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30日中国经济报告。

　　“我们希望中国不把它变成一个纯粹以自己为主、施展政治软实力和影响力的机构，而是一个以更加公开透明、包容开放的心态去组建的国际机构。”

　　2015年4月15日，申请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创始成员国的大门正式关闭。57个国家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其中包括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的4个，经合组织（OECD）34个成员国中的21个，G20国家中的13个，以及东盟的全部10个成员国。美国和日本则缺席了申请。

　　自设立之初，亚投行被定位为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如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ADB）相互补的角色，旨在投资能源、交通、电信等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虽然有人士认为，中国此举显示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行使更多控制权的目的，目前中国在WB和IMF中拥有的投票权分别为5.17%和3.81%，但是WB和IMF高层已经不止一次表示了对建立亚投行的支持。

　　预计亚投行将于2015年内正式成立，资本金高达1000亿美元，不过相较于亚洲地区上万亿的实际需求，这一数字还远远不够。据ADB估算，2010-2020年间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约为8万亿美元，仅靠ADB根本无法满足。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亚洲基础设施开发的领先者。对于设立亚投行，ADB行长中尾武彦称，“考虑到巨大的基础设施需要，可以理解”。

　　下一步，根据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达成一致的时间表，各方将于今年年中完成亚投行章程谈判并签署，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

　　虚与实

　　中国发起组建亚投行，主要是基于推动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考虑。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Bergsten）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时称，亚投行将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数万亿美元的融资需求，涉及能源、电力、交通、电信等诸多领域。

　　伯格斯滕曾公开指责美国在亚投行上的失误。“中国确实显示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意愿，但显然华盛顿方面更担心亚投行会破坏现有的国际机构规则，成为表达中国战略利益的工具。”伯格斯滕对记者指出。

　　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丝路基金的政治和战略意图，在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丝路基金董事刘劲松看来，中国不需要太过回避。“这些措施不是在试探，而是堂堂正正把计划和倡议放在桌面上，不仅有规划、项目，还有资金支持，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他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表示，中日韩等亚洲国家正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大力改善，才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而一些国家由于资金不足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经济发展乏力，引发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社会问题。

　　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罗思义（JohnRoss）告诉《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亚投行既不是为了国家政治和战略意图，也不是为了转移过剩产能和促进出口的经济目的，而是旨在推动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这一目的得以实现，那么所有相关国家的市场规模都会扩大，中国的公司也将从中受益——比如中国那些全球最大的建筑公司将获得合约，其他国家的公司同样也会受益于这个地区经济的增长。“双赢”将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成为现实。

　　经济学人智库中国预测服务总监刘倩则认为，虽然中国政府不希望过多强调外交和政治意图，但的确在试着建立相对以自己为主的新系统和新秩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考虑，世行、IMF等机构就不会选择贷款给像委内瑞拉这样的高风险国家，但中国会给予其贷款支持。

　　“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仅是有的西方国家不太欢迎或没有准备好，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表示了相当的担心。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加入了亚投行，但也都在表达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对于中国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向世界展示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更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相应的角色，减轻各方疑虑。”刘倩说。

　　份额之争

　　2014年10月24日，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中明确了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各意向创始成员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

　　本文撰写时亚投行股权结构尚未确定。据路透社报道，根据提议中的股权结构，中国在亚投行中可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提议由亚洲国家掌握亚投行四分之三的股权。那么，以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计，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三的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中国在初期可以拥有最大的份额和投票权。

　　罗思义认为，份额和投票权问题与选举管理层相关，这两块都需要在建立亚投行过程中小心处理。现在这么多国家都成为了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并参与亚投行结构问题的讨论，这是非常有用的，可以使亚投行从一开始就能够建立一种恰当的平衡。相反，如果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加入，这些国家将主导亚投行的内部协议和结果，将来其他国家再加入时就会很难去改变。

　　关于一票否决权的问题，楼继伟曾表示，中国在亚投行并不刻意寻求一股独大，也不一定非要占到50％，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也明确表态，所谓中方寻求或放弃一票否决权是一个不成立的命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大的痛点就是美国股份不及20％却拥有否决权。波士顿大学帕迪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盖拉格·凯文（GallagherKevin）对《中国经济报告》记者指出，有报道称中国将放弃在亚投行的一票否决权，这将是非常重大的一步，表明该机构有潜力在治理上更加有效。相较之下，美国的否决权使得那些美国主导的金融机构治理效果并不佳。

