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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冰洋:强化民生财政可改变经济结构

发布时间:2015-06-02 作者: 吕冰洋 

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并存是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典型现象。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看,轻消费重积累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赶超阶段普遍采取的战略。这种战略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能起到迅速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效果,但是消费需求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最终会妨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质量。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并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既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出路,也是实现经济顺利转型的重要保证。

吕冰洋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毛捷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并存是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典型现象。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看,轻消费重积累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赶超阶段普遍采取的战略。这种战略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能起到迅速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效果,但是消费需求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最终会妨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质量。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并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既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出路,也是实现经济顺利转型的重要保证。

 

高投资、低消费并存现象的形成原因

 

中国高投资和低消费并存的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就低消费率形成的原因而言,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使得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受到限制;中国经济在转轨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使得居民的消费谨慎性动机加强,导致居民消费支出下降;居民的消费结构在发生改变,而新的消费结构尚未形成,使得居民出现持币待购或推迟消费的现象。
关于中国投资旺盛的原因,由于我国资本或资源利用价格长期低于市场均衡价格,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刺激企业进行过量投资;中国地方政府拥有巨大的支配经济资源的行政权力,有动力通过扩大投资来实现政绩目标;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存在不完善之处,国有企业领导人倾向利用内部可自由支配的现金从事过度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为基础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而高投资率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

 

财政收支对投资消费比具有重要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理论兴起后,平衡增长路径中代表性家庭的资本与消费比问题已被大量研究,相比之下对投资与消费比的研究却较少关注。但是投资是流量概念,资本是存量概念,家庭的当期收入流除交税外,要在投资和消费之间而不是在资本和消费之间进行配置,而配置结果会对下一期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会影响到资本消费比。因此,与资本消费比相较,投资消费比更应引起关注,而对饱受投资消费比失调影响的经济体而言,在经济增长框架下研究投资消费比更有意义。

 

政府收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决策,结合中国经济运行实践来看,近二十年来财政收支均处于迅速扩张趋势。经过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发现,财政收支对投资消费比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一,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比重的提高将推动投资消费比的上升,市场竞争加剧有助于降低投资消费比;第二,针对消费征税会在抑制居民消费的同时增加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因此会推动投资消费比上升;第三,理论上宏观税率或资本平均税率与投资消费比呈倒U型关系。

 

降低投资消费比的现实意义

 

降低投资消费比的现实意义可以从财政支出和收入两个角度进行阐释。就财政支出而言,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财政直接投资或政府驱动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中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比上升将直接推动投资消费比上升,反之,政府支出中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比上升将起到相反效果。因此,为了扭转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应该在政府支出中降低建设支出比例、增加民生支出比例,即应持续加强民生财政的建设。

 

就财政收入而言,增加对资本征税、减少对消费征税有利于降低投资消费比。从我国的税制结构看,约75%的税率为商品税,尽管商品税同时对资本和消费征税,但由于商品税存在覆盖范围广、商品需求弹性低的特点,因此对商品征税易于转嫁到消费者,从而会抑制消费增长。个人所得税税基包括资本和劳动所得,但是由于税制及征管的缺陷,仅有30%是针对资本收入征税。针对居民开征的房地产税的税基完全是资本,但是我国迟迟没有全面开征此税。因此,应积极推动房地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转变,这样会起到抑制投资消费比上升和完善税制的双赢效果。(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