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021年4月17日观察者网。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邀请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40位世界领袖，参加将于4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选择在峰会前访华，与中方就中美气候合作交换意见。

拜登此前就已宣布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下简称《巴黎协定》）。他发起这份全球倡议表明了两件事：首先，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是，全球舆论压力迫使美国推翻特朗普的气候变化政策——否认气候变化威胁，重新回到听取科学建议的轨道上来；其次，鉴于中国在这一全球广泛关注的议题上发声所收获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在习近平去年在联大就气候变化发表的重要讲话赢得世界广泛赞誉后，美国不想让中国一家独美，希望借此机会重新获得国际舆论领导地位。

拜登上台后签署了一系列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法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特朗普“拆台”，中国成为世界气候危机的“破局者”

虽然拜登胜选后旋即提名前国务卿克里担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是美国首次设立这一职位，然而美国推翻特朗普的气候变化政策，算不上特别及时。科学分析显而易见：未来五年，对于能否确保人类拥有一个安全而繁荣的明天至关重要——如果在此期间未采取足够的行动，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1.5℃将不可避免，这对人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结果。

今年，所有国家必须于11月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向《巴黎协定》提交提高未来10年减排份额承诺的最后期限。如果这个最后期限未能落实，那么全球气温升高1.5℃将不可避免, 世界将失去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1.5℃温控目标的机会，可能也无法按时完成全球碳排放量每年减少7.6%，到2030年减少一半的目标。

除此以外，全球融资和投资应果断转向支持绿色发展，远离化石燃料，以避免将使全球气温升高1.5℃的新的化石燃料项目出现碳排放锁定效应，并确保发展中国家得到公平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全球合作绝不能因为美国处于冷战思维并想方设法分化那些支持气候行动的国家而受到破坏。基于以上三点问题，中国在环境领域能否扮演好领导角色，对中国自身乃至世界起着决定性作用。

面临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威胁，国际社会在这一年和今后数年能否有所作为？尽管国际社会已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拖，但这十年的全球预期展望和行动计划仍远远达不到要求，特别是那些承担着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责任的国家。除非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大幅提高2030年减排份额和有效落实10年减排计划，否则全球升温将超过3℃。

中国对碳中和作出承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去年10月，习近平在联大宣布，中国将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将碳排放峰值时间从“2030年左右”改为“2030年前”，这引发了世界大多数最大经济体和碳排放大国的一连串积极响应。这是自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国际气候合作首次出现积极的势头，因为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全球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因为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威胁而受到破坏。《外交政策》杂志并非一家支持中国的媒体，但它在谈到中国的最新气候承诺时指出“就凭这短短的两句话，中国领导人可能已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未来前景。”——这并非夸大其词。

紧随中国，韩国、日本相继承诺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欧盟计划提高2030年减排目标，并宣布将其总预算的30%用于支持气候行动。拜登一上台就推翻了特朗普的气候变化政策，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以及将在今年设定一个新的有所上调的2030年减排目标，并将投入1.7万亿美元用于气候行动计划。在中国的引领下，已多年停滞不前的国际气候合作总算看到了积极的势头。

“碳预算”几乎用尽，实现排放目标不容乐观

但要解决人类的这一共同威胁，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占世界总排放量五分之四的二十国集团(G20)多数成员国，现在均制定了到本世纪中期的减排目标，但未来五到十年至关重要。根据联合国数据，全球的整体减排力度须在现有水平上至少提升三倍，否则本世纪末全球升温将超过3℃。

在这十年的剩余时间里，全球碳排放量每年需减少7.6%，到2030年减少一半，这样才有50%的机会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这意味着，到2030年，西方国家的排放量将降低65-85%，大大高于目前讨论的水平。根据计算，这要求中国在2025年达到碳排放峰值。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和其他18家中国研究机构最近联合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战略及转型路径》报告指出：“碳排放可能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约为105亿吨左右。”——这需要随后大幅减少排放量。全球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取决于所有国家能否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重大支持，使它们能够走上绿色发展道路，而其他国家则要确保到2030年之前，有限的全球碳预算不会用完——这就需要国际交流。要让全球温升控制在1.5℃的机会大于用掷硬币决定胜负的机会，这十年就必须大幅提高全球减排力度。虽然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碳排放量在2020年暂时下降，但随着各国经济复苏，预计排放量将有所反弹，尤其是因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刺激方案迄今为止基本上错过了支持绿色复苏的机会。

