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什么说“美国AI巨头的暴利梦，被中国戳破了”？9月11日，前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接受观察者网《思想者茶座》栏目专访时表示，美国科技寡头原本盘算靠AI在全球建立私有垄断、攫取“超级暴利”，而中国AI的崛起把行业利润率打回了正常商业水平，击碎了这一美梦。专访前半部分内容此前已发布（点击此处查看），现将后半部分发布如下：（全文约6200字，预计阅读时间16分钟）

▲报道截图如上

01西方左翼：从大溃败到新思潮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您属于“老派”欧洲左翼，可以这么说吗？您经历了冷战，也亲历了20世纪的劳工运动。如今，看到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纲领，也看到了一些像哈桑（Hasan Piker）这样年轻一代理论大V（在网上极具影响力）的观点。

我的问题是，您和您的同龄人是如何看待这股新的左翼思潮的呢？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和学者曾公开批评西方的新左翼，认为他们过度沉迷于“身份政治”——比如性别、种族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严重冲淡了传统的、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的阶级叙事。您认为这波新的左翼思潮是不是在犯同样的错误？还是说，他们已经有所不同了？

罗思义：首先，我并不算特别“老派”。让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是，我发现自己能和现在的年轻人产生很好的共鸣。

对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想可以把这群人分为两类——其实那个关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民调数据已经说明了问题。

要理解这个，我们得回顾一段历史。在美国和欧洲发生过一件大事：我们常说的“老左翼”（old left），他们在反对越战时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而且他们成功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遇了惨败，那是极其重大的溃败。但那之后呢？那是属于现在六七十岁那代人的辉煌。有人提到过去DSA的平均年龄高达70岁，正是因为在那之后的长达40年里，西方左翼只经历过惨痛的失败，整整40年的大溃败！在这期间，你看到了里根的全面胜利及其他极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你看到了摧毁苏联的巨大“胜利”；你看到了撒切尔主义的全面获胜。

因此，如果把时间拉回过去，在当时60岁到如今30岁的这几代人里，真正意义上的左翼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你提到的所谓“身份政治”（我知道在中国大家对这个词有些争议或误解），虽然它确实在当时兴起，但它其实根本没有触及社会主义的核心措施。它主要讨论种族、性别等议题，但在诸如捍卫工薪阶层生活水平、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实际行动等真正具备社会主义内核的议题上，它是非常软弱无力的。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那些民调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DSA的平均年龄从你说的70岁，直接降到了30或35岁左右。这不是渐进的过渡（比如40、50、60岁），而是出现了断层后的直接更替。

我认为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你仍然能看到一些“老左翼”的身影，那是大溃败之前的遗存。我们可以说，从1980年到大概2010年这30年间，西方左翼遭遇了全面溃败。而在不断的失败中，你是无法向前迈进的；只有依靠胜利，才能推动历史前进。所以，现在出现了一批全新的年轻人。我能和他们相处得极其融洽，我也很高兴能和他们身处同一个组织里。他们只有25岁或30岁出头。我都70多岁了，但我发现组织里很少有50多岁或60多岁的中坚力量，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断层。

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出色。过去西方有一段时间充斥着非常混乱的观念。现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已经变得理性得多、务实得多了。

当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种族和性别问题始终是无法剥离的议题。比如在美国，黑人群体就是比白人群体受到了更深重的剥削和系统性种族主义压迫。因此，美国的反对种族主义斗争向来是与左翼紧密相连的。

我承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低潮期里，这种“身份政治”似乎取代了真正的“阶级政治”。但这完全是因为那是长达几十年的政治大溃败期，当时根本没有成气候的、真正的进步劳工运动可以去结合！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很显然，特别是如果你要在美国竞选一个城市的市长，你就不可能避开反种族主义的斗争。美国的种族主义痼疾深重，这是一个有过奴隶制、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种族灭绝基础上的国家。因此，反对种族主义永远是美国左翼政治的核心部分之一。你看现在的右翼代表特朗普，他正在竭力强化美国的种族主义。他们甚至在拆除那些二战期间为美国军队服役的黑人老兵纪念碑。在美国，反对种族主义是左翼的底色，而鼓吹种族主义是右翼的标签。

但关键在于，现在的年轻人正在将反种族主义与社会进步的其他核心议题（如阶级、劳资分配、反战）重新捆绑在一起。我认为这两者现在达到了一种非常健康、平衡的状态。

如果你回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反对种族主义）其实也是与反战运动紧密结合的。越战抗议浪潮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时刻之一，就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站出来公开反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越战运动是一条线，民权运动是另一条线。当马丁·路德·金站出来将两者合流时，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时刻。

