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John Ross）系英国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月11日观察者网。

【2017年12月，观天下讲坛又迎来了一位外国学者——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他通过列举三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实践，有理有据地证明了中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是最先进的，世界应该向中国学习。文章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得出，已经过本人校对。】

　　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如果你在我刚出生时或二三十岁时对我说，我会面对一群中国听众发表演讲，我会觉得你一定是疯了。我并不相信“命运”这个概念，所以我会向大家解释是何种强大的力量把我带到了中国，以及我从中国学到了哪些东西。也许对于你们来说，从外国人那里听到对中国的评价是蛮有趣的。我的阐述并非出于客套，在未来不仅是中国的命运，全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命运都将由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决定。

　　我还将花较多的时间论述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会阐明一点：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全人类的福祉并不冲突。在寻求自身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同时也将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我想说，目前对中华民族复兴以及人类命运来说都是十分关键的时期。

　　首先，我想引用史蒂夫·班农的话，他曾是特朗普总统的首席战略顾问，对中国抱有敌意。我通常很少同意他的观点，但他说的下面这段话我十分赞同，他说：“对我们来说，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是重中之重，我们必须集中一切资源打赢这一仗。如果我们输了，五年以后，最多十年，我们就会到达一个无法挽回的临界点。那时，我们就一点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当然，他这里说“我们”，指的是美国。

　　关于这段话，我解释一下。如果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不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成功阻止中国的民族复兴，就再也不可能做到了。这对美国那些新保守主义者们来说是非常糟糕，但对中国和全人类来说却是好事。

　　我过去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一些中国人也很喜欢这个说法：“由于中国无法被杀掉，所以不得不说服中国去自杀”。这个说法是很准确的，外部势力已经无力阻止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进程，但有些外国人希望中国内部出状况，希望一些中国人迷失方向，然后实施自杀行为。

　　也许你认为我一定是疯了，一个国家怎么会被说服去自杀呢？但我确实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苏联并非是从外部被打败的，苏联是被说服自杀的。1992-2000年，我一直在俄罗斯生活。，我亲眼目睹了苏联自杀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我此生最不愿见到的，就是中国也犯下同样的错误。

　　在习近平主席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他这样表述了中国与全人类的关系，他说：“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段话非常有感染力。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中国人，但我可以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指出：“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全人类的未来命运却是由某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决定的”。如果我们分析世界历史进程，第一场反封建主义革命是16到17世纪在荷兰爆发的。荷兰虽小，但这一事件影响很大，对后世几百年的作家和思想家都产生了影响。1776年，美国发动了对大英帝国统治的反抗，随后建立起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和命运。1917年，俄国爆发了革命，对中国何世界影响很大，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我想严肃地阐明一点，如今对中国以及全人类来说，最伟大的事情只能由中国人民、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做出。不是因为我现在在中国才说出这样的话，在英国、在美国，我也同样会说出这些话。

　　其实我今天的演讲主题要更小一点。我本人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希望讲清楚为什么中国经济思想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我认为夸大事实没有任何意义，我不会说中国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但是在经济领域、地缘政治领域和外交领域，中国的理论在全世界是最先进的。

　　我也不会从专业角度讲经济学问题，不会涉及经济学的那些专业性问题，因为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大家可以在观察者网等处读到这些文章，比如说关于邓小平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对比。

　　我想通过世界上发生的几次经济实践证明上述结论。中国有一句颇具智慧的老话——“实事求是”，所以我会对那些“实事”加以讨论。在过去40年里，在世界经济发展领域一共发生了三次规模庞大的实践检验。

　　第一次实践检验是关于经济体能实现多快的增长，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能实现多快的增长。实践结果为中国比西方经济体和那些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经济体实现了更快的增长。

　　第二次实践检验，我亲自参与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从正面证明了中国经济理论的优越性，而俄罗斯和前苏联使用“休克疗法”等西方经济学理论却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经济理论的正确性。

　　第三次实践检验，自2007年以来，全世界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中国经济比西方或其他地区经济实现了更快的增长。

　　在过去40年里，上述三次检验结果证明中国经济政策比西方实施的经济政策更成功。所以我才说，中国经济思想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经济思想。可笑的是，有些中国人认为中国应该效仿西方，但过去几十年西方的发展远不如中国，那部分中国人的观点是非常愚蠢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会讲一些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令我意外的是，我的一生竟然会最终在中国落幕，其实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计划。

　　首先，我是怎么与中国结缘的呢？跟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我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也是通过中餐。中国向全世界出口最成功的产品就是中餐，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很喜欢中餐。我是1947年出生的，当时英国人只吃英国菜，人们认为吃外国料理是很稀奇的事情。我15岁时和我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发现了一家中餐馆，吃了糖醋鸡丁。就因为这个，我们觉得自己好聪明，好有见识。


