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7日观察者网。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让我们见证了美国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分化。这轮政治动荡和社会分化的根源在于，美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美国家庭收入不及十五年前水平，以及三十多年来美国经济不平等急剧上升。

　　但特朗普和希拉里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对此视而不见，反而争相抨击中国，试图将美国民众的注意力从解决实际问题上转移开来。比如，特朗普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获得了不公平的出口竞争优势”。

　　事实上，美国财政部自2015年10月19日公布覆盖其主要贸易对象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后，就不再指责人民币汇率“大幅低估”。希拉里则表示，假如她成为美国总统，她将会严惩中国的非法行为。另外，她将继承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政策，继续与中国抢夺亚太主导权。

　　对中国来说，反击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最有效方式是让美国民众明白，美国打压中国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因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家间的动态也会对世界总体形势产生深远影响。

　　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和美国国会的民众支持率缘何如此之低？

　　正如美国所有主要政治评论家所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呈现的及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动荡，至少是大萧条以来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特朗普击败共和党当权派青睐的所有候选人，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同时，民主党初选初期，伯纳德·桑德斯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最多支持的信奉社会主义的总统候选人，他对被民主党寄予厚望的另一候选人希拉里构成重大挑战，甚至差点击败后者。

　　美国人对希拉里和特朗普两位总统候选人都不满意。竞选结果揭晓10天前的美国民调显示，反对希拉里的美国选民占52%，支持的占45%。同时，反对特朗普的美国选民占59%，支持的占38%。数据清楚地表明，美国选民对两位总统候选人的不满意度超过满意度。

　　美国民众对美国国会的不满意度甚至超过对总统候选人的不满意度。美国重要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所作的定期民意调查显示，1995年，支持美国国会工作的美国选民占53%，反对的占37%；2015年，支持率降至仅27%，反对率则飙升至69%。

　　2016年10月，盖洛普咨询公司所作的“你是否赞成或反对美国国会的工作方式？”民意问卷调查发现，不支持美国国会工作方式的人占76%，支持的仅占20%。

　　总的来说，2016年，美国公众既讨厌两位总统候选人，也强烈反感美国国会。鉴于这种情况，受美国主流政治排斥的桑德斯等候选人赢得美国草根力量的大力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十六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美国选民这种不满情绪的经济根源显而易见。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仍低于其16年前水平。2012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更是堪比大萧条时期的低谷水平，较其1999年峰值水平低逾9%。也即是说，16年以来美国民众收入严重下降——这在任何国家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不满和愤怒。

　　美国不平等问题加剧，以及美国收入下降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日益成为美国的99%，导致美国内政治形势变得更糟。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80%)的中下层人群收入占全部居民总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67年的56%下降至2015年的49%。同期20%的美国富裕阶层的收入所占比重则从46%升至51%。换言之，截至2015年，20%的美国富裕人口收入占全部居民总收入比重超过80%的美国中下层人群。

　　自里根1981年就任总统以来，美国不平等急剧增加。从1980年至2015年，20%的美国底层家庭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比重从4.2%降至3.1%；5%的美国富裕家庭收入所占比重则飙升5.6%，从16.5%升至22.1%；80%的中下层人群家庭收入所占比重暴跌7.1%，从55.9%跌至48.8%。

　　鉴于1980后美国收入不平等急剧增加，美国政治动荡严重加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美国收入呈负面趋势背后的基本经济原因同样显而易见。如图1所示，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从1980年至2016年，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下降一半，从2.6%降至1.3%。由于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的下降，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急剧增加，这因此而造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经济放缓变得更加严重。如图2所示，按照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降至0.5%——接近停滞状态。人均GDP增长水平如此之低，美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经济放缓已有半个世纪之久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1980年以来美国经济放缓变得更为极端，只是其长期趋势的一部分：美国经济放缓已有半个世纪之久。正如图3所示，再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二战后美国人均GDP增速达到峰值是在1969年，为2.8%。然后到1980年略微放缓至2.5%，到2016年则加速放缓至仅1.3%。如图2所示，按照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更低，为0.5%。

　　总之，近50年来，美国经济一直呈放缓趋势。这是美国家庭收入呈负面趋势，以及上文所指出的政治不满和动荡加剧的原因。它同样提供了一个分析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影响的背景。

