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John Ross）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11日观察者网。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本周末拉开帷幕，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发起国和东道主，将迎接28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论坛，参会嘉宾涵盖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但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大有裨益，更为关键的是，它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活力。

　　在此次论坛召开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西方世界的经济正在发生什么？本文发现的事实，对于理解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将大有帮助。

　　“中国经济将深陷危机”、“中国将遭遇硬着陆”等等耸人听闻的预言一直频繁见诸于西方媒体[1]，但这样的说法总是被事实无情打脸，导致中国公众对此见怪不怪。

　　“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具有活力是依靠创新拉动”、“中国经济陷入停滞与中国体制有关”等说法则屡屡出现在中国部分媒体及知识分子口中。这样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下文将分析这种说法缺乏事实依据的原因。

　　而且，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他们的说法恰恰与事实相反：同上个世纪相比，西方当前经济增速相当缓慢，而非充满活力。从历史角度来看，可以形象地说，西方国家正陷入大停滞——确切地说，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比1929年后的大萧条时期更慢。

　　本文所用的数据并非源于中国或者无足轻重的机构，而是权威的国际经济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为避免引起误解，下文将显示，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其破坏力远甚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前阶段的特征是经济陷入长期缓慢增长，而不是像1929年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先衰退后出现相对快速的增长。这种经济趋势也意味着，1929年后的政治危机是以疾风骤雨式爆发的，2008年后的政治危机是慢慢积蓄，并最终集中爆发。

　　显然，论述西方国家经济缓慢增长的实际情况，不能仅仅分析短期趋势，还要了解中国当前阶段趋势与国际趋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

　　西方经济相对停滞说明，潜在的经济趋势与实时事件（如美国在叙利亚的行动、美国对朝鲜政策）、西方重大政治事件（如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以及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发展战略（如一带一路等）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习近平在中国推出的大政方针政策，正是顺应了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创了全球经济的新时代：相比中国建国以来以往经济阶段，中国与全球经济的关联度更高。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系列措施，也是全球新经济的一部分。下文将就对中国之外国家的重要影响，以及其与中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将仅论述中国政策对世界的影响——虽然反腐等其他国内问题同样重要，但这超出了本文范围。而且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便对中国内政妄加评论。因此，我将着重分析新经济时代下世界经济与中国的关系，希望有助于大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世界经济形势。

　　IMF：西方经济停滞甚于大萧条时期

　　鉴于1929年后的“大萧条”通常被视为西方国家历史上经历的最大的经济危机，要了解现阶段世界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有必要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趋势，以及1929年后的发展形势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比较[2]。

　　部分媒体宣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西方大萧条之后最糟的经济危机。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会让人们低估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2008年以来西方国家总体增速放缓、陷入停滞，几乎已经等同于1929年后的大萧条时期。

　　与此同时，根据IMF对西方国家未来五年的增长预测，到时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表现将比当前阶段更糟。就形式上来讲，这也不同于1929年后发展形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极为缓慢显然对整个国际形势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中国当前面临的趋势。下文将根据这些分析作出结论。

 

　　IMF最新数据来源截图

　　首先事实已经明晰。为便于大家一目了然，特制作图1，呈现三个阶段数据：（本节数据源于IMF，下文将依据IMF预测作出分析）

　　1929年后年西方发达国家增长趋势；

　　2007-2016年西方发达国家增长趋势；

　　IMF最新预测的西方发达国家2016-2021年趋势。

　　大萧条VS大停滞

　　图1印证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1929年后的“大萧条”，远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大停滞”猛烈得多。1929年后，仅仅三年内，发达国家整体GDP就下降16%。

　　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例，按照1929年每个国家经济下降前的底线计算，1929-1933年美国GDP下降29%，1929-1932年德国GDP下降16%，1929-1931英国GDP下降6%，1929-1930年日本GDP下降7%——1929-1932年西欧国家整体GDP下降9%。

 

　　图1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1929年后所发生的经济闪崩随即引发政治危机：

　　1931年9月，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满洲里，开始军事侵略中国；

　　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导致当时的国际金融体系崩溃；

　　1932年11月，罗斯福参选美国总统，提出了实行“新政”和振兴经济的纲领；

　　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但除了这些众所周知和准确的事实外，人们并不是普遍了解，1929年经济崩溃的初期后，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复苏了，而且后危机时代的增长非常强劲，只有美国是例外。

　　这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的前一年——1938年的形势。有一个有趣的统计巧合是，1938年距1929年是9年，本文所引用数据的最近的一年——2016年距国际金融危机的前一年——2007年也刚好是9年。

