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珊珊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转自8月26日中宏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笔者认为，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决定》的一系列改革方向正是旨在提升中国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完善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组织架构。

从广义角度来看，大国复利的内涵不仅包括金融意义上财富的长期增殖，也包括在更广泛的领域，社会和公民个人达到更高的发展层次，以及突破式创新可能性的提高。这种可能性的提高必须建构在经济长期复利式增长的基础之上，这是复杂性科学中的“涌现”（Emergence）效应在国家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涌现”是指当大量个体聚集在一起，个体之间产生相互作用，从而使得整体拥有了和个体完全不同的新属性、规律或模式的一种现象，通常是长期积累和系统内部互动的结果。高阶行为倾向于从相互作用的低阶行为中涌现，其结果通常是非线性的，难以预测的，远超简单的加总，且无法追溯到单一的原因。对“涌现”现象的最初研究限定在那些能用规则或定律清晰描述的系统，如蚁群、神经元网络系统、人体免疫系统、互联网等领域。在这些复杂系统中，整体的行为要比其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复杂得多。

系统的体量、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架构及其稳定性和长期积累是“涌现”效应需要具备的前提。所谓自组织架构，是指团队在没有管理者分配任务和监督的情况下，仍能自主、有序、持续地完成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管理者。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在团队需要的时候恰当赋能，如解决团队需要的人力、资源等的对接，而非直接介入、干预团队日常工作。

体量和组织架构共同决定了系统的复杂性和内在的互动关系。足够大的体量是系统复杂性的重要前提之一。在复杂系统中，良好的组织架构能够促进系统内部的协调和适应能力，促进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从而引发新的、非显性的特征和行为模式。自组织的基本原理就是在动态和复杂的环境下，根据外部变化长期持续进行系统变异或重组，不断提高学习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逐步演化成复杂的、无限精细的多样性层次结构和功能。系统内部各种稳定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来了约束和校验，随着此种模式数量的增加，系统的稳定性和“能力”也会增强，内部可能出现难以预测的新特征和行为模式。虽然最简单的新型稳定模式在系统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概率也极低，但只要这个过程持续时间足够长，新的稳定模式就一定会出现，进而同其他稳定模式相结合，出现更大的、稳定性和能力更强的模式。

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生物系统，也适用于揭示经济和政治系统中新模式和结构的生成方式。在国家经济治理中，自组织原理强调分散决策、动态反馈、自适应管理、央地协调、部门协作和市场化激励，通过这些机制，可以提高国家治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涌现”是大国复利的生动体现。“涌现”需要具备的系统条件意味着其更有可能发生在制度完善、政治稳定、积累了一定经济基础的大国。当内部许多不同地域同时采取地方行动时，这些局部的变革相互联系、融合，就可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更大的范围内和层面产生影响。

中国是人口大国，且人口结构呈现复杂和多元化特点，同时不同地域间互补性、差异性特征显著，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涌现”提供了更为优良的基础。庞大的人口基数催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了消费、生产模式的多样化和细分市场，更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和创新业态。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正是在不断改善国家的组织架构，提升社会复杂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和稳定性，确保财富积累的长期可持续性，这与复杂性科学领域中“涌现”应具备的条件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在国家面临的外部冲击不确定性加大背景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维护中国社会整体稳定性的最大前提。《决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强调“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以及“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均是为了提升地方政府的自主能力和个体组织的适应和应变能力，进而“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通过“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使经济能够更为迅速有效地调整资源分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和经济环境的波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从而提高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决定》强调“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则是通过构建更为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促进公平竞争，优化决策结构，提升治理能力，确保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从而推动更加公平和有效的社会资源整合方式，加快商业模式、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步伐。

从互联网技术革命到ChatGPT的诞生，美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体现出了典型的“涌现”特征。中国在一些领域已开始出现“涌现”的苗头，比如过去十多年以来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一系列新兴业态和商业模式的涌现，以及近年来中国在一些高端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步，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催生出了一系列创新型供给，极大提升了社会福利，使得民众生活质量和社会运行效率实现飞跃。鉴于中国更为庞大的人口数量，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特点，可以预见，一旦分割的要素市场整合完毕，制度建设更加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全方位的“涌现”现象必将较美国更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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