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John Ross）系英国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8日观察者网。

　　媒体每天都在报道，两大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美国和英国深陷政治动荡。当然，美国政治动荡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尤为重要。而特朗普政府几乎每天都面临危机：

　　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被解职，白宫幕僚长赖因斯？普里伯斯被迫辞职，特朗普内阁成员公然相互攻击对方，美国国会频频调查特朗普亲信，FBI和CIA内部频发泄密事件，《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美国主要媒体抱团频频攻击特朗普，以逼迫后者下台。

　　美国政治动荡与世界政治危机发展——美俄关系，美国和伊朗在伊核问题上的博弈，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歧等等，显然是紧密相关的。

　　一年前的非理性脱欧公投引爆英国政治危机，导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被迫辞职，仅仅一年后特雷莎？梅的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输掉大多数议会席位。虽然英国政治危机对世界的影响不及美国政治动荡，但其对欧洲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也鲜明地印证了盎格鲁-撒克逊主要国家正深陷危机。

　　美英政治危机对中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因为这两大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奉行某些中国经济学者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这两个主要国家深陷政治动荡，与他们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开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里根和撒切尔不无关联。

　　但中国许多分析人士一直是从经济学角度审视新自由主义，鲜少关注其所引发的政治动荡影响。鉴于此，本文将详细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美国/英国政治动荡加剧之间的关系。

　　但除当前事件分析外，还应记住：过去两个世纪英国和美国曾相继称霸世界。分析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政治危机加剧的主要历史背景，也有助于了解当今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形势和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为何美国国内动荡与国际地缘政治动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英国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

　　先从梳理历史脉络开始。过去两个世纪，英国和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经济霸主。通过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大量资本供给，他们在各自的顶峰时期为稳定世界经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这其中所涉及的经济过程，与英国和美国相继主导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英国和美国均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这种竞争力所产生的海外贸易和财产性收入，带来巨额国际收支顺差。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国际收支顺差必定涉及到等额的资本输出。因此，美国和英国的高水平竞争力所产生的国际收支顺差，用于对其他国家的资本输出。这反过来帮助稳定受援国乃至世界经济。

　　总的来说，这两个国家的基本机制和一些主要特征如出一辙。下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对此进行简要的论述。

　　“英国治下的和平”时代

　　Albert H. Imlah的经典著作《“英国治下和平时代”的经济要素》（Economic Elements in the Pax Britannica）指出，英国占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阶段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据他分析，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源自于英国的大量资本出口稳定了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

　　Imlah的研究指出，在欧洲列强间爆发普遍冲突的现实经济背景下，即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一战爆发初期近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还指出，英国当时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出口国。

　　图1为大家呈现这一过程，以及截至目前的相关数据。图1显示，由于国际收支顺差拉动巨额资本出口，1870年英国国际收支顺差占GDP比重达到8%，1913年则为10%。

　　正如上文所述，要了解图中的这种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就应明白，国际收支顺差等于相应的资本输出。

　　Imlah指出，英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大量资本，弥补了后者资本短缺，稳定了个别受援国和世界经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Imlah称19世纪为“英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时代”——此阶段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为其他国家提供资本供给，稳定世界形势。

　　但正如图1所示，1913年后，一战给英国带来的经济灾难意味着，英国无法再如昔日一样为保障全球稳定发挥作用。1928年，英国资本出口占GDP比重降至2.6%。大萧条使英国稳定世界经济的能力进一步被削弱——1935年英国资本出口占GDP比重降至0.5%。二战期间，英国甚至成为资本输入国，大量依赖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

　　二战后，英国资本输出所复苏，但其占GDP比重仅为1%左右。当时英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也有所下降，这导致其资本出口太少，无法再发挥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国际收支逆差还算平衡，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英国国际收支逆差呈长期恶化趋势——这反映英国已丧失国际竞争力。英国国际竞争力严重恶化的年代，始于撒切尔执政时期。

　　正如下文分析所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英国国际收支逆差对其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至于其带来的世界影响，则是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期英国失去了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

　　正如下文所示，虽然英国国际收支逆差仍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按照美元计价，其也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当时英国国际收支逆差对世界的作用不及美国。

　　为避免英国数据被短期效应影响，以及便于看清趋势，图2为大家呈现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英国国际收支顺差占GDP比重变动趋势。可以看出，1913年后，英国一直未能恢复资本出口国地位，从而失去了稳定世界经济的能力。

　　下节将会分析，另一个主要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美国继承了英国的这个角色。

　　美国崛起在稳定世界经济中的作用

　　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约在19世纪80年代，但其获得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时间则滞后得多。19世纪美国一直是资本进口国，资本大部分源自英国。但20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崛起意味着其成为资本出口国（详见图3）。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美国一直是资本出口国。

　　正如图4所示，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二战期间美国资本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达到峰值7%，不能不说是个例外。

