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在“只要信心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第五届（2025）人大重阳迎春论坛 上发言指出，进入2025年，全球气候融资格局将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具体体现在资金流动、政策变革、市场机制以及国际合作等多个层面。现将其发言实录发布如下：

2024年，全球气候变化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加剧，虽然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可能比较远，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资金却面临短缺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1月10日宣布，经过对6份国际数据综合分析后确认，2024年为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另有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平均水平高出约1.55摄氏度，首次突破2015年《巴黎协定》所设置的1.5摄氏度温控目标”，联合国预计，如果不立即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本世纪全球气温将上升2.6至3.1摄氏度。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还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全球协作。绿色金融，尤其是面向气候变化的气候融资，作为推动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进入2025年，全球气候融资格局将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具体体现在资金流动、政策变革、市场机制以及国际合作等多个层面。

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充满不确定性

2025年，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以及气候融资格局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首先是特朗普再次上台带来的巨大挑战。特朗普政府在其首次执政期间便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大力推动化石燃料产业发展。尽管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国家采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但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可能削弱甚至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力，进而影响全球减排进程。

特朗普对环保法规的松绑也可能进一步削弱国内绿色政策的力度，松绑一系列气候变化相关的监管措施。其对外单边主义和“退群”行为也倾向于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的碎片化，并可能导致国际气候合作的不稳定性，削弱多边、共赢机制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大全球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

尽管《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治理设定了目标，但协议的执行依赖于各国自愿提交的减排承诺，由于缺乏强制执行机制，许多国家未能如期实现减排目标，且随着政治局势变化，承诺的履行可能受到影响。各国需要从2025年提前应对《巴黎协定》无法完全或者部分达成的可能，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各国在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气候目标之间找到平衡。

二、气候融资进展缓慢

尽管气候融资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但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适应和减排方面的资金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全球气候资金的分配、使用效率以及发达国家是否兑现其资金承诺，都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因素。

2024年11月，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29）的代表们已达成协议，规定了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每年提供3000亿美元资金，同时设定到2035年提供“至少1.3万亿美元”的整体气候融资目标。这一融资框架缺乏一定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发达国家缺少落实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部分发展中国家受限于气候资金援助的获取过程过于繁琐，且资金通常集中在有限的气候减排项目中，而气候适应项目的资金相对更为匮乏。如果气候融资不能及时到位，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适应行动将受到极大限制，部分国家甚至倾向于保障经济增长和就业并放缓全球气温控制的步伐。

三、国际合作与气候融资全球化展望

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挑战，全球协作至关重要。未来，气候融资需要进一步走向全球化，国际合作在全球气候融资格局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首先，需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有效的气候融资合作机制，即便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但跨国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也需要主动推动和落实全球范围内的绿色项目融资和技术转移。

其次，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应在《巴黎协定》目标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持续发挥协调作用。随着全球气候政策的逐步完善，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市场透明度的提升，气候金融市场将逐步克服这些挑战。

最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以及全球最大的清洁产品出口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资金流动、市场机制创新与国际合作方面都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国将持续推动气候投融资创新，发挥气候资金在实现全球气候目标中的核心作用，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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