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29日观察者网。

　　罗思义的新书——《一盘大旗？中国新命运解析》发布之际，他首次对三十年个人经历、学术生涯，以及对中国经济思想认识来了一次大梳理。

　　谈及他如何对中国经济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及他在任伦敦“副市长”时与中国的交往，在中国智库工作7年关于中国经济的思考，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经济思想在全球中的重要地位做出独特的归纳分析，既有感性流露又有理智分析。

　　“我不会奢望本书会带来重大影响，而是旨在向大家推荐国际最先进的经济研究方法，因为我已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三十年。如果将中国的成就比作撒哈拉沙漠，那么此书就是一粒沙子。不过，正如一个朋友所说的，如果你只能扔一粒沙子，你得确保这粒沙子是扔在正确的位置！如果本书扔的沙子和中国前进的方向一致，那么就没有什么能比这带给我更大的满足感了。我希望中国读者们扔的沙子也和中国前进的方向一致。”

罗思义和马丁雅克等人在清华大学召开研讨会

　　这是我的新书《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以下简称“一盘大棋”）序言里的一段话，相信读者从书名便可明了此书的主题：中美两种新旧势力的交替，对中国命运与世界格局将带来何种影响？

　　我研究中国经济三十多年，从撰写第一篇中国经济的文章算起，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中国不仅取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而且逐渐形成了世界最先进的经济思想。

　　我的说法并没有夸大其辞，具体原因在我的新书《一盘大棋》中有详述。而且，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持此看法了。当时我撰写了一篇文章，《邓小平是迄今为止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详细阐述了我的这一观点。

　　作为外国人，用西方经济学术语，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轻松阐述中国的经济政策成为我的优势。如《一盘大棋》所示，我用这两种理论体系，分析了中国经济制度具有优越性的原因。

　　因为我是西方人，我能够从我熟悉的西方地缘政治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过去七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但与以往有所不同，我是同时以外国人和在在华工作的亲历者这一双重身份来研究中国经济的。

　　尤其是三年前成为中国新型智库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的首位外籍全职雇员后。在人大重阳，我和中国同事们一道工作，和他们之间的知识互动大大丰富了我分析中国经济的视野——我希望我的中国同事也能象我一样从这种互动中有所收获！

　　因此，这篇长文想从一个长期关注中国，又在中国智库工作了7年之久的外国人的角度，浅谈我的学术经历以及经济思想的形成，希望能对中国读者有所助益。

　　中国智慧对一个外国人的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盘大棋》颠覆了大多数西方书籍对中国的印象。从马可？波罗（MarcoPolo）开始，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研究有很多！但《一盘大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讲述的是，中国智慧对一个外国人的巨大冲击。

　　但如果说这种影响仅仅关乎经济或地缘政治，那么这并不恰当。两者均只不过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因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完全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罗思义案头上的中国领导人著作

　　当然，作为外国人，习近平的讲话也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

　　基于此原因，我在《一盘大棋》中详细阐述了我的结论——

　　对当今世界来说，中国追求中国梦，对其自身乃至全人类，都是迈出的最伟大一步。中国追求中国梦，并非为让中国利益服从全人类利益，这既不正确，也无必要。但中国的国家利益完全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正是因为这样，我承认，三十多年来研究中国经济，从而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不排除深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我知道情感必须是清晰思维的助推器，而非别的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国过去近七十年取得的惊人成就超过任何国家，中国的民族复兴是人类史上迈出的最伟大一步，中国的民族复兴功败垂成将会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挫折。这叫我如何不投入浓厚的兴趣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作为关心人类发展的学者，我希望借助于此文概述我与中国结缘的过程，以及中国是如何影响我这个西方人的。

