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鲁东红在《中国日报》英文版发文表示，中国“十五五”规划标志着向更高层次发展逻辑的演进。其核心目标在于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放大制度协同效应的综合效益。现将中文译文发布如下：（全文约2200字，预计阅读时间6分钟）

▲英文原文发布于 China Daily 12月22日第9版

当今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国家间的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技术或明星产品，而是日益考验整个制度体系的协调性与运行效能。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不再只是新目标的清单，而是国家发展范式的关键转折点：从依赖单一政策工具转向主动构建内部协调、高效运转的治理体系与市场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将国家机构有机联结的能力，已然成为中国制胜的关键竞争力。

数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始终遵循“目标对应政策”的模式：推动创新就设立专项基金，扶持产业就发放补贴，平衡地区发展就实施转移支付。这种在简单时代行之有效的策略，如今已显露出局限性。当前中国正面临技术自主、供应链韧性、数据生产要素化、人口结构变迁等错综复杂的重大挑战。单一目标的政策已难以应对这些多维压力。

以科技创新领域长期存在的“死亡之谷”现象为例。中国虽产出顶尖科研成果和专利，但许多突破性技术在进入工业应用阶段前就夭折了。瓶颈往往不在科学家或企业家身上，而存在于连接他们的中间环节——包括融资、试点商业化、市场准入和人才流动等环节。风险投资追逐短期收益，银行难以评估技术风险，政府采购又偏爱成熟产品。每个环节都按自己的逻辑运作，但整个链条却难以实现端到端的成果交付。这正是“系统时代”竞争的本质：成功不取决于最强的单一要素，而是取决于整个系统的效率与协同性。

全球各地都有诸多范例。美国的优势不仅在于硅谷或华尔街，更在于其历经数十年的演进历程——基础研究、风险投资、公开市场和成熟企业共同掌握了将科学突破转化为规模化企业的诀窍。欧洲的竞争优势则源自其监管引领地位：严格的绿色标准将科研、供应链和产业升级紧密衔接。这些优势源于制度间的“化学反应”——这种无缝衔接的协调机制将政策转化为实际成效。

中国的“十五五”规划正是强调了这种系统性视角，旨在通过加强关键的制度性联系来促进协调行动。这一方法体现在多个维度上。

首要任务是整合技术、产业与金融。未来产业特别是尖端科技领域，需要长期耐心的资本投入。该计划强调资本市场机构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并通过改革金融结构，将资源高效引导至技术创新领域。通过使金融体系与高科技企业的成长模式相匹配，计划旨在打通从科研突破到产业规模化应用的转化通道。

其次，深化区域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该计划不仅超越传统扶持项目或简单协调，更致力于消除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壁垒。通过建立规划协调、成本分摊和收益分配的新机制，将促进生产资源在区域间的有序流动，充分释放重大区域战略的潜力。

第三，夯实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根基。数据价值的实现，必须依托安全、透明且可操作的框架体系。该计划构想建立全国性开放安全的数据市场，通过产权规范、交易规则、收益分配和治理机制等制度支撑。夯实这些基础要素，将使数据真正赋能各行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第四，协调人口结构、教育与产业需求。人口结构变化要求人力资本开发具备灵活性。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必须与产业转型相契合。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并动态调整课程设置，中国可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优势，从而推动产业升级。

这些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治理理念的深度变革。要实现机构协同，必须突破狭隘的短期利益，树立系统性思维和协作精神。通过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配合以协同效应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才能确保改革措施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掣肘。

简而言之，中国“十五五”规划标志着向更高层次发展逻辑的演进。其核心目标在于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放大制度协同效应的综合效益。在系统性效率决定竞争优势的时代，这种高层次的制度耦合构成了中国最持久的发展动力——这一基础使国家能够从容应对未来挑战，持续保持战略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