　　中美经济关系可实现双赢

　　正如下文分析所示，外贸和投资并非决定美国近期经济表现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贸易扩张和良好的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相关性。

　　亚当·斯密在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劳动分工必然包括国内和国际劳动分工。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经济开放度和经济快速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当然，经济结论也印证了“1929年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引发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的罪魁祸首”的事实。正是由于这一灾难性的经历，美国在二战后改变了其以前的贸易保护主义路线，用时半个世纪推动建立开放的世界贸易秩序——这对其本身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双赢。

　　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不仅是对美国而言，更是对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对这一过程有全面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

　　在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中美经济关系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按照当前汇率计算，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合占世界经济比重的39%。同时，两国也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贸易国。

　　总之，中美两国加起来足以对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要解决世界贸易和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最关键的步骤离不开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和协商。

　　此外，从经济学基本原理角度看，根据中美两个不同经济体的特点，中美两国能够建立起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框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中高收入经济体，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高收入经济体。就中等科技产品而言，中国既拥有与美国相当的技术水平，也拥有美国无法比拟的低得多的工资成本。因此，中国在中等和中高端科技产品方面拥有决定性的竞争优势。如果美国制造这类产品，而不是从中国进口，将导致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价格成本大幅上升，拉低美国生活水平和美国国际竞争力。

　　但同样，与中国相比，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具有竞争优势。按照最合适的长期比较指标——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大体可反映两国生产率的指标）仅相当于美国的27%。即使有最好的经济政策，中国也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达到美国的生产率水平。换句话说，与中国相比，美国在高科技产品上拥有数十年的相对优势。

　　显而易见，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只要中美双方坚持经济合作，都将产生双赢的结果。中国将继续拥有生产中等和中高端科技产品的生产能力，这一点比美国自己生产，更加有利于提高美国生活水平。

　　同时，美国也将继续在高科技产品上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要想在高科技领域迎头赶上美国，就必须向高科技制造业配置更多的资源。

　　中美经济结构具有互补性的的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中美双边贸易如此具有活力。众所周知，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自1999年以来，各经济体对美国的总出口中，中国份额增长5.5%，欧盟、日本的份额分别下降2.8%和4.6%。与此同时，从美国的总进口额中，中国的份额增长11.2%，欧盟、日本的份额分别下降0.2%和6.0%。

　　总的来说，相较于欧盟或日本，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增长更有活力。

　　中国和另一个高科技国家——德国也存在这种双赢关系。中国从德国进口高质量机床设备和其他装备，同时对德国出口中等、中高端科技产品。两国都因此而受益——事实上，德国对中国存在贸易顺差。

　　最后，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美之间也没有必要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中美两方的重要政治力量都不会希望中美之间发生核战，因为这将导致两国共同毁灭。而美国受益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保护，所以用常规战争手段军事入侵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经济关系可以实现互利共赢，也不一定发生军事冲突，所以中美经济关系存在长期稳定的客观基础。这也证明，“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两国必然发生暴力冲突”的说法是错误的。拙文《中国要足够强大，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从历史类比和地缘政治两个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述。

　　上文分析了中美关系可以实现互利双赢，下文我将从美国民众的角度，谈谈美国一旦决定从口头抨击中国，到对中国动武，会对美国民众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中美对抗背景，与美苏冷战时期不同

　　分析美国决定与中国对抗的后果，其最佳切入点是比较美苏冷战。冷战时期美国之所以击败苏联，是因为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加上苏联经济政策失败。

　　正如图4所示，即使在国力最接近美国的1975年，苏联经济规模也不到美国的45%。此外，1975年后，由于经济缺乏活力，苏联GDP进一步落后于美国，以致于1991年苏联解体时，其经济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32%。

　　有必要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苏联经济规模进一步落后于美国的原因并非由于美国经济腾飞——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当时美国经济已呈放缓趋势。决定性的因素是苏联经济急剧放缓。

　　图5对美国与苏联经济增长变化进行了比较，虽然当时美国经济正呈放缓趋势，但苏联经济放缓幅度更大。按照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苏联经济增长放缓远比美国严重。

　　这些趋势决定了美苏的战略优势与劣势。苏联拥有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因其军事支出占经济比重远远高于美国，导致其经济不如美国有活力。