时间如此紧凑，是因为在工业革命将近两个世纪之后，全球“碳预算”——在全球温升控制在1.5℃之前，大气中安全的碳含量——已几乎用尽。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那么全球碳预算将只够用7年。现在，每一年都很重要，每一年的拖延都将使任务完成更加艰巨。如果全球排放量到2025年才开始下降，若要实现1.5℃目标每年须减少27％的排放量，但这样的排放力度无法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全球温升控制在1.5℃和2℃，听起来好像差别不大，但事实上两者带来的影响大相径庭：前者代表的是繁荣富足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后者则代表的是悲惨的未来——世界大部分地区将受到粮食和水资源短缺威胁，经常遭受气候引起的极端天气事件和不断升高的疾病风险，遭受更频繁的疫情。鉴于此，中国明智地将发展道路转向建设生态文明，正在获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在这方面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典型。

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温升控制在1.5℃就是安全的。自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出1.2℃，已经有近50万人死于与气候有关的极端天气事件。以淡水为水源的喜马拉雅冰川已经开始融化，这些冰川为长江、黄河和其他国家的河流提供水源。但通过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或许能够避免引发人类无法控制触发气温进一步升高的气候事件（如北极冰川和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解冻融化，又或者是日益频繁的山火），并且应该能够避免未来气候对我们的影响。

全球气温升高2℃对人类发展的影响要大得多。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数据，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多达数亿人将面临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贫困；如果全球气温升高3℃，影响更为严重。举一个例子，在全球气温分别升高1.5℃、2℃、3℃的情况下，受热浪袭击影响的人数将会分别为39亿、59亿、79亿。这还会减少耕地数量。全球受作物减产影响的人口数量将增加10倍——从全球气温升高1.5℃时的3500万人升至全球气温升高2℃时的3.62亿人。在全球气温升高3℃时，受影响的人数更将升至18亿人。这样的气候影响也将会对中国造成压力。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联大号召“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是完全正确的，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当时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威胁。拜登呼吁召开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抵消特朗普政府所作所为严重损害美国全球领导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试图盖过习近平在联大讲话后中国所获得的声望。

作为优势方，发达国家做得远远不够

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未能对气候变化采取足够的行动，尽管它们对目前大气中的大部分碳排放负有历史责任。那些在19世纪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并受益于化石燃料无限利用的国家，应该首先以最快的速度减少排放。为了实现减排的公平份额，到2030年，美国应削减85%的排放量，欧盟应至少削减65%的排放量。尽管西方国家最近有一些积极的举措，特别是欧盟和美国均增加了绿色投资，但这还远远不够。

位于美国羚羊谷的火力发电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历史总量来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累计碳排放量主体，它的人均排放量也极高，每年人均排放量为17吨，是中国或欧洲居民的2.5倍，是印度居民的8倍。令人欣喜的是，自2005年达到峰值以来，美国的碳排放量下降了14%。这主要是由于煤炭使用量的减少和可再生电力的增加。但与此同时，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时期，水力压裂法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热潮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出口国。而令人担忧的是，这就导致了过去10年美国甲烷排放量不断上升，而甲烷是一种比二氧化碳更为有效但寿命更短的温室气体。

拜登现在正寻求重新确立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他的第一批动作之一是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撤销了备受争议的Keystone XL输油管道建设许可。拜登已经信誓旦旦地承诺，到2035年实现100%的非化石燃料的清洁发电，以及如果得到美国国会允可，他还将推出一份1.7万亿美元的清洁能源计划。但他是否会解决水力压裂法和油气生产问题尚有待观察，毕竟上述产业正享受着205亿美元的州政府补贴。

检验拜登气候变化政策的第一个关键，是看重回《巴黎协定》的美国将提交怎样一份新版的2030年减排承诺。拜登很可能在4月召开的领导人峰会时宣布这一数据，华盛顿内部人士建议上报削减45%的排放量。虽然这对当时雄心雄心勃勃的奥巴马来说是一大进步，但这仍然远远低于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1.5℃内美国本该承担的公平份额。根据计算，美国的减排份额在75%至87%之间。如果减排幅度在40%至50%之间，那么到2030年，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将达到8吨——高于中国和欧盟目前的水平，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4.8吨）的两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建议，到2030年，全球人均碳排放量需要达到2.3吨。