　　1945年后，美国完全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带头大哥。总的来说，美国资本出口，对美国外交政策希望稳定/援助的地区和国家乃至世界，均非常重要。比如，二战后美国给予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援助，以及以色列等重要军事盟友大规模援助。

　　美国援助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企业投资许多国家稳定受援国政府等，是希望后者支持其外交政策。

　　正如“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时代”一样，从二战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是通过利用大规模资本出口维护世界秩序稳定，主导世界经济。这些资本出口反过来帮助美国产生国际收支顺差——反映美国国际竞争力较高。

　　但正如图3所示，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从国际收支顺差国变为国际收支逆差国，即美国开始丧失国际竞争力。1980年美国还是国际收支顺差国，但1988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为2.3%，按照当前美元汇率计算，相当于美国一年赤字高达逾4000亿美元。

　　美国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始于里根执政时期。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从国际收支顺差国成为国际收支逆差国，即其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的时间与英国一致，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然，美国和英国经济竞争力急剧下降时期的领导人分别是里根和撒切尔。

　　美国和英国国际竞争力恶化必然导致其国内和世界形势恶化，下文将就美国和英国国际竞争力恶化的确切机制进行分析。如下文分析所示，美国和英国当前陷入政治动荡，是这些基本的经济过程的必然结果。

　　美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黑洞

　　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期美国和英国成为国际收支逆差国，导致两国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净效应，是这两大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成为世界经济黑洞。

　　图5呈现的是2016年世界10大经济体中国际收支逆差最大的国家。可以看出，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均与美国（4810亿美元）或者英国（1160亿美元）相差甚远。

　　美国和英国从国际收支顺差国成为国际收支逆差国，即从资本供给国变为需要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大量资本供给的资本进口国，必然改变整个世界经济。

　　这种角色的转变使他们成为世界经济黑洞，这也意味着两国从其他国家经济的稳定器，过渡到世界经济稳定的破坏者。

　　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下文将重点分析里根时期的政策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的影响。可以看出，虽然撒切尔主义自有其特色，但其只是里根主义的缩小变种版而已。

　　美国国际竞争力下降

　　首先从国际层面分析美国经济。正如上文所述，里根时期美国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美国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如图6所示，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前，尽管受到1973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美国国际收支大体平衡——1977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为0.7%。

　　相反，里根当选总统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急剧恶化，即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

　　到1987年（里根任期的倒数第二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达到3.3%，显示二战后美国竞争力出现前现未有的恶化。

　　1980年（里根执政前一年）美国国际收支顺差占GDP比重为0.1%，1988年(里根执政的最后一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为2.3%，即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恶化2.4%，或者按照当前美元汇率计算，接近4500亿美元。

　　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导致美国贸易/国际收支逆差大幅增加，必然对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和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并最终顺理成章地在特朗普时期爆发。

　　由于美国商品进口比例较高，以及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导致此前美国本土市场能生产的产品现在也不得进口，以及损失与此行业相关的就业机会。这也导致美国所谓“铁锈地带”现象产生。

　　美国一些被称为“铁锈地带”的地区，大量工厂关停，大量工人失业。这些“铁锈地带”地区选民，成了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

　　在分析这些政治影响前，下文将就里根执政时期起美国债务大幅增加进行论述。

　　里根导致美国内外债大幅增加

　　图6显示，从里根执政时期起，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日益下降，美国日益依赖外国资本流入（外部资金来源）。图7则显示，里根也同时导致美国内债和外债大幅增加。

　　里根入主白宫时，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38%，而到他卸任时这一比重升至60%。里根总是宣扬“小政府”，但事实上他的高额军费政策得以实施，依靠的正是债务融资。概括来说，里根体现的真正的经济能力，是成功借入大量外债和快速积累债务。

　　里根时期的大部分政策框架被他的继任者继承下来。最初克林顿扭转了里根的政策，将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降至50%（2001年）。但小布什迅速将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恢复至里根时期的水平——2007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61.4%（见图7）。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进一步快速上升，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高达99%。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始于里根执政时期，而非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政府债务进一步增加。

　　美国家庭债务呈上升趋势

　　里根时期，除美国政府债务大规模增加外，美国家庭债务也大幅上升，其占GDP比重从1981年的47%升至1988年的57%（见图8）。

　　里根的这一政策再次被他的继任者继承下来。克林顿时期，虽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有所下降，但家庭债务继续上升。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小布什时期——2008年美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达到98%。

　　美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大幅上升，即美国家庭支出超过其实际收入，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启动最大规模救市计划后，美国家庭债务大幅下降：美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98%降至2017年第一季度的78%。

　　里根和他的继任者一系列政策，导致美国政府债务和家庭债务大幅增加，美国人生活水平随之下降，这最终促使美国陷入政治动荡。

　　美国总债务急剧上升

　　总之，里根经济政策的后遗症是美国总债务急剧上升，其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135%升至1988年的188%，2009年更是飙升至364%（见图9）。