　　因此，下文将对相同时间跨度的1929-1938年与2007-2016年进行比较分析。相信历史比较有助于大家了解这种趋势，以及解释为何现阶段被视为“大停滞”的原因。

　　1938年最主要发达经济中心GDP大大高于1929年水平的事实说明，继1929年衰退后，最发达国家经济强劲复苏，具体如下：

　　日本GDP比其1929年水平高37%；

　　德国GDP比其1929年水平高31%；

　　英国GDP比其1929年水平高18%；

　　西欧GDP比其1929年水平高13%；

　　发达国家整体GDP比其1929年水平高7%。

　　美国是个例外，其1938年GDP仍比其1929水平低5%。

　　事实上，正如图1所示，发达国家的“大萧条”是一个非常陡峭的V型反转，而且“V”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下降幅度。1929年后经济活动急剧下降，然后急剧上升，美国则是个例外。

　　除美国外，“大萧条”一词带有轻微的误导性——它只是反映了美国的趋势，而非大多数发达国家趋势。

　　1929年后，最发达国家首先经历产出快速下降，然后是快速复苏、强劲增长。“大萧条”一词完全适用于美国的情况，但并非适用于大多数其他主要国家。

　　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下滑不如大萧条严重

　　比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当前趋势与1929年后的趋势可以明显看出，两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正如图1所示。这可以概括为三个重要事实：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产出下降，远不及1929年后的大萧条时期严重——2007年发达国家GDP最大降幅仅为3.3%，1929年后发达国家GDP最大降幅则为15.6%；

　　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GDP没有如1929年崩溃后快速复苏和强劲增长；

　　2016年发达国家从危机中复苏的速度几乎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一样慢，到2017年底其增速还将会大幅放缓。确切地说，由于增长缓慢，2007-2016年这9年间发达国家整体GDP仅总增长10.1%。

　　根据IMF预测，到2017年底，2007年后发达国家GDP增速慢于1929年后的增速——2007年后的10年间发达国家整体GDP总增长12.3%，1929年后的10年间发达国家整体GDP总增长15.1%。

　　此外，正如下节分析，IMF数据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潜在增长率将远低于1929年之后的同期：2007-2021年这14年间发达国家整体GDP总增长率，将不到1929-1943年这14年间增速的一半——2007-2021年发达国家整体GDP总增长20.6%，年均增长1.3%，1929-1943年则分别为49.8%和2.9%。

　　自2007年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极为缓慢意味着，用“大停滞”这个词形容当前这个阶段最贴切。

　　2016-2021年西方经济增速不容乐观

　　要分析2016年后趋势，就需要用到经济预测数据。本节所用的数据源自IMF2017年4月发布的最新预测。此处运用IMF数据有三个原因：

　　IMF就发达国家所作的预测数据不受中国或者任何反西方势力的控制。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指责，这些数据对西方不公。

　　IMF所作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应用最为广泛。

　　IMF预测的西方发达国家增速一贯高于后者（尤其是美国）实际增速。[3]

　　根据IMF对发达国家2016-2021年这5年期间所作的预测，再来对比发达国家在2007-2021年与1929-1943年这两个时间段的表现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极其惊人：

　　IMF预测，2016-2021年，发达国家GDP将总增长9.6%，年均增长1.5%。IMF还对单个国家作出预测，美国GDP将年均增长1.8%，英国为1.4%，德国为1.4%，日本为0.6%。2007-2021年这14年间，发达国家GDP将总增长20.6%。

　　相比之下，1929-1943年这14年间，发达国家GDP总增长49.8%，也即是说发达国家1929-1943年间的GDP增速，是2007-2021年间GDP增速的逾2.5倍。[4]

　　换言之，2016-2021年发达国家GDP要年均增长6.4%，才能达到1929-1943年间的水平，而IMF的预测数据为1.5%。显然，这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特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2007-2021年期间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速，远低于1929-1943年期间的年均增速，即发达国家在“大停滞”期间的增速远慢于“大萧条”时期。

　　有必要指出的是，经历1929年崩溃的最后一个阶段，1938年后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复苏，并不是依靠正常的和平手段。1938年后时期的特点是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然后是发动战争。

　　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特别对美国的例子进行了分析：“美国政府基本上取代了私营企业，成为驱动固定投资的主要力量——1943年，美国83%的固定投资是由政府进行……美国经济史上经济扩张最快的时期，即确立它无可争议的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经济增长是由政府而非私人投资驱动……正是这只‘看得见的手’，而非‘看不见的手’，推动美国登上全球经济霸主的宝座。”