　　西方就中国问题的争论

　　三年前，我有幸为人大重阳工作，从而为撰写《一盘大棋》打下关键步骤。

罗思义加盟人大重阳,右为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

　　上世纪90年代，我就曾预测到中国经济改革将会取得成功，以及西方倡导的“休克疗法”将会让俄罗斯遭受灾难性的失败，而当时和我持同样看法的西方经济学家只是极少数。

　　1992年，我撰写过文章《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观点如题，一目了然。

　　当时讨论的阵营泾渭分明：研究前苏联经济形势的绝大部分（约占90%）的西方经济学家支持“休克疗法”，只有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内的少数人反对“休克疗法”，但后者也未预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会取得成功。只有极少数（大概不到1%）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同我一样预测中国的模式会取得成功、西方的“休克疗法”模式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的实证检验可谓是天壤之别：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俄罗斯则遭受了工业革命以来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经济崩溃。

　　1996年，运用同样的经济理论框架，我在题为《论欧洲单一货币的基本经济意义》（英文请点击）的文章中（中文版请点击），准确地预测到欧元给欧元区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我可以肯定，这种创建单一货币体系的方式，会导致加入欧盟的相当一部分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将会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具体体现为经济萧条、失业、贫困、福利制度崩溃、工会被削弱，以及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犯罪等现象增加。结局要么是一场经济灾难，要么是欧盟史上最大的危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如今，我的分析得到了证实：希腊等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法国“国民阵线”等极右势力和排外党派崛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称，“美国将是第一个从这场危机中复苏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将是最后一个。”

　　我则认为，中国将会继续以远快于美国和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增长。

　　事实再次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至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8%，中国则增长80%——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的10倍。

　　任何理论能否通过检验，是看其能否准确预测事实。事实证明，我对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经济灾难、欧元创建给欧元区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等过去20年最重要的国际经济事件的预测分析，都是正确的，西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则是错误的。

　　这说明，作为外国人，我有可能为中国智库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

　　正如中国谚语所说，凡事要尊重事实，要“实事求是”。这些重大事件验证了源自于中国的经济理论，在涉及中国自身乃至全球重大发展事件中的正确性。

　　对中国经济的最早渊源

　　但应该说明的是，我作出这些正确分析的原因，并非基于个人视角或者自身优势。并非因为我三十多年前就多么了解中国。我的初步结论是根据经济理论得来的。

　　我最初的研究领域就是国际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曾学习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在历史上，苏联经济曾经发展迅猛，远比美国快得多，而其优势来自于国企，因为这些国企能够保持较高水平的投资。

　　因此，苏联获得了保卫国家的能力——工业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并在二战中击败德国，迅速弥补了与美国原子弹水平的差距，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等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成就。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治下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灾难，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非常成功，但基本的经济理论分析显示，苏联经济有两个根本性缺陷。

　　首先，虽然苏联经济自封为“社会主义经济”，但苏联犯的基本错误，是试图建立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经济。

　　“社会主义”这个词源自“社会化”，因此必然需要大规模生产，但苏联却脱离了最大、最社会化的所有生产体系——国际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这个过程现在被称为“全球化”。

　　其次，农业生产不应社会化，而应“个体化”。因此，苏联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是一个错误。

　　简言之，从基本的经济理论角度来看，苏联经济应该向国际开放，取消农业集体所有制——恢复个体农业。

　　现在看来，这样的结论与随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思路非常相像。但不得不说，我当时作出这些结论完全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当时我并不了解中国经济，也丝毫不知道中国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的发展状况。

　　当中国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取消农业集体所有制之后，中国的改革在全球媒体上被报道，我读到这些文字之后，就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想：如果中国的政策实践能成功，那么我的纯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将会得到印证；如果中国的政策以失败告终，那么我的观点将要重新修正。

　　显而易见，中国的经济改革迅速获得巨大成功——我在《一盘大棋》中对这种前所无未有的成就，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国际比较。

　　1980年代初，我开始重点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我写的首篇关于中国的重要文章，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

　　也正是从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那时起，我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将会导致苏联陷入灾难。西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苏联推行这样的政策，则加剧了灾难。

　　当然，这些重大事件的实际验证，让我对中国经济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几乎不相信中国一些人鼓吹的西方思想，因为事实已证明，这些进口到中国的思想在上述重大经济事件中的预测是错误的。

