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6-08 作者: 罗思义
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在即,关于此次峰会的分析有很多,其中大多聚焦在上合组织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但国际局势稳定对上合组织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因此有必要对上合组织外部面临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西方经济体陷入新平庸/大停滞背景下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动荡影响,进行分析。
作者罗思义(John Ross)系英国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6月8日观察者网。
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在即,关于此次峰会的分析有很多,其中大多聚焦在上合组织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但国际局势稳定对上合组织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因此有必要对上合组织外部面临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西方经济体陷入新平庸/大停滞背景下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动荡影响,进行分析。
上合组织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动荡显而易见:
· 上合组织的西面,军事冲突范围从西非与北非,延伸至叙利亚和伊拉克。只不过西非与北非是小打小闹(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肆意猖獗,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与政府军频频交火,沦为失败国家的利比亚乱成一锅粥等等),叙利亚和伊拉克则陷入全面战争。至于黑海西部和北部,2014年乌克兰爆发政变及武装冲突,高加索部分地区恐怖主义问题依然存在。
· 上合组织的南面,阿富汗战争仍在继续。
· 上合组织的东面,美国继续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挑衅,同时对朝鲜进行军事威胁。
· 至于全球层面,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对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美国重要盟友产品征收关税,其国内反华强硬派甚至主张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鉴于周边地区动荡,成员国覆盖欧亚大陆绝大多数的土地,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40%以上的上合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观点认为,就地缘政治形势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地缘政治风险对经济增长构成威胁。本文将要说明的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经济增长放缓如西方经济体深陷新平庸/大停滞,会造成地缘政治动荡。
这反过来会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地缘政治动荡是西方经济体长期缓慢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那么西方经济体这种长期缓慢增长的模式,以及地缘政治动荡仍将继续。因此,上合组织作为稳定的堡垒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增加。
本文旨在说明,上合组织面临的国际形势是,虽然西方经济体不会发生1929年式的灾难性危机,但其陷入新平庸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西方陷入“大停滞”
大多数媒体在分析全球经济形势时,是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这个词描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西方经济形势,以与1929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形成对比。但“大萧条”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根据其词义,20世纪30年代经济活动是陷入长期低迷,而2008年后的形势则是衰退后迎来急剧复苏,“萧条”和“衰退”这两个用词的对比代表了人们对两次经济危机后不同经济走势的看法。但正如下文所示,事实正好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体经济缓慢增长持续的时间,长于1929年后。
鉴于此,如果觉得有必要在标题中加个“大”字,以突显西方当前的经济形势,最好用“大停滞”或者“新平庸”来代替 。因为这些事实对于了解全球地缘政治形势至关重要,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1929-1940年与2007-2018年G7的GDP增长率比较
首先分析代表西方主要经济体的七国集团(G7)整体经济形势。为便于大家对此有直观的认识,图1为大家呈现1929-1940年与2007-2018年G7的GDP增长率比较。有必要指出的是,1929-1940年与2007-2017年数据均为实际数据,2018年数据是引用IMF最新预测数据。
· 1929-1940年G7总体 GDP增长20.2%。应特别指出的是,1929年后G7经济衰退比2007年后更严重,但复苏相对迅猛快速。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称为“大衰退”更合适。之所以使用“大萧条”这个词,是因为它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形势。但事实将证明,美国只是个非典型的个例,不能代表西方经济体的(主要指G7)整体趋势。
· 相比之下,2007-2018年G7的GDP仅增长13.8%,显著低于1929年后增速。
因此,将20世纪30年代阶段称为“大萧条”,把2007年后阶段称为“大衰退”带有明显的误导性。这恰恰掩盖了西方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GDP增速慢于1929年后的事实。
图1
下面将对G7各成员国经济形势做进一步的分析。
日本1929-1940年的GDP增长64%,2007-2018年则仅增长13%,前者近乎是后者的5倍。
图2
德国的经济表现与日本如出一辙。1929-1940年德国GDP增长44%,而2007-2018年仅增长15%,前者几乎是后者的3倍。
图3
英国在1929-1940年GDP增长32%,2007-2018年仅增长13%,前者几乎是后者的2.5倍。
图4
意大利在1929-1940年GDP增长24%,而2007-2018年增长-4%,可见,前者远高于后者。
图5
美国在1929年后,复苏远慢于G7其他成员国,花了七年时间才恢复到1929年的经济水平。
1929-1936年,美国GDP增长仅为0.4%,意大利为6.9% ,英国为13.0%,德国为14.3%,日本为22.9%。因此,“大萧条”适用于描述1929年后的美国形势。然而,事实证明其他G7国家的经济复苏要比美国强劲多了,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经济有了较快增长。所以,因为美国这一个例,而用“大萧条”来形容1929年后的全球经济形势,有以偏概全之嫌。
尽管美国复苏缓慢,1929-1940年美国GDP仍增长19.8%,而2007-2018年仅增长18.3%。同样是11年,预计到今年底美国GDP增速也还是会慢于1929-1940年增速。
图6
美国和G7其他主要成员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的复苏,是1929-1940年G7整体GDP增速显著快于2007-2018年的主要原因。而加拿大和法国,这两个较不重要的G7成员国,其1929-1940年GDP增速慢于2007-2018年增速。
加拿大,作为G7最小的经济体,1929-1940年GDP增长20.2%,2007-2018年增长20.4%。两个阶段相差不大。
图7