　　但这样的事实不会改变经济现实。通过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或者发动战争，拉动经济扩张的结果是经济增长。虽然，除美国外，其他国家都是通过这种增长方式从1929年后的崩溃中快速复苏。但这不会改变2007年后发达国家年均增速远慢于1929年后的事实。

　　事实显而易见。就经济增长缓慢而言，大停滞将比大萧条更糟。在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引发的巨大危机，导致当时一个阶段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慢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阶段。这是因为一战拖累发达国家产出大幅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增速极为低迷。

 

　　4月13日，一带一路伙伴国塔吉克斯坦学生热加波夫·阿里热（左一）在研究生导师沙地克·沙吾提（左二）的带领下查看病房，“等毕业回国，我就开一家中医诊所。”阿里热说。阿里热目前就读新疆医科大学。新华社|胡虎虎摄

　　显然，西方国家深陷停滞的事实，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下文将就此进行分析。

　　中国形势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

　　首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形势表明，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紧密相关。国际和国内因素并存，这有必要用一个合适的术语分析当前阶段形势的原因。

　　但结合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审视中国不同的发展周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具体如下：

　　根据中国建国以来所发生的国内事件，通常分为五个阶段，而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对应各个阶段领导人；

　　依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建国以来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它们是：1949-1978年，1978-2008年，2008年至今。

　　通过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这三个重要阶段与世界趋势之间的关系。

　　为便于大家了解这些趋势，特制作图2，以呈现这些阶段数据与发达国家在中国建国前的数据，确切的数据见如下分析。当然，世界与中国的确切的时间数据会有一些微小的差距，但世界经济发展与中国的重要阶段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首先以世界经济趋势为例，具体如下：

　　1913-1950年，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长2.0%，为缓慢增长的阶段；

　　1950-1978年，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长4.4%，为快速增长的阶段；

　　1978-2007年，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长2.6%，虽然慢于上一阶段，但仍算相对快速的阶段；

　　2007年后的阶段，为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速十分缓慢的阶段。2007-2016年年均增速为1.1%，IMF预测2007-2021年年均增速为1.3%。

　　图2的数据清楚地解释了，为何2008年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全球经济新时代密不可分。

 

　　图2

　　世界经济这些重要阶段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楚地说明，中国与世界发展形势密切相关。下文将显示这种相关性：

　　首先将简要地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与中国之间的相关性；

　　然后根据这些趋势分析当前形势的特征。

　　上个世纪世界经济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经济阶段，每个阶段也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且与中国经济趋势相互关联。按时间顺序，这四个阶段的分析如下：

　　第一个阶段从1913年后开始，以一战引发的世界经济体系危机为标志，1929年大萧条形成，继而引发二战——这个阶段的动荡随着二战后初期发达国家稳定复苏结束。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世界经济体系彻底分裂、1929年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个阶段的起点是一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二战后发达国家实现繁荣稳定约在1950年。中国建国终结内战，显然并非和这一阶段的世界经济形势有关，但与国际事件和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有关。

　　中国1949年建国则与这个阶段直接有关——这在历史层面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在这个历史阶段，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速较低，为2.0%。但平均增速这么低，只不过是极度繁荣和极度衰退所产生的极端波动导致的统计效应。因此，这里将1913-1950年作为第一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二个阶段是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繁荣阶段的特点是，从1950-1973年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这个阶段，凯恩斯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

　　1973年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动荡。1979/1980年后，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新且激进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政策，引进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决裂。几乎与此同时，1978年中国开始推行一项全新的、截然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

　　这个经济阶段既可以划分为1950-1978年，这符合中国国内发展形势，也可以划分为1950-1980年，这符合国际发展形势——1980年是里根上任的前一年。

　　因为本文的重点是分析国际与中国国内趋势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将以1950-1978年作为统计依据，虽然这与1950-1980年数据不会有太大的区别。1950-197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年均增速较高，为4.4%，其中1950-1973年未曾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中国在此阶段实行计划经济，导致其年均经济增速仅略高于世界经济水平：1950-197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为4.6%，发达国家为4.4%，中国为4.9%。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8年。此阶段的特点是，里根/撒切尔开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发达国家大行其道，相反中国则推行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

　　在此阶段，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速较战后繁荣时期缓慢，为2.6%，但仍高于一战所引发的深度危机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远优于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1978-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9.9%。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横跨中国五代领导人中的三个领导人任期。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田之一：上海浦东如今的样貌