　　但让我震惊的是，我仍然听到中国一些人在重复这些错误的观念，因为这种进口思想是有意诱导中国实施经济自杀。

　　事实证明，将已经帮助中国成功经受经济史上最大考验的中国经济思想，拉低到导致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犯错的思想水平，是荒谬的。

　　中国独特的经济理论体系

　　前文说过，我最初对中国经济发展思想产生极大的兴趣，并非因为我多么了解中国。事实上，我直到2005年才到访中国，这离我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已有20多年，离我撰写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首篇文章则有13年。

　　2002年之前，我甚至从未有机会认识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

　　此外，我能准确预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源于我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细致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第一次接触邓小平经济理论时，我就成为其经济政策的铁杆粉丝。所以，在邓小平110周年诞辰之际，我为纪念他而特意写了一篇文章——《邓小平是迄今为止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是通过西方书籍了解邓小平的，而我则是通过直接阅读他本人作品了解他——幸运的是，西方出版了许多邓小平的作品。

　　显然，那些宣称“邓小平仅仅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者邓小平的经济政策主要归功于其他人”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这反映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具有深厚的国际性。

　　要了解这一点，就不应忘记，在邓小平成为中国领导人前，他曾在G7国家之一的莫斯科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每周六天每日八小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知识。显而易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而创建的。

　　他的诸多重要分析，例如“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都明显衍生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当然，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是随着西方经济发展而形成。因此，结合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理论来了解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理论，就变得很容易了。

　　事实上，依据马克思理论亦或西方经济理论，论述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词汇更精确简洁。

　　邓小平理论及其分析，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与全球经济事件的清晰框架。我能对中国经济作出精准的预测分析也是基于此。如上文所述，这是我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变化能作出准确预测，而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却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原因。

　　因此，没有什么比“1949年后的中国理论对中国智库发展是一个障碍，而这需要中国进口‘宪政主义’或‘经济学’等西方思想”这等想法更荒谬的了。事实证明，就中国自身发展与全球经济而论，中国创建的经济框架是正确的。

　　中国理论非但不是障碍，反而是了解现实的一个跳板，而且全球经济事件证明，寻求用西方理论代替中国理论是错误的。当然，邓小平理论或者毛泽东思想，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因此，包括人大重阳在内的中国智库要想成功，就需要完善而非替代中国1949年以来所构建的理论体系。

　　中国经济学领先西方

　　当然，我解读邓小平理论的方式有点不同于中国分析家——我开始了解他是基于基本的经济理论问题，而非中国的具体经验。但幸运的是，尽管每个国家的经济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但经济规律具有普适性。

　　邓小平曾明确提到“中国的独特国情”与“中国特色”，他还指出：“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2”习近平同样指出：“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3”这是非中国人和中国人即使起点不同，但依据基本的经济框架，最终能得出相同结果的原因。

　　但中国所取得的实际经济成就（人类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与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与理论一致结合，才形成这些经济政策。

　　这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都无法掩盖这个客观事实。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思想已领先西方——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任何经济学思想。只是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比西方更先进。

　　不过，就中国经济学领先西方的时间顺序而言，我和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与高级副总裁林毅夫略有不同。林毅夫在其所著的《从西潮到东风》中写道：

　　“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从斯密到193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1930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大师级经济学家在时空上的相对集中性，同经济学属性有关。”

　　“经济学理论在于用一个可以说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社会经济变量有成千上万，对经济学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

　　“如果说到2030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4

　　但事实是，就结果而言，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优于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支持的诸如“休克疗法”等理论，而且中国的理论具有一致性。这说明，中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框架已领先西方——我曾在拙文《邓小平与凯恩斯》中分析了此原因。

　　西方应学习中国经济思想

　　对西方人来说，学习中国经济思想，存在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很遗憾，除了胡鞍钢与林毅夫两位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的著作被广泛翻译成欧洲语言，以及余永定因为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屡屡发表他的文章而广为人知外，中国当代许多经济学家的作品并没有被翻译成西方语言。

　　西方图书出版公司与《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财经媒体，仅提供小得令人尴尬的版面给中国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则给时常发表一些错误言论的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大量的版面。