作为世界第三大碳排放来源地，欧盟的记录要好于美国，但其目标仍需提高。在过去20年里，由于煤炭使用量的下降和可再生能源的增加，欧盟总排放量下降了24%，人均排放量从12吨降至8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十年来的紧缩政策导致绿色投资有所下降，因为各国政府在技术成熟之前就削减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过去6个月，随着欧盟寻求力推“绿色协议”和绿色复苏，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问题——承诺30%的预算将支持气候行动，并将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从40%提高为55%（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但这仍然低于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1.5℃内欧盟本该承担的最低公平份额（65%）。

将主办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英国，情况正好相反。它设定的2030年减排目标（削减68%的碳排放量）更高，却没有相应的政策或资金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最近还因为批准了新的污染化石燃料项目违背其气候目标而受到批评。到目前为止，保守党政府为化石燃料发电发放的补贴是清洁能源所享受到的两倍多，其最近还取消了支持能源效率的绿色家园补助。

美国和欧盟均承诺增加清洁能源支出，可谓意义重大。联合国最近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到2030年，绿色复苏预计将使碳排放量减少25%。但迄今为止，全球所有与疫情有关的复苏支出中，只有12%的支出被直接用于支持低碳产业。如果今年要完成碳排放量削减7.6%的任务，扶持低碳产业必须成为重中之重。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驱动力”

鉴于西方在减排方面的作用，中国领导层能否有所作为，进而起到决定性作用呢？首先，这是客观需要。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陆国家，中国跻身“净零经济体”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排放量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加，尽管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但累计碳排放量只有美国的一半，现在的碳排放量则占世界总量的31%亦或是25%到28%之间（数据之所以有轻微差别取决于核算方法）。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目前已达到西欧的低端水平，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全球碳预算空间如此之小，未来5-10年中国、美国和欧盟这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和碳排放国的所作所为，将对全人类至关重要。

其次，除了国内政策的效果外，中国领导层还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思路。习近平公布中国长期气候目标的讲话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如果中国能够制定出一份雄心勃勃的应对气候变化蓝图，帮助世界守住1.5℃控温线，进而到2025年达到碳排放峰值，采取措施限制煤炭产量、实现关键经济部门脱碳，同时实现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这无疑将对世界舆论产生巨大影响。

这不仅会激励世界，而且会产生变革性的影响——这将有助于引导全球产业投资从建筑行业转型到农业，进而支持全球经济加速绿色转型，就像中国在太阳能和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所做的一样。“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些项目执行比当地要求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就如中国最近在孟加拉国所做的一样。

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不同的是，现阶段要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没有了高碳和低碳两种模式的选择。世界继续采取高碳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破坏和阻碍经济发展，导致更多人陷入贫穷艰苦的生活。中国可以为那些苦于西方国家未能兑现资助承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绿色经济的资金帮助，这些国家往往因为西方国家未能兑现他们的经济帮助承诺而陷入困难，确保国际社会对煤炭融资的担忧不会损害“一带一路”的声誉。

这有助于克服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把中国描绘成“气候恶棍”无济于事，只有制定明确的减排和煤炭峰值计划才能守住1.5℃控温线。这就需要西方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达成统一阵线，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停滞不前长达四年，今年全球正将注意力集中将11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巴黎协定》是否会提高2030减排目标。这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也体现在公众舆论层面，公众舆论现在压倒性地支持强化气候行动。全球三分之二的人现在视气候变化为紧急危机。这样的背景有利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展开气候合作。

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面临国际和国内双重压力，但与其他问题相比，中美在气候这一问题上的合作是相对阻力最小的。美国气候特使、前国务卿克里近来访问欧盟，劝说他们在国际气候问题上与美国结盟，并促成美国和欧盟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与其他全球伙伴合作……特别是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合作”。欧盟和中国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交流显著增多，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则缺乏与中国沟通 。一个积极的现象是，欧盟一直热衷于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展开合作。这与克里和英国外长阿洛克·夏尔马发表的联合声明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没有提及合作，而是呼吁其他国家“团结起来”。

在国内，美国也面临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的压力。根据2021年2月的民意调查，与在其他问题上敌视中国不同，大多数（5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问题，55%的美国人还认为两国应该共同出台一个绿色刺激方案，以助两国同时从疫情和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中复苏。