　　第四个阶段是2008年至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正如上文分析，自那时起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就非常低，2007-2016年年均增速为1.1%，2007-2021年为1.3%（IMF预测）。

　　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速显著低于二战后的大危机时期。但经过2007-2009年的衰退后，这个阶段年均增速虽然低迷，但比一战引发的危机所带来的繁荣和衰退产生的极端波动稳定。因为2008年后发达国家复苏非常缓慢，因此用“大停滞”这个词来描述这个阶段最为贴切。这就是中国的新常态所面临的国际背景。

　　在所有这些阶段中，国际与中国国内因素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本文前半部分仅仅简单论述了2008年前的前三个阶段的国际特征。确切地说：

　　凡是严谨的学者都不会否认，中国1949年建国与始于一战的国际危机、1929年后的大萧条，以及二战结束之间的关联。

　　所有关于中国的分析都指出，1978年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而西方几乎在同时——于1979/1980年，由里根/撒切尔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一事实在一些文献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以笔者的经验看，甚至中国学者也没有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出现这样一个重要转折点，不是巧合。不管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何种答案，1950-1978/1980年对中国和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历史转折点，1978/1980年对两方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内外都有人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和平时期最大的金融危机。

　　但一些分析或明或暗地错误地将发达国家所遭遇的重大挫折视为暂时的插曲，认为西方经济将很快恢复正常。中国所发生的一场众所周知的讨论中，有人或明或暗地称，发达国家2007年后进入“V”形调整期——急剧下滑后继而恢复相对快速的增长率。

　　本文开头对此有过论述，我也还是坚持本人的观点：就经济增长率而言，2007年后发达国家进入“L”形调整期——衰退后年均增速不会快速恢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数年以来的事实说明，发达国家年均增速处于新低。这形成了一个新世界经济时代，而这也和中国有所关联。

　　显然，西方发达国家形势对中国面临的形势带来重大影响。如上文分析，也正是基于此原因，从国际趋势角度看，中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49-1978年；

　　1978-2007年；

　　2008年至今。

　　所以，中国当前政策是顺应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新形势而制定。

　　中国的国际倡议是审时度势而为

　　中国面临发达国家持久性缓慢增长的事实说明，某个阶段的总体特征和即时事件之间具有连贯性。这也说明，中国的国际倡议不是孤立或者不协调的，而是连贯的。

　　但要对此有进一步了解，就有必要把这些国际趋势与中国近年来的国内经济成就相结合来看。因为很显然，世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和中国国内发展阶段之间具有相关性。

 

　　中国奋力拼搏，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

　　1949-1978年这个阶段，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奇迹。众所周知，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最为敏感的指标。因为预期寿命概括了所有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积极因素（如经济繁荣、良好的教育、良好的医疗保障、环境保护等）和消极因素（如贫困、糟糕的医疗保障、环境污染等）。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29岁——从35岁升至64岁，即这27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每年增长1岁多。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1950年的73%升至1976年的105%。

　　尽管中国在此阶段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社会成就，但中国经济并未相应快速增长。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经济增速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50-1978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为4.9%，世界平均水平则为4.6%；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速为2.8%，世界平均水平则为2.7%。

　　1978-2007年，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远优于西方经济体——中国GDP年均增长9.9%，西方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长2.6%。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按照国际分类标准中国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中上经济体的过渡，并将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

　　从2008年起的阶段，中国到2020年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将在不久之后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跻身高收入经济体。总之，西方国家陷入大停滞阶段的同时，将会见证中国崛起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将从小康社会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

　　总的来说，2008年以来的新阶段特征是：

　　从中国国内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将从中高收入经济体过渡到小康社会，然后按照国际标准跻身高收入经济体；

　　从国际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非常缓慢。这与早期任一阶段（1950-1978年或1978-2007年）有显著的不同。

　　发达国家会陷入长期缓慢增长但不会突然陷入危机

　　中国国内因素和西方国家当前增长极为缓慢的相互作用将产生诸多影响。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只对一些主要例子进行分析。下文将首先分析纯粹的经济趋势，然后再分析地缘政治影响，最后分析两者对其他国家而非中国的影响和吸引力。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发达国家现阶段的特征，是年均增速较慢，而非剧烈的扩张和崩溃，正如其在一战最后一个阶段的缓慢增长一样。

　　与此同时，虽然发达国家经济不会大幅加速，但也没有理由认为发达国家会发生1929年式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一战引发的危机全球经济动荡，继而引发战争，然后1929年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条件目前并不存在。发达国家会陷入长期缓慢增长，但不会突然陷入危机。

