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罗思义系英国学者、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023年1月3日环球杂志。

经济学家罗思义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几乎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却是很多中国人的老朋友。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我与中国已日益交织在一起”。

2005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在上海与北京匆匆一瞥后，便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中国。他开通了微博账号，与100多万中国粉丝互动。刚来中国时候，本名约翰·罗斯的他就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中国名字。“我的中国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为我选择了罗思义这个名字，他们说这符合我的性格。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现在我明白了，那是‘思考意义’的意思。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

罗思义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时间更早。上大学时，他开始读中国诗的英文译本，李白与杜甫是他最喜欢的诗人。1969年，为研究毛泽东的政治与哲学思想，他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对中国经济问题有了一些了解。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后，罗思义又将更多目光投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1992年，还没来过中国的罗思义，撰写了一篇在他人生中十分重要的文章，准确预测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

这些年来，罗思义花大把时间待在中国，以“外国人”与“经济学家”的视角细心解读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亲历者——见证了一段突飞猛进的历史，目睹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2022年12月，远在英国的罗思义接受《环球人物》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的中国故事与中国观察。

“我的中国朋友早就不在兜里揣现金了”

1992年，罗思义发表了那篇“神预测”的研究文章，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为何落败？》。当时，他刚受邀前往莫斯科，“去撰写关于俄罗斯经济的文章”。罗思义回忆，当时自己去莫斯科的目的是“试图阻止俄罗斯采用西方经济机构主张的带有自杀性质的‘休克疗法’”。

在俄罗斯，罗思义“见证了苏联解体后的状况，目睹了一些人的遭遇”。“当时我在一栋大楼里租了个房间进行写作。我注意到，大楼的保安似乎和他的妻子以及3个孩子挤在一个单人房间里。后来，我搬到另一个地方，与一对俄罗斯夫妇和他们成年的女儿合租。夫妇两人在一年内相继去世，我可以确定，他们去世的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受到适当的医疗救护。我还看到成千上万的退休人员站在街头，试图出售他们自制的烤馅饼或蛋糕，甚至只为卖一支香烟。不管在思想上还是情感上，这些重大事件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罗思义在莫斯科住了8年。这8年，俄罗斯遭受了全球历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从1991年至1998年，俄罗斯GDP下降了40%。

在俄罗斯亲历这场巨变的同时，罗思义也在“持续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俄罗斯经济遭受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一直在继续前进。”罗思义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我当时就相信，中国的经济必然会非常成功，因为‘改革开放’符合基本的经济理论。”

从俄罗斯回到英国后，罗思义成为时任伦敦市长的经济政策负责人。也是在这时，他与中国有了一些书本与理论之外的“真实的接触”。罗思义参与了伦敦与北京的一场场会议，与中国官员讨论城市发展等议题。“在那些会议中，中国官员的学识、眼界与清晰的思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5年，罗思义首次以伦敦官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匆匆访问了北京与上海。如今想来，罗思义仍有些遗憾：“我在伦敦市长办公室的日程安排，意味着我每年只能去中国两次，每次为期一周。”那时中国经济增长早已进入快车道，这样的吸引力，让身为经济学家的罗思义无法抗拒。2009年，他选择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后来又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一名外籍研究员。这时罗思义不再是仅仅从经济理论角度研究中国，而是每天都有与中国学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罗思义每年有3至4个月在中国生活。不在中国居住时，他的研究课题也都紧紧围绕中国经济。近3年来，罗思义的行程被疫情打乱，他希望“世界赶紧恢复常态”。

这些年来，罗思义完成了几本颇具影响力的书。在《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与《别误读中国经济》中，他分析了中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肯定了中国将固定投资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做法。他也在书中回应了西方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诸多质疑，“西方媒体根本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是简单地妄加‘预测’中国经济深陷危机”。

罗思义撰写的《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别误读中国经济》。

亲历中国几十年的发展，罗思义有一些更直观的观察。当被问到“在中国看到了哪些变化”时，他很感慨：“自我2009年在中国工作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快。但对于一个‘老外’，中国的线上支付系统使用起来并不容易。比如，我还是要去银行办理各种事务。但和我一起的人指出：‘你看看谁还在银行？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外国人，其他人都在线上办理。’再比如，我现在仍然在使用现金购物，但我的中国朋友早就不在兜里揣现金了！”

