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本文刊于8月5日《环球时报》。

　　今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将讨论制定第13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主要是设定某些关键经济指标，必要时在这些指标框架内运用市场机制指导经济运行。这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较苏联与西方国家具有优越性的原因，因此中国的经济表现均优于两者。

　　改革开放37年，中国取得人类历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1978年至今，中国居民消费实际年均增长率为7.7%，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年消费总额增长8.0%，经济年均增长9.8%，为史上最快增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西方和苏联模式的差异性，是中国经济发展远快于这两者的原因。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非“市场经济”，但媒体有时使用的术语含混不清，掩盖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性。

　　与西方不同，中国最大的各类企业都是国有制，这使中国能进行最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但跟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占中国经济比重最大的并不是大型企业，而是数以亿万计的中小企业，同时中国的农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但中国的国企和私企互为补充，与西方“混合经济”和苏联经济体制有根本不同。西方的“混合经济”是由私企主导，中国情况则完全相反，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结构也与私营企业微不足道、甚至农业和当地商店也是国有制的苏联模式根本不同，两国五年规划具有不同性质。苏联经济基本上是单一国有制，政府甚至需要为小规模经济决策，设定数万种价格和产量。简言之，苏联实行的是管制经济。

　　中国五年规划只是制定几项关键的宏观经济目标，设定经济总体增长率，对投资、消费、实业发展等优先事项提供指导性意见等，必要时则会在这些指标框架内，依靠市场机制指导经济运行。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也说明了其避免2008年后“大衰退”等危机的原因。西方经济由私营企业主导，意味着即使企业利润很高，也无自动机制确保投资水平。美国企业营业盈余占经济比重从1980年的20%升至2013年的26%，私企固定投资占经济比重则从19%降至15%。黑石公司总裁拉里·芬克指出：“越来越多企业领导人开始响应可为股东提供即时收益的行动，而创新、熟练劳动力或维持长期增长所需的资本支出投资则不足。”尽管美国政府可呼吁私企投入更多投资，但缺乏任何机制促使私企执行其命令，这导致美国“大衰退”期间投资大幅下降。

　　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也曾预见到这种危险性，他强调：“我们不能把决定现时投资量的职责安全可靠地放在私人手中。必须由社会控制投资率。”

　　相反，如果有需要，中国国有企业可按照政府指示增加或降低投资。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大多数经济体可用两种方法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则有第三种选择，发改委加速投资流动性。”因此中国应对危机的机制远强于西方。（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