　　当前的中美关系则几乎完全相反。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强于中国，但中国的经济规模与美国的差距远小于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如图6所示，按照当前汇率计算，中国的GDP已达到美国的61%，显著高于苏联曾达到的水平。

　　但众所周知，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发展中经济体汇率明显被低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国际可比价格——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大于美国。此外，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商和货物贸易国，且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可用于投资的年资本积累。

　　就经济增长而言，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经济增速远慢于美国，中国经济增速则远快于美国。虽然按年来讲偶有波动，但自1978年以来，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速均远快于美国——即使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出现放缓，这种形势也没有改变，因为如上文所述，美国经济也在放缓。

　　如图7所示，显示的是中国的GDP增速减去美国的GDP增速。以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中国经济增速远远快于美国。因此，只要中国不犯重大的经济政策错误，美国在决定对抗中国时，就必须考虑，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快于美国这一事实。

　　特别明显的是，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远强于美国。根据最新数据，从2007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长了106%，美国这一数据则为12%（见图8）。也即是说，过去九年美国GDP年均增长1.2%，中国GDP则年均增长8.4%。

　　美国对抗中国的代价

　　美国如果决定对抗中国，就不能不考虑其国内发展状况，因为即使是局部的军事集结行动或者冲突，也必然对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

　　图9所示的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连接发动三场重大战争时的军事支出占GDP比重对比。这三个时期分别是：越南战争时期（1955年—1975年），里根加强军备建设时期（20世纪80年代），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期（2001年后）。

　　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美国军事支出占GDP比重必然大幅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民用资源占GDP比重相应降低。

　　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众所周知，它导致美国陷入通胀泥潭达十多年之久。但本文的重点是分析里根和小布什时期的军事支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里根执政期间美国债务不断增加

　　上文已分析了1980年后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GDP一直呈放缓趋势，因此这里将分析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基本的过程是美国巨额债务积累从那时开始了，这最终引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家庭收入水平急剧下降。这也是，2016年总统选举中，民众对政治不满和社会严重撕裂的原因。

　　但里根时期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最直接伤害，是美国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如图10所示，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前，尽管受到1973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反映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指标——美国国际收支大体平衡，1977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为0.7%。

　　里根就任总统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急剧恶化，即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到1987年（里根任期的倒数第二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达到3.3%。这是自二战以来美国竞争力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恶化。

　　随着1980年后美国经济放缓，加上其国际竞争力恶化，里根为与苏联搞军备竞赛，增加的军费，无法依靠美国政府收入获得，而只能依靠大规模的政府债务。

　　如图11所示，里根就任总统前，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39%，而到他卸任时这一比重升至61%。里根总是宣扬“小政府”，但事实上他的高额军费政策得以实施，依靠的正是债务融资。现实是，当美国经济放缓，国际竞争力下降，里根在军事上的成就表明，其真正的发展秘诀是，大规模借债！

　　克林顿执政时期，由于大规模战争或军备竞赛的结束，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下降至51%。但到了小布什执政时期，由于其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美国军事支出再次上升，导致2007年美国军事支出占GDP比重达到62%（见图9）。

　　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放缓，里根和小布什必然只能依靠大规模借贷加强军备建设。

　　美国家庭债务呈上升趋势

　　美国经济放缓，加上军事支出导致政府债务负担增加，意味着美国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平面临下行压力。里根时期，美国家庭债务不断增加，其占GDP比重从1981年的47%升至1988年的59%（见图12）。

　　克林顿时期，虽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有所下降，但家庭债务继续上升。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小布什时期——2007年美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达到98%。

　　美国总债务急剧上升

　　总之，里根经济政策的后遗症是美国总债务急剧上升，其占GDP比重从1981年的161%升至2009年的364%（见图13）。

　　这个过程的演变脉络是：里根的高额军费政策，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和国际竞争力下降，然后是小布什时期，军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政策造成美国政府债务急剧上升，这导致美国家庭债务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不断增加。

　　这就像另一种形式的“信用卡狂潮”，当信用卡账单持续飙升时，持卡人会因为花了很多钱而感觉良好。但当信用卡债务还款期到来时，持卡人才会感受到巨额债务所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意味着还款期到了。随着这场危机的爆发，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急剧上升，从2007年的62%升至2015年的101%。但同时，政府债务激增对美国民众的经济影响非常严重。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不仅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2009年水平以下，而且美国家庭被迫削减债务——期间美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下降近19%，从2007年的98%降至2015年的79%。