“中国经济的表现远远超过了西方”

无论在学术文章中，还是在电视节目上，罗思义提到次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并无浮夸修饰，只是阐明事实——中国取得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此次采访中，他进一步剖析了在抗疫同时的中国经济表现。

《环球人物》：您过去谈了许多关于中国在此前40年里的“经济奇迹”。

罗思义：1949年，经过一个世纪的外国“干预”，中国几乎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当时全球只有10个国家的人均GDP低于中国。而今天，仅仅过了70多年，也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中国已经实现了小康。

自1978年以来，中国实现了世界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经济增长，使8.53亿人摆脱了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改善了迄今为止最多人口的生活。

这一成就不仅是实际的，而且是理论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后者也让我感到震惊。中国创造了一种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而其实际成果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

总而言之，这些结果表明，中国取得的经济实践和理论成就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这不是一种过激的说法，也不是企图讨好谁，这只是一种事实的陈述。

《环球人物》：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已近3年。3年来，它成为萦绕在全球人民心中的一场噩梦。在您看来，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中国经济表现如何？

罗思义：首先我要说的是，在疫情期间，中国经济表现远远超过了西方。在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的最新数据的3年里，中国经济增长了14.3%，美国增长了4.8%，欧盟增长了2.8%。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3倍，是欧盟的5倍。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更糟糕的是，它们还遭受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滞胀——即同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和缓慢增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2020年5月的0.1%上升到2022年6月的9.1%，这是40年来的最高值，而其年均经济增长在这几十年间放缓了50%。

美国经济的糟糕表现，是因为该国的资本私有制。那些掌握资本的人不喜欢国家干预经济，因为国家干预可能会推翻他们的决定，影响他们的利益。因此，在疫情期间，美国应对经济衰退的刺激措施完全集中在消费方面（即需求方），而非国家固定投资方面（即供给方）。所以我们看到，从疫情之前的2019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到2022年第三季度，美国的消费增加了3.436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净固定投资下降了520亿美元。在需求方激增，而供给方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巨大的通货膨胀产生了。

相比之下，中国因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刺激投资（即供给方）上，没有遇到同样的障碍。与此同时，中国还实施了供给侧改革政策，使得固定投资的增长得到了保证。因此，中国不仅经济增长比美国快得多，而且与疫情前相比，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下降的——从2019年12月的4.5%下降到2022年10月的2.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世界经济正面临40年来最糟糕的时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这样的成绩，是由中国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

《环球人物》：2022年12月，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部署安排来年的相关工作。您如何看2023年的中国经济？

　　

罗思义：2023年中国经济很可能加速发展。

自疫情暴发至今，中国控制住了通货膨胀，没有采取加息或其他措施的压力，所以制定合理措施以刺激经济的空间依旧存在。我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在2022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3.9%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预测，与2022年相比，2023年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增长，但美国经济将经历衰退或缓慢增长，欧洲经济也将陷入衰退。

“不是‘我们赢，你们输’”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罗思义一如既往地关注着这一动态，并仔细阅读了二十大报告。在与《环球人物》记者的对话中，他就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提供了来自一个“旁观者”的思考。

《环球人物》：很久以前，当世界谈论现代化时，一般指的是西方模式。就独特性而言，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罗思义：我认为，如果要为西方现代化取一个更准确的名字，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现代化是通过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页完成的。人类历史中最大的种族灭绝，发生在欧洲对美洲的“征服”过程中。最新研究表明，在这一过程中，5000-6000万人被杀害；在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中，约1200万非洲人被贩运；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大约90%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死亡。可以说，欧洲的殖民主义覆盖了世界大部分地区。

间接的后果也同样可怕。例如，英国鸦片战争中（通过不平等条约）夺取了香港，其他外国势力紧随其后侵略中国。这不仅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中国人民带去苦痛，还导致了中国的内战。有数据显示，在英国夺取香港后的一个世纪里，超过5000万中国人死亡。

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去“征服”其他国家。相反，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其他国家都是受益的——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