　　过去五年，同步翻译软件取得了巨大进步，使得外国人得以拜读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作品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对我来说，在中国工作可以缩小许多差距，因为在中国之外所能看到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作品还是很有限——他们的作品一般是以实体书而非电子书出版，非中国读者基本上很难看到。因此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认识不多，其实大量的中国经济学家值得学习，我对此深有体会。

　　但对外国人来说，这个问题也不应过于夸大。中国最重要的著作很久以前就已被翻译成各种外国语言。《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选》（第一、二、三、四五卷）与习近平的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各种外文版。

　　那些希望阅读这些作品而非夜郎自大的西方经济学家作品的人，现在很容易借助各种译文版，了解中国经济思想主要框架。

　　如果我的中国同事知道许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从未读过邓小平、毛泽东、习近平或者中国经济学家的任何作品，而只是通过西方作者的书籍评论中国的话，他们一定会很震惊。

　　相反，我的做法是，直接阅读中国作者的作品，包括他们作品后繁多的注释、参考文献，甚至会收藏他们的一些作品选集以备后用。

　　鉴于此原因，我很容易融入习近平所称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5。因为，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我已依据中国经济理论框架，分析全球经济问题数十年。

2006年4月，伦敦和上海缔结友好城市签字仪式，罗思义后排左一。

　　我在中国智库工作的收获

　　我在中国智库工作，让我收获了很多。按照西方标准，我可以更为具体地了解中国国内经济。虽然我已写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二十多年，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显然比我更了解中国经济。通过与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以及其他同事一起工作，我学到了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中国经济知识。

　　除了研究中国国内经济外，我从见证人大重阳承办“一带一路”各种国际对话活动与“G20全球峰会”，并从中获益匪浅。

　　与人大重阳中国同事的互动，即使一个小时的会议或者更短时间的讨论，也比数周通过媒体和书籍了解中国所获得的信息更清晰，从而产生更多的灵感。此外，在人大重阳工作让我可以随时就一些问题向他们请教，与他们一道追踪热点讨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所写的一切都是受与人大重阳的中国同事互动的启发而写。没有这一点，《一盘大棋》不可能有机会问世。

　　我能为中国作出何种贡献？

　　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在中国重要研究机构之一工作的外国人，我能为中国作出何种贡献？

　　从某些方面来看，我的专业知识应该对中国有所用处。因为2000-2008年我曾任职英国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这个职位相当于中国的副市长），负责研究制定伦敦的经济政策，这让我拥有直接管理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复合型城市之一的经验。

　　鉴于伦敦的经济规模比许多欧洲国家还要大，这也许对中国城市发展有益。在我为伦敦市长办公室工作期间，我曾负责西欧最大的建设项目——横跨伦敦的Crossrail铁路线建设工程的协商谈判工作，此项目投资达200亿美元，这让我拥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实际经验。我也曾直接参与世界最大的运输系统之一——伦敦交通运输系统的管理工作，我在国企的实际经验有助于我分析国企管理。

　　我曾在我的文章《国企给中国巨大优势，改革后呢？》中谈到了这方面的经验，我很高兴我的这篇文章能在中国一家重要媒体上发表。

　　我还曾负责伦敦的推广和营销工作，包括成功申办2012年伦敦奥运会——推广伦敦的年预算高达数百万美元，这意味着我与世界重要的广告公司与公关公司都有过合作的经历。在此期间，因为伦敦屡屡被国际机构评选为“世界第一城市”，其赢得了“国际软实力之都”的美誉。

　　在此之前，我任职一些大型跨国私企的顾问。1992-2000年，我在俄罗斯期间，曾多次与俄罗斯高级官员会面，这让我对俄罗斯也非常了解。

　　希望我的这些经验能对中国有用。但我也相信，从基本的理论原因与实际经验来看，外国人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政策上制定发挥具体的作用。这是因为具体政策的决策，需要获得大量详细的资料，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摆在面前的问题是，我不是中国公民，那么我能为人大重阳乃至中国作出何种贡献？