　　经济学人智库亚洲区经济学家任韬（TomRafferty）告诉《中国经济报告》记者，正是因为世行、IMF等机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权力分配不平衡，导致后续产生了很多问题。他建议，“亚投行应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使自己的治理决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像印尼可能成为最大的投资接收国，它能否在决策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是需要考虑的。此外，亚投行可以在管理层更多聘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刘倩补充说，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亚投行中各自所占的权益，更值得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愿意分享多少决策权给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希望自己主导一个新体制，还是愿意以更包容开放的心态来推动建立新体制，这一点是国际社会上普遍的疑虑所在。

　　运营模式

　　运营模式将直接关系到亚投行的成功与否和可持续性。

　　盖拉格·凯文表示，新兴市场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相当大，主要体现在缺少项目和资金，因此亚投行将受到欢迎。但需要注意的是，必须确保这些投资项目在不破坏社会和环境状况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基础上帮助新兴经济体实现增长。

　　在具体项目层面，凯文建议，充足的公共投入、高于世界银行标准的社会和环境保障等，将确保亚投行的项目以更加恰当的方式完成。

　　伯格斯滕表示，对透明度、环保和反腐标准的担忧是合理的，中国肯定会遵循高标准的实践，因为各方已经表示了对这一点的担心，而且众多国家的参与可以帮助提升标准。

　　而对于中国过去备受诟病的“资源换基建”模式，任韬表示，只要建立了良好的决策机制，亚投行可以跟过去拿基础设施换资源的双边投资模式有所不同。过去的双边合作模式中，很多项目都是中国企业直接带着所有材料、人员到投资所在国去施工，引起当地居民不满。所以决策机制将发挥重要作用。另外，如果确定项目招标，应该确保招投标过程透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都应该可以参与。

　　盖拉格·凯文认为，“资源换基建”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的模式，很多国家都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亚投行仍然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特别是在那些迫切需要但信用状况不佳的国家的项目。

　　罗思义也认为，对于这一模式的批评是有问题的。该模式在确保中国获得必要的原材料和资助发展中国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他也表示，“如果其他国家不赞同这种模式，它将无法在亚投行中发挥作用。”

　　刘劲松在上述研讨会中指出，一带一路始终强调跟企业的对接，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运作。所以，无论是亚投行还是丝路基金，都强调把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带动起来。

　　谈及私人资本的参与，任韬分析称，一带一路战略之前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多地由私人资本按照国际市场规则运作。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初期可能更多是国企参与，市场所发挥的作用比之前有所减弱，所以建议在选择项目时一定要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

　　凯文认为，私人资本的参与可以使这个市场更加有活力。民营资本更关注的是投资回报，如果亚投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些项目肯定会吸引到大量的私人资本，政府并不需要特别地去鼓励私人资本参与。

　　任韬表示，如果政府插手太多、发挥太大作用，长期而言反而是不利的。政府可以做的有：简化行政管理，不要让私人资本走出去时有过多行政负担；开放资本账户，减少对民营资本对外投资的审批。这些方面中国政府还可以做很多工作。

　　投资回报考量

　　按照楼继伟的描述，亚投行将是一个“准商业性”机构。初期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今后也将考虑设立信托基金，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有人质疑，如何保证这些投资全部到位？如何规避投资风险？

　　刘劲松表示，中国过去的海外投资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10个项目里可能只有3、4个能赚钱，因为这些投资目的地都是“硬骨头”。风控需要算清楚经济账，哪怕赔也要算清楚赔到什么时候。经营思路也是可以选择的，比如中老（老挝）铁路肯定要赔，但跟中泰（泰国）铁路连起来后也许就不赔了，跟新加坡、马来西亚连起来后肯定能赚了。

　　在伯格斯滕看来，中国过去在对外投资上确实引起了很多争论，但公平地说，中国也吸取了很多教训。亚投行开始运用杠杆，参与多边事务，最终带动私人资本，这表明亚投行逐渐在成熟。

　　关于风险评估，刘倩表示，亚投行主要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建设融资，在这些国家开展投资，需要关注两大风险。一是运营风险，包括安全、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法律和监管环境、宏观经济风险、外贸及支付问题、劳动力市场、金融风险、税收政策、当地基础设施水平。其中一些是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走出去时重视的宏观风险，也有一些是在具体运营中会遇到的问题。二是国家信贷风险，包括委内瑞拉、希腊等债务违约风险偏高国家主权风险、货币风险、银行业风险、政治风险、经济结构风险、国家整体风险。

