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部分刊于7月4日《环球时报》，全文刊于观察者网。原文标题为《英国脱欧乱局带给中国的启示》。

　　刚刚举行的脱欧公投导致英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英国的统一也因此受到严重威胁，这场危机料将持续多年。

　　英国商务大臣安娜？苏布赖被迫发表声明，对英国脱欧公投所引发的政治混乱道歉：“对于目前的混乱局面，我代表政府向英国人民道歉！”

　　因为这场公投，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有关“西方民主”、“民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探讨。因此，弄清当前这些事件，以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之间的关系，就至关重要。

　　脱欧公投撕掉了“皇帝新装”

　　厘清英国这些乱象的关键在于它们坐实了“西方民主”只是一种表象，真正做决定的是其背后强大的经济集团。这样一来，那些令人费解的事就一目了然了。

　　尽管公投已经通过，但英国仍是欧盟成员国。脱欧派领导人反对匆忙提出正式脱欧申请——正式脱欧只能按照《里斯本条约》第50条推进。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英国脱欧不会发生”；美国国务卿克里亦声称，“公投结果可能‘倒带’”；以前首相布莱尔为首的英国政界大佬们强调英国脱欧之前必须再举行一次公投或选举。

　　事实上，即便本次公投结果最后被推翻，那也并非罕事，只不过为欧盟推翻“民主”公投结果提供了第五个案例罢了。因为，在此之前，已上演过丹麦和瑞典加入欧元区公投、法国和爱尔兰反对《里斯本条约》公投等戏码：

　　1992年，欧共体（欧盟前身）成员国领导人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决定建立“欧洲联盟”。在欧盟的规则下，这一条约要求各成员国一致支持。丹麦举行的全民公投否决了这一条约。但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支持该条约的宣传活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丹麦举行的第二次全民公投推翻了前次的结果。

　　1995年，当瑞典加入欧盟时，马约已允诺其加入欧元区，虽然当时欧元尚没有诞生。欧元正式启动后，瑞典举行全民公投，拒绝欧元成为瑞典货币。欧盟则裁定“瑞典仍属欧盟成员国”，因为按“理论上”来讲，瑞典已加入了欧元区。

　　2005年，法国举行的公投否决了拟议中的欧盟宪法。结果，宪法条约中的许多条款在2007年达成的《里斯本条约》中还是得到了体现。

　　2008年，爱尔兰举行的公投否决定了《里斯本条约》。但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继该条约作出几处微调后，爱尔兰于2009年举行了第二次公投，条约最终获得通过。

　　在欧盟之外，这样的模式也并不鲜见，只不过更具暴力性。上世纪50年代，穆罕默德？摩萨台经选举上台出任伊朗首相，结果因为他不合美国的意，美国安排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这位民选首相；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也因为不满意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的表现，安排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他。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总而言之，就是当公投结果符合欧盟主要经济集团的策略安排时，它就被视为“民主决定”；反之，它就会因“错误”而被推翻。

　　不仅是在欧盟，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也曾发生类似情形。“西方民主制度”只会容忍有关较小议题的“错误”决定，但在一些大的决议面前，一定会推翻任何“错误”的决定。

　　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集团用何种方法来确保胜利，取决于威胁的严重程度。如果威胁不严重，如美国大选，就通过为希拉里这种“正确的”候选人注资来获得“正确的”结果；如果威胁较严重，如欧盟公投，那么就推翻决定；如果威胁很严重，那就不惜动用军事政变之类的手段。

　　西方民主制度自然希望隐瞒这一事实，因此它会用“最小程度”的必要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正如法国哲学家埃蒂安？巴利巴尔所言，当西方谴责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独裁”时，它正小心地掩盖自己“资本独裁”的真面目。

　　正是这一事实道出欧盟公投乱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英国的权力阶层大多想要留在欧盟——英国工业联合会、首相、四分之三的议员、伦敦金融中心。他们得到美国总统和所有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的支持。这些力量只能被一支同样强大且有能力统治英国的社会力量取代，但那支力量并不存在。

　　结果，这些力量在本次公投中落败引发了混乱，因为赞成脱欧的力量还只是一盘缺乏凝聚力的“民粹主义”散沙。

　　因此，“英国脱欧派”获胜导致：

　　英国民众首当其冲受到经济损失，因为英镑汇率下降了11%，这会导致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英国经济将陷入衰退；

　　首相卡梅伦宣布辞职；

　　工党领袖科尔宾遭受党内逼宫；

　　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发表声明称，苏格兰将按照法律启动新一轮的独立公投，与此同时北爱尔兰副首席部长马丁·麦吉尼斯呼吁就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统一的问题举行公投。

　　危机不断深化加上脱欧者缺乏凝聚力，给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集团的代表们呼吁重新公投的机会，因为此前欧盟已有推翻做出“错误”公投决定的先例。

　　“西方民主”建立在虚幻的人类图景之上

　　引起这场混乱的终极原因，则在于西方民主模式是建立在一种完全虚幻的人类图景基础之上。人类的现实需求纷繁复杂，从摆脱贫困、确保自身安全等基本需求到文化、科技等复杂领域的需求。真正的人权包括追求这些目标的能力。

　　这些需求只能通过社会来满足。正如亚当？斯密早于卡尔？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复杂的社会劳动分工，人类只是作为个体存在，可能会依然生活在预期寿命只有30岁的原始社会。

　　因此，人类对满足其真正需求的社会的依赖，产生了深浅不同的社会关系。国际社会的众多证据表明，获得最高水平的生活、追求符合所在国家特征的生活方式是人类最想达到的目标。政治体系真正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需求。

　　可是，“西方模式”对人类具有“多维”需求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反而想用某种幻想出来的“一维”视角取而代之，认为人类关心的只是一系列单一狭隘的事，比如拥有“议会共和制”或用上“脸谱”网站。而当这种不真实的“西方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投票结果与真实的经济政治力量发生冲突时，正如欧盟公投那样，就会引起混乱或导致投票结果被推翻。

　　中国选择“西方民主”会比英国更混乱

　　这些教训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中国的国情比英国更为复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对外有不甚友善的邻国日本，同时面临美国新保守派的遏制企图。中国现有体系已成功将这些不同因素整合进了自身国家发展进程，如果放弃这种“真实”的体系，转而采取基于错误人类图景和需求的“西方民主模式”，则可能面临比当下英国更加危险的乱局。

　　相信这些教训对中国共产党也会有所启发。今年7月1日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日。从建立新中国，到带领这个大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让7.28亿人脱离国际定义的贫困线，迈入国际设定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中国共产党始终承担着巨大历史责任。

　　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史无前例的成就，是因为它认识到了社会的多面性及其中国的独特特征。中国共产党了解自己国家复杂而真实的社会关系，清楚如何综合发展和满足以下这些需求以维持国家前进不可或缺的凝聚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和人身安全、发展科技文化等。

　　为了做到这些，它理智地规避了西方政治体系中的错误，比如前述那种虚假图景，即认为人类是“一维”的、仅对少数“政治”议题感兴趣，他们并不非常关心自身全方位发展，包括追求符合所在国家特征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现实社会关系将变得更复杂，进而需要更完善的政策。但无论如何，在一个如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国家，如果抛弃建立在其真实社会属性上的政策、转而求诸建立在虚幻想象上的西方体系，那将是一场灾难。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应仔细研究导致欧盟公投乱局的西式政治，避免犯下任何危险的错误。（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