　　说起来有点矛盾，但实则又不无道理的。不过，我比中国公民拥有更多的国外经验，这是我能对国际经济作出准确预测的原因。

　　基于此，我曾数次写道，西方机构自2008年以来对国际经济增长趋势的看法过于乐观，国际基金货币组织（IMF）和其他国际机构作出的经济预测太乐观。

　　我的分析得到了证实，IMF和其他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组织反复下调预测期望。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开放的主要经济体，因此这就需要对国际经济作出正确的预测。作为了解国际经济、了解中国与国际经济的系非中国公民的我，对中国智库是能有所益处的。

　　其次，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是，外国人固有的劣势使得我们不能充分的追踪很多经济上的细节，但另一方面这一劣势却成了潜在的优势，我可以更关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分析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大问题。

　　比如有人飞越12000米高的喜马拉雅山，他不可能看清许多细节的地形特征的，但是他会对山峰的总体轮廓认识的更为深刻。

　　中国著名报纸之一的一位编辑曾对我说过：“我们不会让你承担不可能的任务（试图用中国人角度看问题），那样你对中国毫无用处。我们当然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可能了解，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但你也有可能看清我们有时没注意到、被细节所掩盖的事情。”

　　从两种不同的视角看同一件事，也许有时更利于看清全貌。

　　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只要看清事物的某些特征，就能据此制定基本的策略。我知道这一事实，是因为我发现，某种情况下我所作的分析对中国有用。

　　比如，“对中国的敌人——某些国际势力来说，中国无法被‘杀死’，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忽悠其‘自杀’”，“相较太平洋上的美国航空母舰，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危害更大”等等。

　　幸运的是，身处数字媒体时代，自有一些客观衡量标准判断，外国人的分析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及是否对中国有用。

　　去年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之际，我曾写了一篇重点描述中国对二战所作贡献的文章，在线阅读数达到逾80万。我觉得，其引起中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在于我从欧洲人的角度强调了中国在二战所作的决定性贡献。

　　我曾在俄罗斯居住8年，所以我很清楚，日本1941年未配合纳粹德国从苏联东部攻击苏联，是因为中国牵制了日本的绝大部分兵力。

　　去年香港反对派“占中”之际，我曾写过一篇英国对香港问题虚伪本质的微博，在线阅读数达到逾500万。

　　另外，我还对偏袒“占中”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分析发文，“占中”完全不得香港民心，终将失败。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

　　这些数据提供了客观的证据，我所写的东西不仅正式发表，而且引起中国读者的浓厚兴趣。毫无疑问，我很高兴知道，我的一些想法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因为我从中国学到了很多，所以我很高兴能对中国有所回报。

　　在中国工作的实际影响

　　最后，也许中国读者有兴趣知道，一个西方人在中国工作对自己有何实际影响，《一盘大棋》是否是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我数十多年前依据学习邓小平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基础，形成的基本经济理论框架，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基本的经济理论并不基于任何细节，而是经历整个发展过程并接受考验。

　　但当然，我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大大加深了我对中国经济与其地缘政治地位的认识。这反过来进一步澄清了许多问题。

　　这意味着我在《一盘大棋》的看法，可能比我数十年前首次接触这些问题时形成的看法更清晰、更准确。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直接与中国同事一道工作，这一点我已在上文有所描述。其次是我从与我合作的中国编辑所获得的直接反馈、意见与帮助，这从我过往的文章与《一盘大棋》里都有所体现。

　　但相较我首次到中国时的另一个巨大优势，是社交媒体与互联网。

　　11年前(2005年）我首次到中国时，由于时间的限制，遇见的大多数人必然都是商业人士、学者与政府官员。这样的会面非常增长见识，也容易获得更多灵感，这些会面至今让我受益。会面的本质也决定，这是与特定群体的会面。

　　但我想尽可能地了解中国，这意味着我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我曾在法国住过3年，在俄罗斯住过8年。我所作的最重要决定之一，是我住在这两个国家时，都是住在该国居民家里。