　　中国所面临的发达国家持久性缓慢增长、但不会突然陷入危机的阶段，意味着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前景将相对有限。

　　美国经济持续缓慢增长，导致美国内出现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尽管其他发达经济体，比如规模最大的欧盟，仍然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这些国际趋势是中国的新常态所面临的全球大背景。

　　为避免引起任何误解，在此说明，本文的分析是谈中期经济趋势。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年均增速缓慢增长并不意味着，在这个总体缓慢增长的阶段不会有个别短期阶段出现快速增长。

　　比如，拙文《特朗普外交手腕背后原来就是为了别国的钱袋子》就曾分析，美国2016年经济增速较慢，仅为1.6%，但由于统计效应，2017年其经济增速有可能有所改善。整体趋势排除的因素是，经济增长出现持续且大幅好转。在此要谈的是整个阶段的积累特征，而非纯粹的短期经济预测。

　　现在谈谈纯粹的经济趋势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因为发达国家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不想获得“双赢”的结果，而是热衷于零和游戏的美国新保守派，不知如何加速其经济以应对不断崛起的竞争对手如中国。美国新保守派等一些势力的竞争策略，只能试图减缓其他国家（如中国等）经济增速。

　　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对中美关系有详细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前往查阅。至于中国，美国以前的策略是假借人权名义，寻找并支持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即试图运用政治攻势，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中国。但美国的企图几乎立即在习近平所推行的强调中国共产党作用的“四个全面”面前碰壁了。

　　鉴于美国和发达国家的当前形势不太可能持续且大幅加速增长，美国保守派转而寻求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以在中国内部制造危机的手段，去实现其战略目标。

　　发达国家经济长期缓慢增长必然引发其国内的政治动荡。比如，特朗普击破美国大多数建制派心愿当选美国总统，英国非理性的退欧决定，西方其他国家较小但显著的动荡（比如法国国民阵线、左派领导人桑德斯、欧洲国家中一些公然仇外的流派崛起），等等。但这些不过是发达国家经济长期缓慢增长的产物而已。

　　差点登上法国总统宝座的法国右翼党派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差点登上法国总统宝座的法国右翼党派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鉴于发达国家经济缓慢增长，美国不太可能利用二战/冷战后的老方法——大规模经济政策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稳定，即利用经济上的“胡萝卜”，以及军事上的“大棒”。因此，美国日益被迫依赖军事力量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其政策。

　　比如，轰炸塞尔维亚、入侵伊拉克、轰炸利比亚等政策。如果特朗普大幅削减外援和大幅增加军费支出的预算政策得到国会批准，这样的政策将进一步加剧。

　　虽然许多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继续快速增长，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缓慢增长，必然导致一些竞争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陷入停滞或者动乱，或者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经济放缓的负面影响而受到冲击，比如石油和大宗商品生产国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严重影响。这会引发社会动荡和局部战争。

　　不同级别的军事冲突现已从西非、北非部分地区，蔓延到中东，向上延伸到乌克兰，跨过相对稳定的伊朗到阿富汗。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缓慢增长，美国已经无法利用二战后的老方法——经济手段稳定形势，因而。这样的动荡和冲突未来一段时间会继续存在——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局面可能会得到改变。

　　美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外交政策显示，其更偏爱失败的国家，即使这会助长恐怖主义，因为稳定的政权不符合美国利益。这显然会给中国带来地缘政治乃至军事上的影响。

　　美国无力摆脱其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是一种危险，这会导致部分欠发达国家面临严峻的政治动荡。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表现优越，会导致美国试图用军事手段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

　　世界经济事实说明，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所警告的”经济继续停滞不前或将导致一些国家在海外冒险，以及将本国经济困难归咎于外国人的风险”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但这话适用于西方国家。

　　因此，中国加强军事实力很有必要，这有利于全球和平，因为这可以平衡美国军事冒险的风险。习主义（Xi’ism）强调的现代化和增强中国军事实力是对此的一种回应。同样，对其他国家来说，习主义成功抗衡西方国家潜在的危险和冒险倾向，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到目前为止，上文主要从世界经济对中国影响的角度，对世界经济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但从另一个方向来看，这当然会产生因果效应——中国对世界经济和中国以外的国家产生影响。这自然会反过来影响中国自身。2007年以来，由于两种因素的叠加效应，这样的因果效应大大增加了：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不断上升；