　　46年后，我们到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发现伦敦的中餐已经难以下咽了，因为那并不是正宗的中餐。过去伦敦的华人大多来自香港，他们改造了中餐以适应英国人的口味。现在我和我夫人经常在中国度假，吃到了很多美味的中国菜。

　　我与中国在文化、学问方面的首次接触并非经济学，而是诗歌。我很喜欢读诗，在大学时，即便读的是译文，我也被中国古诗深深触动了。

　　实际上，我最喜欢的两首古诗之一就是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为此，在武汉时，我坚持一定要去黄鹤楼看看。为什么这首诗给我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40年，我也想不出答案。但确实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后来，我意识到，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几大文明体系是不同的。其他几大文明体系——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都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社会价值观（也就是儒家价值观）基础上的文明，这使得中国人观察世界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

　　我与中国在文化、学问方面的另一个接触点是，我在1969年研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矛盾论》和《实践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主张要抓住主要矛盾，从1969年起，每当我遇到问题，我都会努力找到问题的主要矛盾。

　　上面谈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私人经历，下面主要谈谈我在专业方面与中国的一些交集。

　　我首先想讲的是，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正确性的第一个检验，即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世界经济增长情况。

　　在1978年之前，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成就。因为我对中国在1978年之后的情况很了解，因此我希望就中国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做客观的研究和调查。

　　结果找到的数据令我大吃一惊。在1949年到1976/1978年之间，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的确，当运转良好时，计划经济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但即便如此也不如1978年之后的增速，我对邓小平经济政策的正确性毫不置疑。在“大跃进”时期和上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的糟糕状况与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并无不同。

　　在29年里，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32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是所有主要国家里面在人均预期寿命指标上增速最快的。很多经济学家都知道，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社会进步水平的最好指标。因为它涵盖了所有积极因素，如收入、教育、医疗等；将贫困、不良的教育、糟糕的医疗条件等负面因素都抵扣掉，最后我们才得到了这个数字。



　　上世纪70年代，我研究了前苏联的经济，当时他们的情况还不错。但在我看来，苏联犯了一些根本性错误，他们的做法是与社会主义相背离的，因为社会主义通常意味着大规模生产。前苏联把自己同全球劳动分工隔离起来，而且还将农业生产集体化了，而当时的农业生产本质上是非常个体化的生产。所以从理论角度来说，他们是错误的。

　　1978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邓小平以及陈云等人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改革进程，他们确立了两个短期目标：将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者主要是将农业生产去集体化。很显然，我觉得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很有必要，因为一方面，根据我此前得出的结论，中国应该会成功，中国的成功将证明我的理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失败了，那么我的理论就是错误的，我将不得不修改理论。所以不论发生哪种情况，我都对中国非常关注。到了1981年，情况已经很明显了，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成功。

　　下面，我简要讲一下当时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自1978年以来，中国实现的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在所有主要国家中是最快的。针对这一点，我想做一个客观的对比。从1978年到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了5700%。



　　针对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我同样选取了增长最快的38年，与中国这38年的增长情况进行了对比。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台湾省增长了约2500%；韩国增长了约2100%；新加坡增长了2100%；日本增长了约1200%；美国增长了572%。这组对比数据告诉我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增速几乎是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两倍以上。仅凭这一事实，我已经可以证明，中国经济理论在全世界是最先进的。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事实。首先便是消费数据的增长，这一数据体现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可惜的是，某些国家无法提供这一时期的数据，所以我选取了距今最近的一段时期加以考察。1978-2015年（因为2015年是可查询国际比较数据的最近年份），中国的消费增长了1600%，排名第二的印度增长了549%。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增长幅度是其他国家的三倍以上。


　　我们再谈谈脱贫问题。中国的脱贫人口数字非常惊人。按照国际标准（世界银行每天消费1.9美元的贫困线），中国的脱贫人口数字高达8亿5300万。而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的脱贫人数只有2亿2200万。可以说，中国脱贫人口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脱贫总人口多三倍还有余。

　　中国使全球75%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而其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仅使22%的贫困人口脱贫。中国经济已经比西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中国为何还需要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呢？



　　中国的发展成就远超过人类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飞速发展的经济体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当时，英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当美国在内战之后实现经济迅速增长的时候，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3.2%；1929年之后，前苏联经济开始腾飞，当时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8%。

　　前苏联模式当时为何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因为前苏联当时的人口规模是其他实现了工业化国家人口规模的三倍以上。然而，1978年之后，当中国经济腾飞，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2%，这个数字甚至是前苏联人口规模的三倍。所以说，不只是中国经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来看比其他国家实现了更快的发展，这种发展造福的人口规模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比其它国家要大得多。