而在中国国内，中国式现代化从来不是只给一小部分人带去利益，而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发展、谋福利。有一组数据能说明这个问题。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扣除通胀因素，中国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60%。相比之下，印度工人的收入只比2008年高40%，巴西工人的收入几乎与14年前相同，墨西哥工人的收入甚至降低了。在欧洲和美国，实际工资也正在下降，意大利和英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比2008年还要低。

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现代化之路让全世界受益，是一种全世界都需要的现代化模式。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了“双赢”，而不是——“我们赢，你们输。”

《环球人物》：您认为，有哪些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限制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罗思义：当然，中国有一些特殊的自然特征，要改变这些特征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中国人口几乎占世界人口的18%，但可耕地只占世界的7%，淡水只占世界的6%。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却拥有全球7%以上的淡水和全球10%以上的可耕地资源。因此，很明显，中国在发展农业方面面临着挑战。但是，事实证明，没有任何社会或经济条件限制了中国的现代化。

《环球人物》：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您如何看待共同富裕？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与北欧模式的区别是什么？

罗思义：共同富裕是中国提出的一个十分出色的概念。这个概念涉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先看看美国的人均财富情况。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最富有的那10%人口，其收入与财富有了惊人的增长，但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美国所谓的“疯狂的资本主义”（资本私有制）是造成财富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北欧模式则试图通过提高对富人奢侈消费的征税，却不提高对富人生产性投资的征税等措施，调节财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民意调查显示，在北欧模式国家，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远高于美国。客观的衡量标准也能说明这一点，比如在北欧模式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也更长——一直以来，预期寿命都是衡量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

但问题是，北欧模式是资本主义的，因此它受制于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了约2/3。同时，北欧模式也受到来自富人阶级的压力——他们当然不愿意被限制奢侈消费。因此，北欧模式的公平性在最近几年已经被削弱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类型的经济衰退，资产控制者不能操控国家。

“我是作为客人被邀请的”

罗思义自称“中国客厅”里的一位“客人”，一直以来，他“小心翼翼”地观察、学习中国。与此同时，不会说汉语的罗思义，逐渐融入了中国社会。他结识了一批中国好友，走近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环球人物》：您在中国的生活是怎样的？

罗思义：我有非常多的中国朋友。当我在中国时，我很少和外国人在一起。因为我来中国，就是为了向中国学习。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的文明古国。因为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差异，我在与中国朋友相处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小误会。但双方对此都很理解，所以交流起来并没有大问题。

当我在中国时，我试图去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则，那就是永远记住你是客人，你并不拥有这间房子。试想，如果我的房子有客人到访，我一定会热情招待。但如果客人们表现得就像主人一样，比如指挥你该去做什么，我就会很恼火。在中国，我感受到了大家的友善与热情，但我是作为客人被邀请的，所以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去了解、去观察。这是中国人的房子，不是我的。

《环球人物》：据说您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李白和杜甫。当您50年前第一次读到他们的诗时，就被感动了。

罗思义：我在大学时读过一些中国诗的译本，当时立刻就被诗中所呈现出的那些不同于大多数英国和欧洲文学的感性和人生观所震撼。不过，虽然我可以从情感上感受到，但当时我无法清楚地理解，这种差异的本质是什么。

在全世界所有的诗歌文学中，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我最喜欢的两首诗之一。前些年我去武汉时，还特别去了诗中的黄鹤楼。这首诗描写了人类普遍的告别经历，是一种最直接、最悲壮却并不伤感的表达。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罗思义最喜欢的诗之一。图为罗思义在武汉黄鹤楼前。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与中国文化有了更直接的互动。我明白了这种震撼到底源于什么。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个不以宗教为文化基础的伟大文明。欧洲文明的框架是基督教，穆斯林世界的框架是伊斯兰教，印度文明的框架则是印度教。但中国的历史文化框架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思想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治理主张。

我没有贬低宗教的意思。但历史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宗教色彩会越来越淡。社会建设应以“人民福祉”为核心，而不是围绕天堂或“来世”。中国的文化框架是通过对社会的分析，而不是对神灵的分析创造出来的，这使得它能更直接地面对人类的实际问题。

我想，这些文化内核反映在了中国诗歌中，也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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