后来在长达40年的左翼大溃败期里，这两条线又被强行拆散了（即阶级叙事被剥离，只剩下空洞的身份政治）。但现在，它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更加健康的方式，重新合流。

02民主社会主义者能在美国选举中走多远？

观察者网：再回到更加具体的政治现实上来。刚才我们谈到了马姆达尼和其他DSA民主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上的胜利，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温和派和建制派民主党人正在进行强势反扑。

例如，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最近就在X上公开抨击了民主党内部这种“亲社会主义”的左倾趋势，他引用了一项民调，称高达58%的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并以此作为警告。与此同时，像詹姆斯·卡维尔这样的民主党重量级建制派人物也加入了批评，他们要求像DSA这样的组织必须远离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以免“吓跑”温和派选民。

所以，目前美国民主党内部显然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在西方这种以金钱为驱动的选举政治体制下，这种新生的左翼运动，真的有力量颠覆现有的体制，或者说在接下来的几次选举中掀起实质性的风暴吗？您认为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能在这次选举中赢到最后吗？

罗思义：他们带来最大的改变就在于：事实正在证明，大规模的社会底层支持和严密的组织能力，其爆发出的力量是可以战胜金钱的。

我们来看几个非常具体的现实案例吧。拿马姆达尼来说，纽约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但他依然能在这里赢得选举。尽管每天都遭受攻击，但他极受欢迎。再比如佛罗里达州的选举，DSA成员安吉·尼克松赢得了胜利。在美国，竞选资金是必须公开的。她的对手获得了高达16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而她筹集到的捐款还不到100万美元。尽管资金实力是悬殊的16比1，安吉·尼克松依然赢得了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民主党初选。

这背后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他们的政策深得人心。与以往不同的是，广大民众是真的认同DSA的主张。比如全民医保这项提供廉价甚至免费医疗的政策，多数民调都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它，在住房等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其次，他们的支持者充满了热情。要知道，如果你给候选人捐了100万美元，那是因为你是个百万富翁，但美国并没有那么多百万富翁，他们只会用钱去收买政客，他们本身并不具备组织基层和敲门拜票的热情。但DSA的成员是充满激情的，他们会亲自走上街头，挨家挨户敲门恳求选民把票投给他们。

所以，这已经不是什么假设性的理论了，现实的选举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拥有巨额资金肯定是一大优势，我不是说钱没用，有钱肯定更好办事，但事实证明，金钱是可以被击败的。我们也不应该过度夸大这种分歧，比如在国会里，像代表硅谷高科技选区的罗·康纳这样拥有部分商界支持的政客，也并不排斥DSA。

那么，为什么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现在会如此疯狂，几乎每天都要发文攻击他们？因为这些媒体的操盘手很清楚，社会主义者已经突破了过去那种“只有1%支持率”的孤立状态，开始在广大群众中获得实质性支持。他们知道这个进程才刚刚开始，所以他们企图在它变得更强大之前，立刻将其彻底碾碎。

借用毛泽东那篇著名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的话来说，站在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角度，现在这就是那簇星星之火。它目前还不算一场熊熊烈火，但《华尔街日报》害怕的，正是它有朝一日真的形成燎原之势。

这种发展不可能极其迅速，因为目前他们的支持主要集中在条件特别恶劣的大城市。纽约是一个极度撕裂的城市，一部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区域，另一部分则生活条件极为糟糕。但这种思潮正在向外蔓延，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可以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0年里，美国还从未出现过对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如此真实的群众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处于繁荣的顶峰，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才会盲目跟风喊出“宁死不当赤色分子”这种蠢话。但现在，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在英国，实际工资已经18年没涨过了；在美国，经济虽然在增长，但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流向了金字塔尖，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条件其实在恶化。正是这种客观条件催生了支持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也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发起自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代以来最严厉的政治迫害。

但正如我所说，这些年轻的新锐政客手腕非常娴熟，他们不会去讲那些脱离群众的蠢话。能在纽约这样的城市赢得选举绝非易事，事实证明，他们有能力在现实中击败金钱政治。

观察者网：您刚才的分析确实纠正了我们的很多看法。我们过去总是怀疑美国国内的这些贴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标签的人士和议题到底有多严肃。因为在中国，回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我们深知这期间牺牲了多少先烈，经历了怎样残酷的斗争。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这种现象时，总会下意识地觉得：“他们是认真的吗？”

