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刘锦涛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转自10月29日金融时报。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警钟不断敲响，绿色转型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全国碳市场“靴子”落地，气候投融资试点稳步推进，企业减排转型意识增强，ESG从“附加题”逐渐走向“必答题”，绿色金融“五大支柱”体系初步成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过去4年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引领各行各业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

“实现‘双碳’目标关键在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创新，而这些变革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孙轶颋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支持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不可或缺。根据有关机构测算，中国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资金需求为14万亿元至22万亿元，而2030年碳达峰到2060年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则在百万亿元级别。资金不充足、不平衡的矛盾始终存在。因此，金融部门需要对“双碳”目标等绿色发展目标作出系统性响应，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通过金融工具和模式创新，将更多资金投入“双碳”领域。

当然，面对如此庞大的资金缺口，需要努力的不仅仅是金融部门。“中国绿色金融在国家顶层设计和配套政策支持下取得全球领先的显著成绩。”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教授朱民表示，与此同时，财政支持及财政、金融政策协同至关重要。

绿色金融实现重要进展

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早已启动。其中，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是2016年。当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制定绿色金融顶层设计的国家。当年9月，我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G20峰会议题，开启和推动了绿色金融国际主流化进程。

经过多年发展，绿色金融已经从此前的小众业务变为热点领域，成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从实践来看，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气候和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绿色金融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

对于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业界将其总结为“顶层设计及标准体系愈加完善、产品及服务实现创新发展、地方绿色金融实践擦亮‘中国名片’以及国际合作深化促全球形成共识”。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完善提供了指导方向，绿色金融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的三大功能更加凸显，围绕标准体系、信息披露与监管、激励约束、产品市场和国际合作五大支柱深化发展的框架思路也逐步明晰，并由此推动了绿色金融政策体系、配套机制的规范完善及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制度建设方面，绿色金融在标准化方面实现了重要进展，包括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在内的多项标准为绿色投资活动提供了规范和指引。

一组数据是我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有力证明：截至2024年6月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4.76万亿元，境内绿色债券存量约两万亿元。银行间市场发行的符合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的绿色债券共311只，其中，238只在存续期，为我国绿债市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多个金融机构推出了转型贷款、转型债券等转型金融工具，为高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支持。

公共政策支持加力

不过，仅靠金融部门或私人投资不足以应对实现碳中和转型的资金需求。

在业内专家看来，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具有显著负外部性，需要较高的前期成本，而环境变化、技术创新、经济转型路径等的不确定性又加大了投资的风险。私人投资者面临更高的资金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且往往注重短期经济收益，这可能会导致绿色领域的投资不足。

对此，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表示，针对清洁能源的供给侧、新兴产业的投资、新技术的研发上可以提供一些公共政策的支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也体现在政府的一些采购行为、标准设计等方面。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凯也表示，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例如，有业内专家建议，把产品碳足迹纳入政府采购的要求。当然，这也依赖于一系列基础数据库、体制机制的建立。

“这些政策旨在给个体、企业或研发人员提供动力，让其更有意愿在绿色产业发展方面加大发展力度。”彭文生解释。

从我国的过往经验来看，围绕绿色转型，财政资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一位相关领域的人士透露，2017年到2022年，中央财政安排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个专项资金的规模达到数千亿元，年均增幅超过11%，远远超过同期全国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此外，围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也做了很多工作。但与此同时，相关的制度建设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此外，税收的激励调节作用也很明显，包括对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购税和车船税，对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给予所得税优惠，对排放大气、水、固废、污染物等单位征收环保税等，分别是从激励和约束的角度引导社会低碳转型。

“2016年的《意见》从顶层设计角度提出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也提到了设立财政专项资金、绿色基金和财政贴息等财政支持工具，大力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朱民表示，当前，尚未建立起支持绿色金融可持续的系统性宏观财政整体战略，现有绿色财政政策区域化、碎片化，难以从整体上、系统上提高对绿色转型的支持水平。

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

金融资源需要财政担保贴息等“外部性补偿”，更希望有效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要增强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一致性，形成政策合力。

“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引导资金流向，扩大投资规模，增加长期投资，肩负分担投资和转型风险，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和公共风险管理的重要职责。”在朱民看来，财政支持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绿色预算拨款、绿色专项投资、绿债税收优惠、绿贷财政贴息或担保等都可以成为支持绿色金融的主要工具。”他建议，可创新运用预算、税收、贴息等多元财政工具，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转型，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降风险作用。

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合作被视为政策、市场协同的重要体现。“这种模式能更好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低碳技术的发展对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建议国家层面成立一些低碳技术攻关计划，通过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促进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绿色低碳科技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

例如，湖北省绿色低碳发展母基金即是该省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我们的投向主要聚焦在湖北省绿色低碳产业上。第一是清洁能源，第二是节能环保，第三是绿色交通、绿色基建，最后是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湖北省双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永锴告诉《金融时报》记者。

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志青表示，在制定政策、投入资金时也要关注需求端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基于市场机制去构建激励机制，尊重供求关系。”李志青表示，要真正测算出企业减排的成本，否则企业减排的动力不足。此外，一些领域的管理也应该“硬起来”。例如，在碳足迹方面，需要对市场主体形成真正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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