　　总之，无论以哪个指标来衡量，1978年以来，从整个人类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发展模式使经济获得了更快速的增长，而且使更大规模的人口从中获益。

　　下面，我们讨论第二次经济实践检验。此阶段涉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与西方经济理论“休克疗法”给俄罗斯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前苏联领导人，从我提到的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他没有向外部世界开放苏联的经济，他没有将农业生产去集体化，反而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

　　1992年，我移居到了莫斯科，希望能说服俄罗斯政府不要采纳西方的经济理论，而应该学习中国的改革措施。在那一时期，我撰写了文章《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那时候我还没有跟中国有过任何实质性接触。实际上，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5年。那篇文章完全是从纯经济理论的角度写的。

　　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文中的观点与99%西方经济学家所持观点都是相反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提倡的“休克疗法”将取得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将遭遇失败。我曾就此与俄罗斯副总统、总统经济顾问进行过公开辩论，这篇文章当时还被印发给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每一位议员。但是，最后我失败了，没能说服俄国人采取中国的经济改革措施。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1992年之后，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经历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1992-1998年，俄罗斯的GDP下降了39%；在1991-1998年，乌克兰的GDP下降了58%。所以，我那篇文章并非危言耸听、制造恐慌，经济灾难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俄罗斯的实践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这也是对某些中国新自由主义者所持观点的实践检验。



　　我们可以把上述两国与中国做个对比。这幅图体现了从1991年-2016年三国经济规模变化情况。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948%，俄罗斯仅仅增长了21%，而乌克兰则萎缩了34%。中国经济理论相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优越性得到了体现。

　　俄罗斯社会的萧条状况是极为凄惨的。如果在中国看到这一景况重现将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大噩梦。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听到一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推销他们观点时，如此愤怒的原因。因为我曾亲眼见到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社会做了什么，他们毁掉了自己的社会。有人说我对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攻击太过激烈，因为我很清楚那些观点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2000年，我的一位委托人同时也是我的好友肯·利文斯通当选为伦敦市长，他希望我能帮他制定伦敦的经济发展政策。于是我从莫斯科回到了伦敦，开始为伦敦制定经济政策。从那时起，我终于开始与中国人有了接触。

　　在伦敦市长会见的中国客人中，我有幸见到两位：王岐山和韩正，他们当时分别是北京和上海的市长。所以我有机会得以见到中国的高级官员，那是我第一次与中国进行官方安排的接触。2005年，我第一次到访中国。研究了中国那么多年，我终于到了这里。

　　我开始结识一些中国人，比如歌星李宇春，我与她见过两面。在伦敦，我们每年都会庆祝中国新年并举办灯会，我们还会邀请中国名人来参加点灯仪式。我当时是负责伦敦城市推广工作的，所以自然产生了一些想法。中国有一些事物在西方是非常有名的，比如每个人都知道万里长城、紫禁城。不过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太古老了。于是我对公关要求，一定要尽力挖掘中国最现代的一面，我们用崭新的中国形象与古老中国形成了一种对冲和调和。在他们提供的清单中，李宇春看起来是现代的中国形象，所以我建议邀请她来参加新年灯会。

　　而且在另一方面，这个策划还可以呼应国际妇女运动。现代女性不喜欢在男性的话语体系里被定义，她们要主张自己喜欢的事物，她们希望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努力，不希望只做男性要她们做的事情。

　　在很多国家已经出现了一种潮流，比如说在英国，有段时期，一些女性非常迷恋穿军靴，她们不喜欢只是穿着高跟鞋的那种女性形象。选择军靴，是因为这大概是能找到的最特别的鞋子，这样做只是为了证明“我们能决定自己穿什么”。就我的理解，李宇春并非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形象的，她传递出一种信息，女性应该自己决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而不应受到男性话语的束缚。我认为无论从中国角度还是从国际角度来说，她都是很合适的人选。李宇春去了伦敦，而且表现得非常棒。

　　在中国的时候，一段经历也使我的心向她敞开了。我和李宇春一起回到中国，与英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流行音乐组合Girls Aloud一起演出。我们到屋顶去拍合影，下楼的时候要乘电梯。当时电梯里人太多了，必须下去一个人。李宇春站在电梯门附近，根本没有犹豫就下去了。她没有那种“我是个大人物，应该让其他人下去”的想法，她只是觉得“我站在电梯门附近，我下去好了”。从那一刻起，我就成了她个人人格的粉丝，尽管我早就是她的歌迷了。



　　下面我谈一下关乎中国经济思想正确性的第三个实践检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那一年，肯·利文斯通不再担任伦敦市长了，而我受邀来中国讲学。2013年，我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担任高级研究员。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工作经历。我就中国经济问题写了25年文章，已经对西方话语里的中国经济十分了解。但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了解程度还是要胜于我。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中国有什么价值呢？首先，我本来的专业是国际经济，而我对中国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很了解。第二，我是从很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切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涉及到纯经济学理论问题，比如劳动分工、经济系统中投资和消费的作用以及其他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只在一种语言文化里出现，不是一国所特有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以为中国在这些问题的探讨做出一些贡献。