　　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缓慢。

　　这些过程产生的结果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7-2016年，31%的世界GDP增长源于中国，10%源于美国；按照当前美元汇率计算，44%的世界GDP增长源于中国。根据IMF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2021年27%的世界GDP增长源于中国，14%源于美国。

　　因此，当前阶段的新特征是，中国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极强的直接影响，而且中国强大也符合与中国合作的国家的客观利益。这样的事实为了解习近平所提出的重要国际倡议，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视角。

　　从基本的理论和长期角度来看，习近平所强调的“命运共同体”理念非常正确，因为其源自于劳动分工的优势，意味着国际经济合作是互利互惠的事实。由于国际劳动分工的优势，这种顺应经济规律的合作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事实上达到一个双赢的结果，而不像美国保守主义所崇尚的零和游戏。

　　“命运共同体”也截然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核心成员所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战略。正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今年早些时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强调捍卫全球化的讲话，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发达国家经济缓慢增长，导致中国和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速远快于美国，但美国仍然维持着全球军事优势。因此，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是经济，美国的吸引力则是美国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说白了，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如一带一路或亚投行等双赢的发展机遇，美国则只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大棒（军事攻击）或者军事联盟（胡萝卜）。

　　上面主要分析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则快得多。当前经济阶级的特征是发达国家增长缓慢，发展中国家增长更为快速。

 

 一带一路数据图：红色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蓝色为海上丝绸之路。制图|新华网

　　这明显说明，中国的重要倡议（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无论是按比例算，还是按绝对值算，一带一路地区的增长前景，远好于北非或欧洲任一地区——这给予其他国家强烈参与此倡议以分享红利的意愿。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极为缓慢，他们仍在继续推销“华盛顿共识”，事实显示，“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发展方面远不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成功，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受到中国政策的影响，至于详细的分析请见拙文《世行数据中隐藏着一个秘密》。因此，中国主动在国际上推行其经济政策，就非常重要。

　　世界经济增速越快的结果自然也会惠及中国，这反过来会帮助其他国家快速增长。

　　结论

　　上述数据表明，一旦对世界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析，那么就会明白当前阶段的各种趋势不是孤立的，而是密不可分的。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亚投行等等，并非互不相干的独立个体倡议。相反，它们之间具有连贯性，而且它们是顺应世界经济新阶段形势而生。

　　应该指出的是，要准确了解国际和中国当前趋势，就需要对中国和西方发达思想有所了解，这样才能从全局（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分析问题。只根据一个或者一些方面（通常是国内）分析，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思想理论对当代中国仍具有重要意义。要具体了解毛泽东思想，就有必要查阅他的著名著作《矛盾论》》中的分析：

　　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去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

　　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运用这种方法将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国内趋势结合起来分析，就会明白中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趋势和前景。也即是说，中国经济政策的提出，是集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新世界经济趋势的统一而形成的，这些政策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有益，而且还会惠及他人。因此，这对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趋势与世界经济重要发展阶段的关系，都非常重要。

　　注释：

　　[1]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当属一些非小说类文学作品，比如章家敦所著的《中国即将崩溃》、沈大伟(DavidShambaugh)所著的《中国即将分崩离析》。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甚至在《纽约书评》称“中国经济继续停滞不前或将导致中国海外冒险，以及将本国经济困难归咎于外国人的风险”。这样的说法数十年来屡屡见诸西方媒体，但一次次被事实无情打脸。

　　[2]正如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定义，1980年前“发达经济体”这个词主要指主要的发达国家中心——美国、西欧和日本，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980年后，IMF在其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加入了近来跻身发达经济体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几个国家。但美国、西欧、日本仍在发达经济体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新增的几个国家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3]关于最后一点有必要说一下，应采用经过检验的假设分析数据，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IMF低估发达国家增速，其预测可能引发过度的悲观情绪。但IMF在其一年发布两次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所作的连续预测，都过高预测发达国家增速。正如下文所示，趋势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IMF的预测偏离合理的范围，也不会改变基本面。

　　[4]以单个国家增长为例，1929-1943年这14年间，美国GDP增长87.8%，日本为67.4%，德国为58.1%，英国为50.3%。1938-1943年增长尤为迅速：发达经济体整体GDP总增长39.5%，年均增长6.9%，其中英国GDP年均增长4.9%，日本为4.0%，德国为3.9%。美国GDP总增长约97.8%，年均增长14.6%——其这五年间的增速远快于人类史上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

　　[5]从这个角度看，“大萧条”这个词并不贴切，而只是衰退后恢复正常。（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