不过，欧盟执行副主席弗朗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强调，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美国和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很有必要，因为这将有助于“说服世界上其他主要参与者做正确的事”。事实上，让美国和欧盟提振雄心，兑现拖延已久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的承诺，才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拜登对特朗普听任美国在“未来的清洁能源竞赛”中“落后”中国之举非常担忧，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新技术方面的优势可以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发挥作用。美国和欧盟今年将提交新的减排承诺——美国预计将在4月底之前提交《巴黎协定》规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欧盟则预计将在6月提交升级后的国家自主贡献——将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高至55%。中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公平分担原则的基础上，为确保守住1.5℃控温线所采取的举措，无疑将有助于对这一交流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借气候问题发难不得人心

在这种大势之下，气候变化问题不可避免地与美国挑起对华新轮冷战的企图联系在一起，与之相连的还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西方对华动作。

这包括中国和西方进步环保运动势力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些势力希望自己的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更远大的雄心，以期拥有一个安全的未来，而未来能否如他们所愿发展则取决于能否控制气候变化。

自2018年以来，全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运动——这是西方规模最大的环保运动，呼吁各国政府正确认识并应对气候变化。2019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召开期间，163个国家的400万人走上街头。虽然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一运动的参与人数受到限制，但过去数年这一运动在公众舆论中所产生的影响并未消失。根据2021年1月公布的一份针对50多个国家的全球民调，全球64%的人认为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的严重威胁，是紧急情况；在美国，65%的人认为全球现已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在德国、西班牙和法国，超过70%的人相信这一点；在英国和意大利，81%的人也持同样的观点。

西方新的气候运动关注的焦点是他们的政府能否拿出干实事的劲头来应对气候变化。由于对长期目标与短期政策相冲突感到失望，他们打出“不要空洞的承诺”的口号，并呼吁各国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年度减排目标。

已经有人试图用侵犯人权或压制民主的虚伪指控，将西方的这一运动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割裂开来。美国就曾用这样的花招，对付过进步运动势力和寻求与中国交好的势力。这样的情况去年也曾在玻利维亚上演：在2019年美国主导的针对民选总统和全球气候领袖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政变前夕，有关土著居民针对莫拉莱斯的大规模环保示威抗议的虚假信息被用来软化西方舆论，以换取他们对政变的支持。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部分气候运动组织也人云亦云地传播这些虚假信息。抗议活动原来是由反对莫拉莱斯政府的土改法的农业企业组织的分裂主义抗议活动。这场反民主的亲美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打破中国作为玻利维亚开发锂矿床主要合作伙伴的地位——锂是电动汽车电池和许多其他设备的重要原料。但是玻利维亚人民随后挫败了这一反动运动的图谋，促使莫拉莱斯的公开支持者路易斯·阿尔塞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新的选举。

西方环保运动的其他成员则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缺乏了解。从人均GDP分别为6.5万美元和3.5万美元的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角度来看，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生活水平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是应将现有的经济活动转向更具社会生产力和环境安全性的绿色经济发展。但从人均GDP分别为8000美元和不到2000美元的生活在拉丁美洲和南亚或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的世界绝大多数人口角度来看，在经济增长是迫在眉睫的——而有了适当的技术和政策，完全有可能帮助他们实现“绿色增长”。

然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在气候变化，特别是清洁能源方面的领导作用。例如，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项目创始人、《中国是否能拯救地球?》一书的作者巴尔巴拉·菲娜莫尔（Barbara Finamore）认为，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在清洁技术领域领先世界。她还正确地指出：“中国在兑现气候承诺方面有一系列良好的记录，不仅信守诺言而且乐于奉献。”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地球之友、350.org、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行动网络（一个非政府伞状气候组织）等大多数总部设在西方的全球重要环保组织，都认同发展中国家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概念，也承认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和当前经济发展、促进合作方面所作的贡献。

综上所述，拜登呼吁在4月22日召开全球气候变化峰会，不仅关乎气候变化问题，而且也关乎全球地缘政治。从人类生存角度来看，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的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言行一致，这是促进世界各地重要运动达成统一阵线组织的最佳机会，这些运动组织与中国的共同目标是应对气候紧急状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中国巩固其在气候方面的领导地位，也使美国依然感受到来自其国际盟友和国内的压力，促使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合作，并在未来五年内采取更多行动，用行动履行自己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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