　　从里根时期起，美国民众家庭收入一直下降趋势，加上这些年来被迫还款以削减债务，2016年美国大选中，美国民众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不满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也可以清楚地阐述这个过程。奥巴马要求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减少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力量，呼吁减少对叙利亚的大规模军事干预，以此来削减美国军事支出占经济比重。

　　美国对抗中国的后果

　　这些经济过程清楚地说明，美国决定对抗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里根和小布什时期的军备建设规模有限——里根的目的不是与苏联动武，而是对苏联施加经济压力，而其用经济手段对付苏联，是因为当时苏联经济增速远慢于美国。

　　小布什的目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力量相比中国则弱得可怜。但正如上文所述，即使在里根和小布什时期，局部的军事行动也曾导致美国经济动荡，因为这需要面对巨额债务增加。

　　如果美国决定对经济增速远快于美国、军事力量远比塔利班或萨达姆·侯赛因强大得多的中国动武，就需要调动更多的民用资源用于军事支出，这会再次导致美国经济动荡，其动荡幅度会远大于里根和小布什时期。这反过来也会影响美国内政治局势。

　　当然，如果美国受到直接攻击，那么美国民众也将会作出巨大的牺牲，展现出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的勇敢和无畏精神。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虽然美国人民损失小于中国，但个别美国军人在硫磺岛和冲绳的战斗中，也展示了如中国军人抗击日本入侵时一样的勇敢精神。

　　在1940年与1945年期间，美国政府调动巨大的资源充实军费，美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从69%降至53%，但这并未在美国引发严重不满——因为，为了击败对美国发动直接入侵的日本，美国民众认为，做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正义的。

　　但自二战以来，美国民众再次回归理性，越来越不原意为非核心利益或冲突作出牺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发动的战争加剧了美国经济放缓，并且致使美国经济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美国公众舆论日益反对政府对外采取重大军事行动，除非美国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威胁。

　　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曾对历次军事行动中，美国公众舆论的变化轨迹进行了分析：

　　1950—1953年，美国公众没有大规模反对卷入朝鲜战争；

　　在1964—1975年越南战争中，最初多数美国公众持支持态度，随着越南战争导致美国政治和经济问题日益严重，多数美国公众转而反对这场战争；

　　2003年，美国侵略伊拉克，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多数美国公众很快走上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道路。奥巴马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反对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目前被视为一场非常不得人心的战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严重失误；

　　2013年，奥巴马总统威胁要对叙利亚发动军事进攻时，所有的民意调查都表明，多数美国公众表示反对。

　　当然，如果美国决定对抗中国，或者甚至是对中国动武，那么这将需要美国民众作出比上述这些冲突大得多的牺牲。

　　但正如上文所示，即使是局部战争（越南、伊拉克）或者是为对付经济增速远慢于美国的苏联加强军备建设，也曾导致了美国经济动荡及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

　　如民调显示，美国舆论支持或者不支持中国，会周期性地发生变化。但上述过程表明，没有迹象显示，美国民众愿意为与中国发生严重冲突做出经济上的牺牲。

　　相反，所有的证据表明，除非中国外交政策作出严重误判，愚蠢地威胁美国的核心利益，或者犯重大的政策错误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美国民众不会愿意为与中国的严重冲突做出牺牲。

　　结论：美国打压中国不符合中美两国利益

　　经济发展的进程，为美国人民指明了两条路径。首先，如果美国寻求与中国保持合作共赢的经济关系，那么这将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比如，这意味着，在贸易方面，最重要的谈判不应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是寻求达成世界两大贸易国——中国和美国合作共赢的协议。这意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努力缓解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减轻军事支出过大所带来的负担，以及寻求与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达成减少和遏制地区冲突的协议。

　　这当然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美国人民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的生活。

　　另一条路则是美国对中国动武。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对美国民众来说，他们将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巨大损失；对美国来说，则将遭遇比跟经济呈放缓趋势的苏联，或者与军事虚弱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冲突时更大的经济动荡。

　　希拉里和特朗普，无论哪一个上台，都将通过各种方式给中国找茬。中国的应对应基于自身实力发展——中国越强大，美国人民将越不愿意对中国动武，因为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也对美国不利。

　　总之，美国打压中国，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