　　这个过程的演变脉络是：里根的高额军费政策，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和国际竞争力下降，然后是小布什时期，军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政策造成美国政府债务急剧上升，这导致美国家庭债务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不断增加。

　　这就像另一种形式的“信用卡狂潮”，当信用卡账单持续飙升时，持卡人会因为花了很多钱而感觉良好。但当信用卡债务还款期到来时，持卡人才会感受到巨额债务所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意味着还款期到了。随着这场危机的爆发，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急剧上升，从2007年的62%升至2015年的101%。但同时，政府债务激增对美国民众的经济影响非常严重。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不仅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2009年水平以下，而且美国家庭被迫削减债务——期间美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下降近19%。从里根时期起，美国民众家庭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加上这些年来被迫还款以削减债务，2016年美国大选中，美国民众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不满，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美国收入不平等急剧增加

　　本节谈美国收入不平等的趋势。里根执政时期，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美国绝大多数民众所获得的总收入下降——这最终导致美国当前陷入政治动荡。

　　为更详细地分析这些过程，特制作表1，以反映美国不同收入家庭收入水平占全部家庭总收入比重变化趋势。为便于大家进一步看清趋势，特将1980年前后时期划分为1967-1980年与1980-2015年两个阶段。可以看出，两个阶段的变化非常明显。

　　首先分析最富有和最贫穷收入家庭。从1967-1980年，20%的美国底层家庭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比重从4.0%轻微上升至4.2%，5%的美国顶层家庭收入所占比重则从17.2%降至16.5%。也即是说，1967-1980期间，美国家庭收入差距较小，不算极端。

　　1980后这一趋势出现大幅扭转。20%的美国底层家庭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比重从4.2%降至3.1%，同时5%的美国顶层家庭收入所占比重则飙升5.6%，从16.5%升至22.1%。此外，80%的中下层家庭收入所占比重暴跌7.1%，从55.9%跌至48.8%。

　　换算为当前美元汇率计算，2015年20%的美国顶层家庭收入为5.1万亿美元，80%的中下层家庭收入为4.9万亿美元。5%的美国顶层家庭收入为2.2万亿美元，20%的底层家庭收入为0.3万亿美元，即前者收入是后者的7倍多。

　　总的来说，从1967-1980年，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差距较小，不算极端；1980年后，5%的美国顶层家庭收入所占比重大幅上升，80%的中下层家庭收入所占比重则大幅下降。

　　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十六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里根时期美国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无疑进一步恶化。如图10所示，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仍低于其十六年前(1999年)水平。2012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更是堪比大萧条时期的低谷水平，较其1999年峰值水平低逾9%。也即是说，十六年以来美国民众收入严重下降——这在任何国家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不满和愤怒。

　　里根执政时期美国经济趋势

　　综上所述，里根执政时期美国经济趋势具有如下特点：

　　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

　　美国失去了全球最大资本出口国地位，并日益依赖资本进口；

　　美国政府债务急剧上升；

　　美国家庭债务有所增加；

　　美国收入不平等急剧增加。

　　里根执政时期的这些主要趋势被他的继任者继承下来。

　　撒切尔主义是里根主义的缩小版

　　数据证明，虽然撒切尔主义自有其特色，但其本质上是里根主义的缩小变种版。

　　正如图1所示，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之间的首个相似之处是，撒切尔执政时期英国国际竞争力急剧恶化。1978年英国国际收支顺差占GDP比重为0.6%，1990年（撒切尔卸任的前一年）英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为3.6%。

　　也即是说，撒切尔执政时期英国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逆差恶化4.2%。这期间英国国际竞争力恶化的程度甚至超过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英国国际收支逆差恶化4.2%，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则恶化2.4%。

　　撒切尔执政时期英国国际竞争力迅速恶化，进口产品比例日益提高，必然导致英国产生类似于里根执政时期的“铁锈地带”形象。比如，英国北部地区遭遇大规模失业和工厂关闭。这个过程引发的政治动荡和愤怒，导致这些地区非理性投票支持英国脱欧政策，以示抗议。

　　撒切尔执政时期英国失业率急剧上升，从撒切尔上任时的6%升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2%。在失业率上升和撒切尔实施的累进税制的影响下，英国不平等急剧上升。英国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25升至1990年的0.34。

　　正如里根执政时期一样，撒切尔执政时期英国最富有阶层收入大幅增加，最底层人群变得更穷。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下降2.4%，所以1990年穷人的生活处境比1979年更糟。

　　结果是，这一时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数大幅上升。英国对贫困的定义是“家庭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的60%”。按此标准，1979年英国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比例为13.4%，1990年则飙升至22.2%。