法国是G7中1929年后GDP增速明显慢于2007年后增速的国家,主要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英国放弃金本位制时,法国仍坚持金本位制。正如图8所示,直到危机爆发10年后,法国GDP增速仍未恢复至1929年水平,甚至直到1940年遭受德国入侵,经济遭受严重衰退之前,也仅比1929年多了3.4%。相比之下,2007-2018年法国GDP增长已经达到了9.5%。
图8
1929年后与2007年后阶段的整体比较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为何将2007年后阶段称为“大衰退”和1929年后阶段称为“大萧条”,具有极大误导性了吧,总结原因如下:
· 2007-2018年G7的四大经济体——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以及意大利的GDP增速,慢于1929-1940年增速。
· 只有加拿大1929-1940年GDP增速与2007-2018年增速基本相同。
· G7中只有一个经济体——法国1929-1940年GDP增速,显著慢于2007-2018年增速。但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在G7的主导性,远超过法国。
G7陷入大停滞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旦了解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就应用正确的说法来描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G7所面临的局面,并对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动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下面再对2007年后与1929年后的形势,作一个梳理。
1929年后发生的经济闪崩随即引发政治危机:
· 1931年日本开始军事侵略中国;
· 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导致当时的国际金融体系崩溃;
· 1932年罗斯福参选美国总统,提出罗斯福新政;
·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但1929年危机后经济强劲好转也意味着,这些政权,包括新上台的政权,并未在内政方面遭受严重程度的政治对抗——日本军国主义在国内并未受到普遍反对,希特勒在德国大受欢迎,英国保守党政府人气如日中天,任职时间最长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彼时新上任,风头正望。因此,虽然经历经济崩溃到复苏引发的世界地缘政治剧变,G7主要国家的内政相当稳定。法国则是其中的例外,它是1929-1940年GDP增速显著慢于2007-2018年的唯一的G7国家。1936年,大受欢迎的人民阵线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罢工令法国全国陷入混乱。这从负面角度证明,经济增长低迷会引发政治动荡。
2007年后的形势则明显不同。至少三个重要因素可以证明,2007年后最初的经济衰退不及1929年后来得迅猛。
· 1929年后,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英国实行保护性关税,以及纳粹推行保护主义,将世界经济割裂为一个个相对孤立的集团;2007年后,虽然保护主义带来破坏性,但到目前为止破坏规模相较1929年后小。
· 1929年后仅仅两年,金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便崩溃了;与之相反的是,2007年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仍然存在。
· 1929年,就社会保障而言,西方国家福利制度微不足道,因此在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均崩溃了;而2007年后社会保障的存在意味着,尽管投资严重下降导致增长缓慢,消费并没有因为失业率上升而崩溃,因此整体经济下滑并没有发生类似1929年后的闪崩。
这些因素意味着,2007年后G7只是陷入了长期停滞,即新平庸,而并未发生类似1929年后的经济闪崩。
2007年以来的实际发展形势与IMF的预测均印证了这一点。
· 根据IMF预测,2017-2022年,即国际金融危机后10至15年,G7的GDP将增长9.1%,年均增长1.5%,而1929年后同期G7GDP总增长39.6%,年均增长6.9%。
· 颇具戏剧性的是美国的经济表现格外引人注目。根据IMF预测,2017-2022年,美国GDP将增长11.1%,年均增长 1.8%,而1929年后同期美国GDP增长92.5%,年均增长14.0%。
总之,IMF对G7的预测显示,2017-2022年G7的GDP增速将继续慢于1929年后同期增速,而过去IMF对西方经济体的预测则一向略微过于乐观。
G7经济与政治形势对上合组织的地缘政治影响
2007年后与1929年后G7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表现,有助于了解上合组织当前面临的世界地缘政治形势。
1929年后G7所发生的经济闪崩随即引发政治危机,2007年后则陷入长期缓慢增长,即陷入大停滞/新平庸,意味着政治动荡会慢慢积累,并最终集中爆发。
·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导致中东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动荡;
· 2012年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运动兴起,最先是勒庞在法国选举中异军突起;
· 2015年英国激进左派候选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当选工党新任党魁;2016年6年英国脱欧公投;
· 2016年特朗普违背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意愿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继其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
· 2017年5月马克龙击败法国传统的右翼和左翼政党当选法国总统;
· 2017年默克尔遭遇最严峻的挑战,一度面临组阁困难,把德国带入二战以后从未有过的宪政危机之中。
· 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和联盟党组建联合政府。
由于1929年经济闪崩后随即快速复苏,并在二战后持续繁荣,这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前最具破坏性的国际经济案例,进而导致人们有时有一种倾向:西方经济体要么是经历衰退,要么是经历繁荣。但这并非实事求是,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特殊性。
由于上文概述的原因,西方经历类似1929年后的严重经济衰退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可能性非常低,除非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在国际上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西方经济体的基本特征并非“繁荣”或“崩溃”,而是长期缓慢增长。这反过来会引发地缘政治风险,而这便是上合组织面临的国际形势。
· 由于西方经济缓慢增长,动荡仍将持续,可能会上升为恐怖主义、武装冲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
· 主要发达经济体不会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的风险,但政治动荡仍将继续。
·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覆盖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40%以上的上合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希望保持或创造政治和地缘政治稳定,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平发展创造条件。这充分证明,中国为推动和巩固上合组织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合作所提出的倡议和主张,都是正确的。
但正如上文所述,上合组织不仅面临内部挑战,而且也面临国际挑战——西方陷入大停滞/新平庸。因此,上合组织应对这两个方面做出准确的应对。(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