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2023年11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与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首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成功举办。来自黑山、罗马尼亚、英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专家学者、高校代表、在京驻华使节代表等共话全球发展，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CGTN、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凤凰卫视、深圳卫视、封面新闻等30余家媒体代表深入报道此次会议。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出席本次大会并在“分论坛二：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经济发展”发表演讲，现将其发言内容发布如下：

“量变会演变成质变”，在这种情况下，质的转折点是中国向国际分类的高收入经济体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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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义

要了解中国推动全球开放发展的动力和实践，这10年世界经济发展可以作为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2012年到202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了82%，是迄今为止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高的——美国增长了23%，欧元区增长了19%。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三倍半，是欧元区的四倍多。

中国的人均GDP表现更为出色，而人均GDP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更为关键，也是整体生产力发展的指标。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75%，美国增长了16%，欧元区增长了11%。中国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是美国的四倍多，几乎是欧元区的七倍。

此外，用一句名言来说，在这个过程的某个时刻，“量变会演变成质变”。在这种情况下，质的转折点是中国向国际分类的高收入经济体转型。 

按照国内标准，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从国际标准来比较，数据则更引人注目。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的52%，到2022年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的92%，中国将在短期内进入国际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今天，世界上15%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但仅中国就占全球人口的18%。因此，当中国在短时间内达到高收入经济体地位时，它将比历史上所有其他国家培养的人口加起来都多，共同推动提高高收入经济体的生活水平、健康、教育、休闲和文化。

然而，这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有时被视为一系列分离的、截然不同的政策。因此，本次演讲的目的是简要表明，这些成就恰恰相反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框架和方法集成的。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而不是任何其他经济理论”。但由于很多人不熟悉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因此，我想尝试用非马克思主义术语解释从这个框架得出的关键结论。人们将会看到，这些政策确实引导了中国的发展，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自然提出了一个直接目标——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人类福祉。但它同样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马克思分析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劳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他在早期著作中使用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术语，但概念是一样的。因此，人类福祉既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也是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

从实际的应用来看，从对人类生命最直接的影响说起，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得到了显着体现。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不仅拯救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还拯救了中国经济。

新冠疫情首发地在中国，因此给中国应对疫情的时间和相关信息最少。但有必要了解中国的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远远超过其他大国。

中国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动态清零政策，为开发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方法争取了不可或缺的时间，然后才取消限制。但在美国，这就是一场彻底的灾难。根据牛津大学科学家搜集的数据，到2022年12月初，中国取消动态的零感染政策为止，中国的死亡人数为百万分之22，而美国为百万分之3167。美国的人均死亡率是中国的144倍。

到中国取消对新冠肺炎的限制时，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略高于3万人。如果它的人均死亡率与美国相同，那么就会有4,471,000人死亡。如果中国没有持续近三年的动态零冠政策，今天中国有近450万人可能会死亡。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任何可比经济体。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最新数据)的4年时间里，中国GDP增速为20.2%，而美国为8.0%，欧元区为3.0%—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的2.5倍多，是欧元区的6倍多。

但是，如果说疫情以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触动了人们的生活，那么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框架在许多其他更直接的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成功。

首先，劳动力社会化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相互关联。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尝试的仅依靠少数几个关键项目的经济战略将行不通。例如，投资最先进的现代化工厂，如果没有运输部件和产品，没有与市场和供应商的有效沟通，没有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来操作，就不会产生高生产率的结果。总而言之，经济的强弱取决于其最薄弱的关键环节。

其中许多要求都属于基础设施领域——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混凝土和钢材”的问题，而是使有效的大规模劳动分工/社会化成为可能所需的手段。过去10年，习近平主席将这一点与强调建设全国范围内的国内一体化发展结合起来：“各地区要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不能搞‘小而全’。”

同样的原则在国际上也适用，最大规模的劳动力社会化，这表明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尝试的“进口替代”战略不会成功。正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白皮书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倡导者……”因此，它反对当前的保护主义趋势。

在这一框架下，“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开创性的战略，与二战后美国的全球化政策相比，是向前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美国二战后的全球化政策只注重降低关税。这些都是必要的，但要实现贸易发展，需要港口、航空通讯、铁路、公路、电力供应等国际基础设施，而这些都不是美国政策的组成部分。因此，与以前的全球化政策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在概念和实践上都取得了质的进步。

各国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非凡的实践成就。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签署了200多项‘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几乎是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国家。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成功地吸引了发展战略和政治制度极其多样化的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沙特阿拉伯和泰国的君主制、伊朗的宗教共和国、世俗国家、优先考虑国家发展的各种资本主义国家等。

“一带一路”倡议还与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这一重要趋势密切相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未来五年美国经济将增长12%，而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27%。

中国在全球南方发展中的地位需要劳动力社会化的另一个方面——科学技术，这不是“孤独的天才”的工作，而是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研发。

基于这一点，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取得未来技术领先地位的能力是非凡的。举一个将重塑全球经济基础的巨大例子，整个地球正处于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开端。英国《金融时报》总结如下:“中国负责……至少80%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环节，以及60%的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电池制造环节。在用于电池和更小众产品的一些材料方面，中国的市场份额接近100%。”众所周知，随着电动汽车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今年将成为全球领先的汽车出口国。

因此，正是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引领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道路。核战争和气候变化是两种已知的力量，有能力摧毁人类文明的现有基础。因此：“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我们不应该破坏彼此的努力，而应该互补”。

综上所述，回到起点，每一项政策和实际成果都是具体而重大的。但不应孤立地看待它们。它们构成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完整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这些原则的适用当然在每个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框架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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