比1929年后同期更慢，但地缘政治事件的发展和演变形势是显著不同的。1929年“大萧条”后期，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得到了快速复苏，而这种急剧复苏又引发了极速的政治危机。1931年9月，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满洲里，开始军事侵略中国；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导致当时的国际金融体系崩溃；1932年11月，罗斯福参选美国总统，提出了实行“新政”和振兴经济的纲领；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相比之下，2007年后的经济衰退远没有那么严重，但危机后的缓慢增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2007年后政治危机爆发的形式是缓慢积累，并集中爆发——最终出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关键转折点。

　　美国缓慢增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将难以令美国政治动荡快速恢复稳定。以特朗普当选、桑德斯崛起引发的剧烈纷争将会继续发酵，美国当权派围绕特朗普，以及其外交政策的激烈争斗也仍将继续。中国应继续寻求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双赢的正确政策，但也应对形势的急剧转变有所准备。因此，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军事改革、一带一路等经济倡议，以及寻求与特朗普政府保持双赢的经济关系，对中国都非常重要。

　　中国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国内外趋势

　　最后，美国经济将继续缓慢增长证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面临当前阶段的两个重要特征：

　　就国内而言，中国将首先过渡到小康社会，然后10年内将跻身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

　　国际上，中国面临美国和发达国家缓慢增长的形势。

　　中国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国内外趋势，是中国以前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遇到的。因此，这些趋势和背景能够充分解释习近平任期内推行的不同政策。

　　注释

　　1，此处解释美国和中国GDP统计方式的不同。

　　一些中国媒体报道，美国2017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2%。这份数据源自美国经济分析局，请注意，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是指“年化季率”，而非“同比增长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美国GDP统计方式与中国截然不同。

　　美国上述数据是先以环比增长率计算，然后再以年化基础计算。即先计算美国2017年第一季度GDP环比增长率，然后再以年化基础计算。事实上，美国2017年第一季度GDP环比增长0.3%，然后再以此乘以4，得出1.2%。

　　但中国GDP统计方式强调同比增长率，即中国2017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9%，是与2016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相比较而得。

　　众所周知，美国数据可能存在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美国的GDP统计方法存在的缺点是，季度间的数据要经过季节性调整才是准确的——每年的不同季度有不同的特点会导致此阶段的GDP快速增长或者缓慢增长。但西方分析家都知道，美国今年第一季度GDP数据即使经过季节性调整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其低估了美国GDP增速——美国统计部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迄今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为避免这种情况，还是运用同比增长率比较好，因为这种统计方式自动避免了季节性调整的需要。基于此，美国2017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2.0%，而非1.2%。为避免低估美国GDP增速，本文运用的是2.0%。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周期。因此，有必要将中长期趋势与周期性趋势划分开来。正如本文所示，运用足够长时间的移动平均线可以消除这种周期性波动影响。

　　2，从理论角度来看，美国储蓄和投资包括库存和固定投资。但根据每季平均数看，自1947年以来，97%的美国总投资是固定投资，仅3%是库存形式。因此，此处将仅论述固定投资，而非库存，但这不会对趋势造成严重扭曲。

　　3，1987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后，美国要求日本推行超低利率政策，以便资金从日本流入美国。结果，由于这样的超低利率，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历“泡沫经济”。紧接着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金融危机。（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