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戈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6日听戈微信公众号。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回顾过去一年，走过的路很不寻常。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7年来最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突发多发的外部环境，面对的是国内结构性问题突出、风险隐患显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多重困难，面对的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因素增多的复杂局面。”

　　中国经济可再上台阶

　　可以说，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压力。由于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生产能力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经济经历了数年高歌猛进的时期。在大多数经济领域，产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本土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加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生产周期性过剩的特征十分明显。

　　虽然和1929的美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中国所应对的条件和环境和当年的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将在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将很可能是一次“大洗牌”而不是“大萧条”。只要有足够的定力，相信中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免疫能力走过难关，在经历一次“大洗牌”之后，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所有有关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解释的理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经济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如果早几年来临，汽车业和建筑业的发展潜力足以使经济快速复苏，而如果经济危机晚来几年，后起的新兴工业也有助于使经济快速复活。但危机恰好在1929年爆发，汽车和建筑业无力帮忙，新兴工业（航空、实话、塑料、电子、食品加工等）又来不及帮忙。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应对之策就是让投资向新兴工业倾斜。”这是经济学家迈克尔伯恩斯坦在其《大萧条》一书中的核心观点。

　　中国经济现所面临的问题和伯恩斯坦对19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解释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样面临大量的产能过剩，同样面临新兴产业还难当重任。但从各方面的因素分析，中国产生类似美国1930年代的长时间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性很小，那些等着看中国经济“硬着陆”笑话的人肯定会再一次失望。

　　信心来源于哪里？

　　对中国经济保持一定信心的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因为体制不同只要判断不发生大的误判，中国有更多可使用工具和手段抑制经济的断崖式下跌。而在1930年代的美国，受传统政府不干预经济思维惯性的影响，当时的美国总统错过了及时拯救经济的最佳时间窗口。而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所积累的调控和管理经验以及自罗斯福时代以来，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都可以作为借鉴，以避免经济滑出预定轨道。

　　第二个需要指出的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经济面临空前下行压力的同时，中国劳动人口供应开始同步下降。导致的直接原因就是，经济下行但失业率没有上升，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超过GDP增长水平。这为中国应对经济问题创造了一个绝佳的窗口期。劳动力供应减少的直接结果就是就业没有大的问题，即使大量企业必须关门倒闭，失业者也能够在其他领域找到新的工作。而众所周知的是，大量失业才是所有经济危机最大的麻烦。

　　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人口供应出现拐点，之后就业人口连年减少。三十多年前制定的人口政策虽然对远期的中国经济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但从眼下中国面临的转型期来看，则利大于弊。而在1930年代的美国正是劳动力供应的高峰期，所以大萧条最大的特征就是导致失业的急剧增加。

　　2012年的时候，中国劳动力供应的人口高峰过去，那一年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放缓的一年。之后劳动力供应逐年降低。所以这两年，大家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大量的工厂、工地关门停业，但是另外一方面，保姆、快递、服务员等岗位的工资还在提高，制造业、建筑业招工依然困难。

　　这绝不是巧合，而是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在恰当的时机显现出了关键的作用。2016年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人，如果是初中毕业，大体出生在1999、2000年的，如果大学本科毕业，大体出生在1993年、1994年。而从中国的人口出生数量年份看，1991年是个分水岭，年出生人口数量从原来持续多年的每年2500万人口左右，骤降为2000万人口左右，到1996年又骤降为1500万左右，此后历年的人口出生数量一直在这个数字左右徘徊。

　　今后的几年将是中国劳动力年供应量极端缺乏的几年。有这样的数据做支撑，中国经济即使有更大幅度的下行，失业人口也不会剧烈增加。因此，对下行压力极大的中国经济，完全可以问一句：“何事惊慌？”。

　　由于适龄就业人口减少。一些重化工行业去产能形成的失业就是结构性的，可以通过转岗培训、异地就业等方式逐渐消化。在社会就业总体保持稳定的状态下，社会就不会发生全国范围内恐慌性的消费和投资的缩减，也就不会形成产能过剩——企业破产——员工失业——消费降低——企业破产的恶性循环。

　　第二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中国互联网和服务业的结合看上去虽然缺乏科技含量，但商业模式创新的速度和潜力爆发性增长。这股由互联网行业、互联网人才和互联网思维所引领的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十分迅速。大量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因为带着“互联网”的光环，而义无反顾的进入以前他们根本不可能看上的服务业。服务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重化工行业下跌所带来的缺口。

　　第三是中国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已经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且这种竞争力存在于多个领域，不会因为某些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全面的影响。在中国重化工业遭遇产能过剩的同时，以通信、轨道交通、核电、装备制造、航空为代表的科技和高端制造行业已经具备了全球竞争力。这些产业即服务于国内又具有国际竞争力，其总体体量庞大，增长速度很快。

　　第四是中国幅员辽阔地方发展差异、城乡发展差异大，这种特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缓冲机制。尤其是东部沿海、中部、西部和东北，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人口结构都有着极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甚至超过了很多国家之间的差别。因此发生在某个区域内的经济危机未必会直接传到到全国，而且区域性的问题也容易在全国范围内消化。

　　总体来说，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来自于以上几点。虽然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短时间内不足以填补由于重化工业下滑形成的缺口，但由于以上几点原因发生类似大萧条的局面是小概率事件。（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