但您刚才纠正了我。他们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学术界可以继续讨论，我们需要关心的是，这些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候选人能否真正赢得选举，能否在现实中影响中美关系，这才是核心。

顺着这个思路，我想提另一个同样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现象。你也提到那些和共和党有交集的科技右翼非常反华，比如近期有美国知名媒体WIRED的记者做了一篇非常出色的调查报道，曝光了与OpenAI、Palantir等美国AI/科技圈人物有关的Super PAC及关联组织，收买网红渲染“中国AI威胁”。您如何看待这股力量？

罗思义：是的，我认为在美国资本家阶层中出现了一股新思潮，我甚至认为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这群人称为“法西斯分子”。我一般不轻易使用“法西斯”这个词，我不喜欢把所有右翼都叫做法西斯，但这群人确实拥有法西斯的核心特征。

让我们回顾一下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为何会撤军。这是美国上一次遭遇的重大惨败。原因有二：首先当然是越南人民奋起反抗；其次，是因为美国人民通过民主体制决定终止这场战争。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士兵白白送死。

虽然美国的民主体制极不完美，完全被金钱主导，但如果民意足够强大，它依然能迫使政府妥协。正是美国国内的民主力量迫使美国退出了越战，因为在当时的选举中，支持还是反对战争成了决定政客政治生命的唯一指标。

这就是美国好战分子现在面临的最大麻烦：对他们而言，美国人民手中的民主权利成了一个巨大的绊脚石。如果美国真的想全面针对中国推行对抗政策，考虑到中国如今的强大实力，美国不仅需要把军费增加到1.5万亿美元，甚至可能还需要成倍增加。这意味着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将出现断崖式下跌，甚至面临残酷的代理人战争或核战争的威胁。只要美国还存在民主选举，美国老百姓就绝不会接受这种代价。

我绝对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美主义”。我强烈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但我绝不反美国人民。在越战初期，那些走上街头反战的抗议者曾被纽约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毒打，因为当时大家脑子里全是“宁死不做赤色分子”的偏见。但几年之后，正是这群觉醒的美国老百姓迫使政府结束了战争。美国残存的民主权利，即人民还能表达观点、还能投票给像马姆达尼这样反战的候选人，正是中国面对美国霸权时最好的一道防御屏障。

正因如此，你刚才提到的那些AI科技巨鳄们才得出结论：既然民主体制会阻碍我们与中国对抗，那民主体制就必须被抛弃。他们现在甚至不再掩饰了，他们公开宣称“我们不需要民主制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还从未出现过如此明目张胆的言论，这些人就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

你完全可以看透他们为美国经济规划的图谋：美国在电动汽车上已经被中国彻底击败了，在传统制造业上也输了。所以这帮巨头原本盘算着：“没关系，我们还有AI。AI将是一个拥有超级暴利的领域，我们要在全球建立私有垄断，以此狂揽天文数字般的财富。”虽然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个灾难，因为这意味着AI技术将变得极其昂贵；对美国老百姓也没好处，但这能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结果呢？中国的AI行业，比如DeepSeek横空出世了。它直接把这个行业的利润率打回了正常的商业水平。当然，中国的AI企业也要赚钱，但他们终结了美国私有垄断巨头妄图攫取“超级暴利”的美梦。

这就是为什么这帮AI巨头对中国恨之入骨。这完全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要砸下海量资源，去疯狂资助反华和反民主的政治势力；这也是为什么马斯克之流要在网上极力抹黑社会主义。因为DSA这群左翼既想要维护美国国内的民主，又坚决反对在海外挑起冲突，他们反对这帮寡头想要推行的一切政策。所以他们被视为眼中钉，必须被立刻碾碎。

这对中国来说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中国能够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不是指望他们明天就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指望他们通过手中的选票明确表态：我们坚决不想要一场与中国的对抗。

我深信这场不流血的斗争是可以打赢的，因为我曾亲眼见证过，当美国老百姓下定决心不要越战时，他们就真的叫停了它。只要美国的民主体制还能苟延残喘，我相信美国人民最终会决定拒绝与中国发生对抗。

因此，任何情绪化的“反美主义”都是极其愚蠢的，这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在战略上更是极其短视。那些正在赢得选举的美国本土社会主义者，就是这场燎原大火中的第一簇火花。中国必须非常谨慎地观察这股力量，并做出最清醒的战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