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戈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6月5日“听戈”微信公众平台。

　　在中国，务实的学者型官员们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总能用专业的眼光观察到经济肌体里已见的和潜在的病灶。但他们信奉的那一套经济学理论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左右他们分析问题的思路。他们用CT机辅助诊断，然后用《黄帝内经》解释给病人。

　　比如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几次公开场合讲话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超过50%，而2007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看做是导致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部分内容摘自刘戈著书《在危机中崛起》 购买链接

　　在中国，一部法律颁布和它被认真的落实，中间至少隔着一个孙悟空筋斗的距离。事实上《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并不比《环境保护法》执行的更好，而如果按照同样的思路，按照法律的制定而不是执行来考量的话，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环境保护法》才是导致中国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那里面对环保的规定是多么严苛，会让企业提高多少成本啊！在这样严苛的法律约束下，怎么会有雾霾在穹顶之下产生呢？

　　《劳动合同法》被严格执行了吗？时至今日，除了在深圳等少数地方如沃尔玛等企业尝试过集体薪酬谈判，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中国著名企业有过哪怕是走过场式的集体薪酬谈判，行业薪酬谈判更是闻所未闻。我也很少听到有哪一家企业因为严格执行劳动合同而导致经营破产的新闻。事实上，《劳动合同法》仅仅被少量法律意识强的白领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抬高自己身价的武器。

　　的确，进几年来，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增长较快，可是哪家企业的员工平均工资的增长是通过工会集体谈判赢得的？由于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导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的增长才是事实的真相。

　　由于供求关系导致的劳动者薪酬的上升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发生的最积极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来的晚了些。只因为有了这一变化，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势头才得以被些许遏制，减小了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

　　在这一点上，前任部长的病情诊断和病因分析南辕北辙。

　　《剑桥美国经济史》在论述“20世纪美国对贫困与不平等状况”的章节中有这样一段话：“公众、政客和学者一直关注底层人民的收入、财富以及某种福利的不平等分配。从资本主义萌芽和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开始，福利分配问题就和经济增长源泉问题一起争夺经济学研究的首席位置。尽管许多人抱怨关注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人们对平衡问题对关注不会停止。平等与公正在我们对头脑中紧密对联系在一起，正如增长与发展一样”。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重要经济岗位的管理官僚和主流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把分配平等的问题作为一个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放入他们对于经济思想的阐述中，更别说“争夺经济学研究的首席位置了”。

　　对于增长源泉的过度关注和对分配平等问题的相对漠视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果在目前的内外部环境下不对这一思路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将极有可能导致我们对经济形势产生误判，进而出台与目标背道而驰的方针政策。（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