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涛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转自8月22日中宏网。

8月21日，聚焦“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主题，中宏论坛第五十二场在线研讨会圆满召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了主题发言。

以下是刘锦涛的发言：

此前在8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当时王文院长带领我们第一时间作出解读和学习。自中国提出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之后，王院长多次牵头进行了大量关于绿色低碳转型的前沿研究，今天有幸与各位专家从智库的角度简要地分享一下我们关于中国绿色发展的创新之路与国际贡献方面的三方面思考。

一、气候变化背后的话语权之争

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或者人类200多万年历史乃至地球46亿年历史上，存在比现在更热的年份，但通常时间周期都是比较长的，并未出现过比工业革命以后如此快速的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这就存在两个影响：

一是人类社会，包括生产活动、生活活动等，无法迅速适应短期的、急剧的气候变化，甚至会因为气候问题面临多重额外的损失，比如高温降低了农业从业者的劳作时间，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干旱等问题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大量移民。比如世界银行2023年发布的风潮（Groundswell）报告中提出，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迫使全球六大地区多达2.16亿人在本国移徙。

二是如果要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就不得不面对最大的气候问题，也就是以二氧化碳为首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的温室效应；若不在固定的时间点之前有效降低排放，21世纪的气候变化问题将在现在和不远的近期内给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那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很明显，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这一点大做文章，想诱导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希望中国通过减缓发展速度来降低排放，这就是西方国家的气候阴谋。但随后几年的事实表明，中国并没有陷入这种逻辑陷阱，而是坚持自身的绿色发展步伐，破除了西方在气候问题上的逻辑陷阱。之前我们做过一个关于碳排放责任的研究，虽然中国碳排放总量较高，但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且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大约7吨，比全球平均水平4吨左右并没有高出太多；美国和加拿大的排放量超过15吨，且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累计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000亿吨，为全球首位，占全球累计排放量近25%，G7国家才是高排放的主要国家，并且发达国家工业革命时期造成了大量的历史排放，是引发气候变化的首要原因，但现在却要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责任，而中国始终坚持自身的气候治理进程和原则，没有踏入西方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陷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便西方借助气候变化构造骗局，但中国坚持发展清洁能源、构建循环经济格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长远上来看依然是非常正确且合理的选择。

由此可见，气候问题背后始终伴随着国际话语权之争，面对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舆论中构造的将经济增长和气候环境问题捆绑的逻辑陷阱，中国通过自身绿色发展实践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区别于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先污染、后治理的进程，中国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转变为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关系，最终实现二者紧密挂钩，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这就体现了中国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逻辑诠释：中国不会因为气候治理而减缓经济增长，而是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实现国民经济的绿色高质量转型，并很自然地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最突出贡献者，走出全球绿色发展的标杆之路。

二、从《意见》指引中看中国如何化危机为机遇

《意见》是刚刚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所发布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指引，比如《意见》中提出了“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是对于中国绿色转型之路的独特思考。可以说，面对气候问题本身的挑战，以及西方借气候问题展开的国际舆论斗争与政治经济博弈，中国正在思考和付诸行动，把应对气候变化转化为自身的战略优势，比如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和风电增量市场，同时也是清洁能源产业原材料和终端产品最大的出口国，以及全球最大的绿色融资市场，通过推进绿色发展，中国逐渐破除了汽车工业和新科技等部分西方优势产业的主导地位，在新能源等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

与此同时，《意见》中提出的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基本建立”等目标，也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所提出的绿色发展之路，通过推动绿色产业、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科技创新等措施，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这种绿色转型不仅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还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助力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将绿色发展理念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将更加可持续、创新驱动，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强的领导力。

三、未来要警惕新的斗争

最后，从国际合作以及未来发展之路的角度，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以及可持续发展之路在长期内的不确定性，坚持中国的发展模式，并持续开展智库国际传播方面的斗争。

一是防范部分西方国家再次包装新的气候舆论陷阱。例如今年4月份耶伦访华期间提出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问题”，这与此前的“中国威胁论”均是新型舆论陷阱，目的是扭曲中国气候贡献的肯定意义，将中国的优势包装成对国际产业链的威胁。又如近期有研究显示，欧盟可能计划在今年11月的阿塞拜疆COP29中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施压，要求其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提供资金，这便属于“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新型舆论陷阱，目的是将中国的贡献与责任挂钩，逃避西方国家本身需要承担的责任，掩盖自身绿色转型能力不足的缺陷。对此，中国应当坚持用客观事实作出正面回击，端正绿色产业发展和气候治理行动对世界的真实价值。

二是防范个别国家以气候问题为名目开展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比如欧盟为了贸易保护主张将要开展的“碳关税”。对此，中国对外需要发挥“一带一路”绿色产业与贸易合作网络的优势，对内积极开展相关产业的低碳升级转型，降低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产业链供应链碳足迹。

三是防范欧洲个别国家掀起放弃碳中和目标，甚至全盘否定气候变化的舆论热潮。对此，中国要继续发挥绿色发展之路的路径优势，不陷入西方逻辑陷阱、不为了减排而减排。并同时考虑到，即便部分国家无法实现碳中和，或者个别国家否定气候变化，但中国依然实现了向可持续发展升级转型，并保持了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四是防范其他发展中国家选择与中国利益相反的道路。例如印度等国可能会因为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条件和动力不足，从而作出不利于全球气候治理的政策选择。对此，中国需要倡导通过“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多边合作协议，帮助部分沿线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奠定21世纪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基础路径方向。

五是防范全球气候治理的最大影响者美国的最新动向。例如民主党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可以说是承诺多、落实少，共和党则是倾向于否认和拒绝承担气候治理的国际责任。对此，中国应当保持对美牵制，并有计划地推进两国具体城市之间的气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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