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戈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0月30日“听戈”微信公众号。

　　1986年，为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崔健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几分钟后，因为这首歌，崔健成为全中国男青年的偶像。“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着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

　　20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我从歌里已完全感受不到青春的愤懑与绝望，听出来的全是自豪与希望。铿锵的旋律后面哪里是一无所有，而是应有尽有，只不过这中间需要一个奋斗过程罢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小伙子尽可以无赖的唱“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正在告诉我，爱我一无所有，wo～你这就跟我走”。男青年们可以骄傲的对着姑娘大声唱《一无所有》，是那个时代过来人的幸运。那个时候，“一无所有”有关于年龄，而无关乎出身，几乎所有的年轻男性都一无所有，是改革给所有人提供了应有尽有的希望。只要能够成为大学生，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凤凰男。

　　仅仅5、6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从金字塔型向埃菲尔铁塔型迅速转变，在这个人口社会阶层之塔被快速拉长的过程中，白领阶层从原来的社会中高层跌落到构成塔基的下层，这个过程在大城市尤为明显，而房价的大幅上涨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大量外企的进入和民企的崛起，大学生开始迅速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聚集，以公司职员、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的白领阶层形成。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是这个阶层的显著特征，“知识改变命运”的假设在这个时代似乎成为真理。通过个人的努力，工作几年之后，在大都市买房买车成为一个符合逻辑的自然选择。而最近几年，当新一代大学生走出校园，沉淀在大都市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无法复制师哥师姐们的经历。

　　房价的快速上涨，而个人收入原地踏步，这之间的反差造成的结果是，个人工薪收入占房屋总价的比例越来越小。对大部分人来说，凭借个人工资剩余积攒住房首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个时候买房，只能靠父母甚至祖父母的资助，买房从个人项目变成了团体项目。是家庭总体实力而不是个人能力，决定了你在整个城市的生存位置。知识改变命运的权重变低，出身对于命运的权重变大；社会向上的流动渠道变窄，速度变慢；个人奋斗和个人财富的正相关正在瓦解。

　　现在还有哪个男青年敢一边高唱“一无所有”，一边拉住姑娘的手，让姑娘跟你走。小贝敢吗？哭吧。当《蜗居》中的海藻被塑造成房价飞涨的受害者的时候，男青年们在想，你们还有当二奶或者小三儿的机会，我们呢？和家庭本来在大都市，以及虽然从中小城市来，但家境宽裕的大学生相比，从中小城市或农村进入大城市工作，家境又普通的“小贝”们，成为了房价高企的最大压力承受者，他们的最新称呼是“贫二代”，他们中暂时找不到工作或者只能找到低薪工作的那个群体，更是被冠以“蚁族”的称号。青春在不知不觉中掉头向下。

　　“为什么不回到家乡，而一定要在大都市坚持？”有人提出这样的劝告，但对于“贫二代”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回不回的去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大部分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集中在大都市和东部发达地区。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容纳高素质劳动力的容量有限，在家乡附近的县城或中小城市落脚，同样是举目无亲，没人能帮得上忙，为什么要回去？

　　对于“贫二代”，在大都市坚守并寻找机会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如果抛弃短时间买房子的惯性思维，以房租而不是房价作为生活成本的主要参考目标，你就会发现，其实坚持下去并没有多难。在世界大部分国家，进入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开始他们自立后的生活。现在老板们最喜欢招的员工就是已经买了房的男性“房奴”，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重新选择的勇气，即使是一份自己不适合、不喜欢的鸡肋工作也不敢放弃。虽然有一份压力自然会增添努力工作的动力，但带来的负面后果是，错失了选择的机会。当初如果选择留在或者进入大都市，那么你的初衷一定是把自己放在了奋斗者的角色上，而奋斗成功的最大可能在于冒险的冲动。当你选择买房的时候，就等于放弃了进攻而选择了防守，这和你当初的选择方向是相背的。

　　按照房子现有的涨法，是不是意味者“贫二代”永远没有买房的可能了呢？其实未必。既然现在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在几年内就发生了，为什么就不会在几年内就改变了呢？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但真正因为环境因素被完全牺牲掉的，一定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在取得一定的工作经验后，都会摆脱青春的困窘。一个大前提是，人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缺乏的资源，而在大都市里摸爬滚打是你成长为人才的最佳途径。（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