　　在重阳金融研究院，我写了《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一书。我花了三个月撰写书中有关经济的章节，也就是除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以外的其他部分，一共18万汉字。执行院长王文当时对我说：“写得不错，经济这部分写得很好，我们会一字不改地将其出版。不过我觉得你可以从这本书里再多得出一些结论，你可以就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位置再多写一些。还有就你的理解，中国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

　　结果，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4万字花了我一年时间才完成。现在这本书更趋完美了，，但过程十分艰难。我试着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中国人是怎样看这个世界的，这要比单纯写经济内容难得多。有时候我一天只能写50个英语单词。后来发现，王文的建议很有价值，一些朋友根本不去读那些有关经济的内容，他们只读第一章和最后一章。这就是我对王文既爱又恨的原因。爱是因为他向我提出如此有挑战性的建议，使这本书变得更加完美；恨是因为写作过程过于艰难，持续了一整年。人们就是对这种中外之间的互动交流感兴趣，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人们未曾有过的想法。

　　我在中国生活的乐趣之一是使用社交媒体，我经常在微博上写些东西，很开心。最初只有四个人关注我，而现在我有许多粉丝了。我在微博上读了很多给我的留言，从他们的留言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在观察者网上发表的文章下面的每一条留言我都读过，因为我希望知道人们怎么看我写的文章，而且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下面我们讲一下证明中国经济思想正确性的第三个实践检验，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生的国际事件。

　　我在这幅图里展示了两种数据。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这个数字已经是既成事实。另外，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预测曲线，应该没人会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个亲华组织吧。2007年-2016年，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了106%，而G7国家仅增加了9%，中国在这一时期是G7国家经济增长率的10倍，这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经济理论的优越性。如果再看一下截止到2022年的预测曲线，中国经济将比2007年增长近200%，而西方经济体将仅增长20%。



　　我觉得在中国，人们对这一情况的理解还不是很到位。人们经常说，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爆发的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说法是正确的。1929年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GDP的下降是比2007年危机之后更加严重的，前者的GDP几乎下降了18%，而与之相比2007年之后仅下降了4%。但人们一般没有意识到的是，2007年危机之后的复苏要比1929年危机之后的复苏慢许多。截至今年年底，以危机爆发10年为考察时段，G7国家的经济恢复水平也不如1939年的恢复水平。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衰退”这个词是有一定误导性的，因为它带有先下降后回升的意思。而目前的情况用“大停滞”更加恰当，或者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女士的说法叫“新平庸”。

　　我想，西方经济体增长乏力会是“新时代”的第二个特征。在中国，关于“新时代”已经有很多讨论了，从中国国内层面讲，中国将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随之中国人的消费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在国际层面，西方经济体的增长将会非常乏力。

　　这就是关于中国经济理论正确性的第三个实践检验，而这次成功的检验是通过西方金融危机得以进行的。这也是今天这场讲座题目的由来。我还为西方读者建立了一个网站，特别取名为“向中国学习”。因为我认为在经济学领域，西方向中国取经十分重要，所以我建了这个网站，把很多资料都放在上面。这个网站主要涉及的都是经济学问题，我没有把我在中国受到的文化冲击放上去，里面也没涉及中国诗歌或者流行歌手，所以可能有点枯燥。这个网站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学，目前这对西方读者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我能证明中国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理论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林毅夫曾指出一个大的趋势，他认为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正在向中国转移。我对此有一点异议，我认为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了。过去40年里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总结，我想引用两个人的文字。第一个是著名政治家习近平先生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这个概念非常正确，因为全世界已经深度联结在一起，全人类要么一起向前走，要么一起向后退。所有国家的命运、全人类的命运已经是一体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体现了非常高度的智慧，我完全赞同。

　　因为我是英国人，我希望能引用一位英国伟大诗人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诗人约翰·邓恩曾写道：“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份。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了一块。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这些伟大的文字是一位英格兰诗人400年前留下来的，这些文字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就同样内容更学术化的表达是完全相呼应的。

　　因为两者表达的含义是相同的，我也曾指出，我最初用一种学术化的语言向大家表达的那个观点并非出于客套：中国的命运不仅是中国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全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中国要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中国人受到某种引导或压力，在经济学领域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在外交领域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在地缘政治领域也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因为那些思想对于中国的民族复兴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这些思想虽然不是其他国家创造出来的，但对全世界来说，这些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并将产生深远影响，而且还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非常谢谢大家听我的演讲！（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