　　这帮助我学到了法俄两国的风土人情。但在中国，这就有点不切实际。因此，要想了解中国与获得中国最广泛的人群是如何生活的更多信息，我只能另辟蹊径。

　　我通过与中国朋友吃饭时闲聊收获颇丰。另外，我时常会到我中国朋友家或者他们父母家做客，参观一些中国演出与活动。

　　我对参加一些中国的大型活动特别感兴趣，在那样的活动中，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因为这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外国元素的影响（摇滚音乐会就是一个例子！）。我还记得，一位中国朋友的父亲载我到机场时，我在漫长的旅途中通过与他的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确切地说，我们只是偶遇。

　　对外国人来说，互联网改变了与本地人交流的方式。我注册新浪微博时只有4个粉丝，令人惊讶的是我现在已有40多万粉丝了——我从与他们的互动中收获良多。

　　我还发现，除了人大重阳之外，我最有价值的合作是通过互联网完成的。

　　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我发现我这个英国人在微博上写的笑话，也能引起中国网民的共鸣，让他们的开怀大笑。欢笑是心灵沟通与了解的桥梁，这种自然迸发的一种情绪拉近了我与中国网民的距离，我为此深感高兴。

为中国周做宣传，罗思义邀请当时炙手可热的歌星李宇春到伦敦参加活动，右为当时伦敦市长列文斯通。

　　当然，我也知道，参与社交媒体或者网站文章讨论的人，只是中国的部分人口——即使中国现在有一半人使用互联网。但他们的范围也远比我首次来中国时接触的人广得多。

　　因此，互联网让我有机会更进一步了解到我想要的东西——不仅仅与专业人士打交道。虽然与专业人士的互动非常有价值，但与中国最广泛人群的互动更有助于了解中国思想。这等于帮助我重温此前读过的一些中国的重要作品，并进一步加深理解。

　　所有这些过程都大大加深了我来中国前所作的分析，《一盘大棋》也因此问世。

　　中国文化让我困惑的地方

　　如果把上面谈及的比喻为正的资产负债表，那么我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具体而言，我在中国生活的社会难度非常小。除英国之外，我在巴黎生活和工作过3年，德国6个月，莫斯科8年，现在在中国已6年多。我的经历证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非常贴切。

　　当然，“中国梦”稍微有别于“英国梦”或“美国梦”。但在不同国家居住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对所有国家而言，80%的人是相同的，20%的人则有所不同。

　　当然，中国文化特点对西方人来说有点难度，正如西方文化特点对中国人来说亦有难度一样。就个人而言，我发现最困难的一点是，中国文化相较西方文化不愿意说“不”或“直截了当地批评”！

　　这造成了一稍微奇特的情况，如果我在中国受到批评，我确信它是真的。但如果我收到赞美，我不确定它是否是真的！我被迫以客观标准——文章的阅读数、评论数，来作出衡量。但这些都是小事，西方文化特点对中国人来说同样存在难度。

　　经济学要严谨

　　最后谈回我的专业领域。我曾强调过中国经济思想的巨大正面意义。但相对来说，中国这方面的劣势是什么呢？我在《一盘大棋》注意到了这一点，也对此作了评论。

　　就我看来，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问题是在实践领域——经济统计学与测算存在技术问题。虽然我曾说过，中国的总体经济框架优于西方，但这不意味着西方经学家没有做出过贡献。

　　特别是，就实证研究而言，西方经济学界的两个杰出人物——经合组织前首席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与其研究成果改变了官方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式的戴尔?乔根森（DaleW。Jorgenson），他们的研究大幅提高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实证认识水平——这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这导致联合国、经合组织、美国统计机构和其他组织完完全改变增长统计方法，引入更为正确的经济增长测算方法。

　　戴尔.乔根森所著的《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对此原因进行了分析。要做到中国谚语所说的“实事求是”，论述真正的事实就非常重要。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常常看到部分中国媒体进行经济讨论时，一再使用错误和早已过时20多年，现已被国际统计机构正式抛弃的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这非常危险，因为中国这艘经济之舟要正确航行，需要一张准确的地图。