　　与里根相比，撒切尔享有一大优势。20世纪80年代，由于北海油田的发现，英国成为石油出口国。这笔源自于地理发现而非经济创新的意外之财，甚至比1979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更有价值。

　　源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巨额税收意味着，撒切尔可以避免里根执政时期政府债务大幅上升的现象出现。但可以看出，在此期间英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增加。尽管北海油田带来巨大的经济红利，但撒切尔并没有用此来提升英国经济竞争力。相反，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大幅恶化。

　　在撒切尔领导下，英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开始恶化，以及自她卸任后继续呈恶化趋势，她的继任者无法避免巨额的债务积累。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里根模式不仅恶化国际竞争力，加剧不平等，积累了巨额债务。而英国重蹈了美国覆辙。可以说，里根开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撒切尔身上得到了最好的继承。

　　总的来说，正如里根时期一样，撒切尔时期英国经济趋势具有如下特点：

　　英国国际竞争力严重恶化，导致英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英国不平等急剧上升。

　　美国和英国陷入政治动荡的根源

　　分析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期的主要经济趋势后，就会明白为何他们的政策直接导致美国和英国当前陷入政治动荡。

　　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期美国和英国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必然导致此前提供国内市场的工厂关闭，转而不得不进口原本可以生产的产品，同时与此相关的就业岗位被取消。这最终导致美国“铁锈地带”地区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投票支持特朗普，以及英国北部经济萧条地区2016年投票支持英国脱欧。

　　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期收入不平等开始加剧，并自此后进一步恶化。

　　里根开启了美国政府和家庭债务大幅增加的序幕，并也在一定程度上令英国增加巨额债务。

　　美国和英国政治动荡引发全球动荡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里根和撒切尔时期应视为重要转折点，因为他们开创的政策由他们的继任者继承下来。里根和撒切尔时期美国和英国国际竞争力开始恶化，到他们的继任者任期时则变得更糟。

　　里根把美国从国际收支顺差国变为国际收支逆差国，在他任期内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峰值为3.4%，小布什任期时这一比重峰值为6.3%。里根时期美国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克林顿时期美国私人债务变得更糟，小布什时期私人和政府债务同时大幅增加。

　　由于北海油田带来的巨大收益，撒切尔时期英国得以避免私人和政府债务同时大幅增加，但在布莱尔及其继任者任期内未能幸免私人和政府债务同时大幅增加的现象出现。。

　　里根引发的国内和国际动荡的必然结果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最终爆发。因为美国日益依赖外国资本来源，美国家庭债务负担过重的模式难以为继。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迫使美国乃至世界均陷入困境：

　　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从2007年第四季度的4.3%降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2.4%。另外，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为2.5%；

　　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总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50%后便停止增长。但美国家庭可利用的融资资源大幅缩水，这导致美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从2008年初的98%降至2017年第一季度的78%。

　　当然，美国的被迫紧缩导致美国遭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震动全球经济。

　　美国政治动荡引发世界地缘政治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反过来破坏美国/英国国内政治乃至国际形势稳定。2008年后国际政治动荡演变的轨迹非常明显：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导致中东国家普遍陷入动荡；

　　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后，西非恐怖主义势力趁机坐大；

　　2012年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运动兴起，导致勒庞在法国选举中异军突起；

　　2016年6年英国脱欧公投；

　　2016年11月特朗普违背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意愿出人决料地当选美国总统，并在正式就任总统后导致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

　　2017年5月马克龙击败法国传统的右翼和左翼政党当选法国总统，并携这一余威率领其政党横扫议会选举；

　　2017年6月特雷莎·梅领导的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输掉大多数议会席位。

　　综上所述，里根和撒切尔引发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两国乃至世界陷入政治动荡。当然，这也是围绕特朗普引发的美国内政治动荡与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紧密相关的原因。

　　为何动荡会延迟爆发？

　　里根和撒切尔的经济政策清楚地解释了，为何他们在任时暂时感觉良好，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从未曾经历过的严重经济和政治动荡。

　　正如上文所述，里根和撒切尔的经济政策，就好比醉汉的“信用卡狂潮”。当信用卡账单持续飙升时，醉汉会因为他们花了很多而感觉良好，与此同时他们的业务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被过度消费削弱了。

　　但醉汉感觉最可怕的是宿醉醒来后第一时间发现他们得偿还帐务，当他们在如此条件下还得偿还帐务时，他们的业务相比以往更不具国际竞争力。

　　世界仍在为里根和撒切尔的醉汉式信用卡狂潮买单，美国和英国也成为世界经济黑洞。美国和英国现在深陷政治动荡，里根和撒切尔功不可没。

　　结论：中国应积极避免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中国一些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做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因此，中国应积极避免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发源地——美国和英国深陷政治动荡，也给出了另一个警示：为何新自由主义如此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中国也应避免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破坏性政治影响。（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