　　“过去很多走出去的中国机构习惯于依靠在国内获得政策支持，但在一带一路中不太一样，中国到了相对不太熟悉的国际舞台上，如果因政府的大力扶持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从而忽视了自身努力，那么政府的政策支持或许并不能给他们带来预期的回报。”刘倩强调。

　　罗思义称，只要遵守正常的商业规则，就没有理由认为亚投行会在投资回报上出现问题。

　　背后的货币之争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未具名智库人士报道称，中国政府将力推人民币纳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用于贷款计价和结算的货币篮子。

　　自2010年开始，中国政府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与众多国家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境外清算行落地、争取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不过，由于尚未真正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人民国际化始终缺乏深耕细作的土壤。

　　任韬表示，亚投行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初可能还是会以外汇储备结算为主，主要看最终签署的合同约定采用何种货币。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前副局长魏本华在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的沙龙上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称，亚投行从一开始并没有说过使用人民币，在当前阶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亚投行的发展，将来必然会面临补充资本金的问题，这将是人民币的机会。当然，不排除亚投行在具体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所在国政府愿意使用人民币来计价，这种机会是存在的。总体而言亚投行是为一带一路亚太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的，要考虑项目所在国的实际情况和意愿，也要根据人民币发展情况，不能因为这个项目是中国提供资金就一定要使用人民币。

　　任韬认为，摆在人民币成为亚投行结算货币面前的最大阻力在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自由化程度，人民币尚未完全实现可自由兑换。

　　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鄂志寰在上述沙龙上表示，人民币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中应发挥作用，因为在IMF、世行、亚行等机构中，人民币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今年5月份IMF会进行新一轮SDR评估，对于人民币是否符合条件，主要看能不能广泛地在国际支付和国际交融交易中使用，是不是有资本管制或者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不是完全市场化，都不是直接障碍。

　　亚投行挑战

　　中国能否运作好亚投行这个国际金融平台，现在评价还为时尚早，但从中国过往的经验来看，由于缺乏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能力，亚投行面临的挑战还是相当大的。

　　对此，盖拉格·凯文认为，亚投行要想获得成功，需要向外界展示其强有力的治理结构，不要去模仿那些中国和其他国家长期批评的华盛顿体系下的金融机构。其次，亚投行需要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良好的信用评级，以显示其是一家“好的银行”。亚投行还需要引进高的社会和环境标准，以维护中国的正面形象，并确保银行是盈利的。

　　对于项目的落地，任韬提醒说，过去世行和IMF很多项目就是以当地接受附加条件为前提的，所以很多国家对于它们的援助项目有抵触。现在国内很多说法是，中国想将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这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凯文表示，亚投行还是需要公开透明竞争的方式，这样比较容易被接受。比如环评，过去中国银行(601988,股吧)机构的环评都是不公开的，只有当激进分子抵抗之后才会推延项目。由于项目所在的国家通常没有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机制，有人担心亚投行将对其主要发起国适用相对较低的标准。鉴此，最好是要求开发人员与当地居民举行磋商或引入第三方监测。

　　罗思义分析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这需要多方的妥协。亚投行可能在一开始会遇到一些挑战，但克服这些挑战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相较这些短期问题，其他国家通过亚投行可获得更多收益和中国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从一开始就加入了，英国等发达国家不顾美国反对也加入了亚投行。“一些初期的问题是可以预见的，但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考虑，再加上其他国家快速加入亚投行，必然会带来好的管理技能，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这也是国际公司和跨国机构的经验。”

　　刘倩也认为，亚投行是一个很好的愿景，中国很希望建立一个相对以自己为主的新秩序；而很多东南亚国家和跟中国政经关系较近的国家则表态，不希望亚投行变成纯粹以中国为主导的形式。所以，该机构国际职员的招聘机制是怎么样的，是完全以中国人为主还是更愿意欢迎其他国家的人士，需要慎重考虑。“我们希望中国不把它变成一个纯粹以自己为主、施展政治软实力和影响力的机构，而是一个以更加公开透明、包容开放的心态去组建的国际机构。”

　　与整个亚洲地区数以万亿计的基础设施需求相比，亚投行的资金仍是杯水车薪。罗思义告诉记者，美国一直试图保持其在IMF和世行的一票否决权，因此拒绝更改规则。美国执意这样做，实际上强化了在IMF和世行之外建立新的金融机构的需求。“中国应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应该倡导亚投行建立一种良性机制，在未来几年促进资本快速增加。”（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