　　技术经济学问题所吸引的人群远不及分析地缘政治、中美关系、二战来得广泛，但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战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我看来，作为外国人，我的优势在于，我比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经济学框架，比更多中国人了解现代经济增长成因分析方法。尤其重要的是，这样的分析进一步巩固而非替代中国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政策框架。

　　拙文《怎么理解习近平的经济思想》也曾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我也把此视为我对中国智库发展可以作出贡献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2012年和李宇春在一次活动上，老罗是铁杆玉米。

　　中国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最后我来回答，为何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发展如此痴迷。

　　我可以很诚实地说，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主宰了我的思维——很久以前我甚至曾经想象，我会有机会到中国吗？

　　首先是基于我对中国的热爱，以及中国最先进的经济思想。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已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世界史上最多人口的生活水平。

　　此外，中国还取得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增长成就。如果任何一个人，试图否认这些客观事实，那么这只是揭示，他们的偏见导致他们否认事实——因为这些都是经济事实。此外，这种想法完全是个笑话——不过是体现了西方人的傲慢。

　　因为我学过邓小平的著作，我很早以前就知道，那些一道与他共事过的人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经济观念。但我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借鉴别人，而是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理论。

　　正如事实所证实的，中国经济理论对中国自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分析，比西方经济理论准确得多。我痴迷任何领域的最先进思想，因此中国吸引了我，我也获益良多。

　　当然，中国并没因此而自满，而是虚心借鉴欧洲、马克思思想，以实现民族复兴。所以，欧洲现在可以尝试借鉴中国思想！

　　但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任何理论的设定，都是以推动人类实际进步为目的的。因此，让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回顾习近平对中国的民族复兴与人类发展关系的评述：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6

老罗参加CCTV节目录播

　　当然，对任何非中国人来说，出发点必然是不同的。他们是从全人类的角度看中国，而不是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但结论是同样的。

　　由于中国所取得的巨大实际成就，由于其拥有的高屋建瓴的知识成就，中国现在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全人类迈出的最伟大一步。中国的民族复兴事关中国而非其他人的命运，但中国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一致。

　　因此，我对那些想阻止中国崛起的势力，比如美国新保守派，抱以最大的蔑视。这样的势力希望阻止逾13亿人实现繁荣、过上最好的生活。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阻止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一种卑鄙企图；对外国人来说，这是阻止当今人类迈出的最伟大一步的企图。

　　因此，中国人和外国人虽处于不同的起点，但他们在这一点上的目标一致。

　　在我来到中国之前，这些看法在我的生活当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三十年前我开始研究中国时，我从未想到我会有机会来到中国，更不用说是为中国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工作了。我只是尊重事实，而事实不分国界。

　　因为中国迈出的最伟大一步也是全人类迈出的最伟大一步，以及中国馈赠我的丰富知识，也给予我机会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小小的一点贡献——虽然对于中国所给予我的，我所偿还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所以，我尽力在《一盘大棋》反映我从中国所学的智慧。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了解，我开篇的这段话并非仅仅是客套话，而是我发自内心的话：

　　“我不会奢望本书会带来重大影响，而是旨在向大家推荐国际最先进的经济研究方法，因为我已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三十年。如果将中国的成就比作撒哈拉沙漠，那么此书就是一粒沙子。不过，正如一个朋友所说的，如果你只能扔一粒沙子，你得确保这粒沙子是扔在正确的位置！如果本书扔的沙子和中国前进的方向一致，那么就没有什么能比这带给我更大的满足感了。我希望中国读者们扔的沙子也和中国前进的方向一致。”

　　注释

　　1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The People‘s Wish for a Good Life is Our Goal）第137-144段落。

　　2见邓小平979年3月30日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节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3页。

　　3见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Carry on the Enduring Spirit of Mao Zedong Thought）第543)段落。

　　4见林毅夫2012年所著的《从西潮到东风》。

　　5见新华社2014年10月27日报道“习近平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Xi calls for new type of thinktanks）：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4-10/27/c_133746282.htm

　　6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The People’s Wish for a Good Life is Our Goal）第137-144段落。（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