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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冰洋:财政服务经济大局的显力与潜力

发布时间:2024-03-01 作者: 吕冰洋 

大规模减税政策从间接税扩大到直接税、从主体税种扩大到小税种、从普惠性减税到针对中小企业减税、从减税到降费,这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吸纳就业等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编者按:2024年2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的“抓住一切时机,主动担当作为”第四届(2024年)人大重阳迎春论坛在京顺利召开。近40位来自人大重阳的专职、部分兼职与校内部分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畅谈新时代下的新作为、新担当。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吕冰洋在“迎春研讨二:复苏与促稳:增强世界经济发展韧性”环节以《财政服务经济大局的显力与潜力》为题发言,以下为其发言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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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吕冰洋


近年来,财政政策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


财政收入方面,主要是减税降费,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大规模减税、降费、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根据官方统计结果,我国于2013—2017年累计减税降费3万亿元,2018年后减税降费改革力度突然加大,2018年为1.3万亿、2019年为2.36万亿、2020年为2.6万亿、2021年为1.1万亿元。2022年起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规模,2022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2023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2.2万亿元。减税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世界经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大规模减税政策从间接税扩大到直接税、从主体税种扩大到小税种、从普惠性减税到针对中小企业减税、从减税到降费,这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吸纳就业等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财政支出方面,典型的表现就是优化结构,提质增效。


具体的做法是:优化科技支出、投资支出,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加大民生保障,增加民生性支出,以及为消灭贫困增加惠农支出。近10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性支出、民生性支出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在保障民生,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几年来,政府债券在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落实重大项目建设,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债务结构以地方债为主,地方政府显性债包括了一般债与专项债,其中专项债券的增长比较明显。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新增专项债券59900亿元,这样庞大的专项债券投向哪些领域呢?主要是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两大方面,这两大方面实际上就是服务于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这是财政政策发挥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财政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以财政承压来增加经济活力的方式服务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近十来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无论是中央级还是地方级收入均呈现下滑趋势,这与我们采取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是相关的。


如此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在提升市场活力、降低企业负担的同时,对财政造成很大压力,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空间在收窄。


财政政策服务于经济大局,对经济的作用比较明显,属于财政的显性力量,潜在力量是财税体制改革。


从历史上看,几次财税体制改革比如说80年代的“分灶吃饭”,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等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对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也期待下一轮财政体制改革仍能发挥重要作用。


改革的目标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激发市场活力,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并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地公平,这是财税体制改革大致要实现的几个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更多地体现一种制度的力量。


改革涉及到的领域很多,简单来说,在财政收入领域重点关注的税收改革包括:


▶1.增值税改革:三档并两档;


▶2.消费税改革;


▶3.个人所得税改革:经营所得并入综合所得以及加强对超高收入调节;


▶4.税收优惠政策改革:现行区域优惠政策过多,税收“洼地”的存在造成税基侵蚀,大量税收优惠干预了市场效率和公平,不利于构建统一国内市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5.平衡税收调节功能和筹资财政收入功能;


▶6.数字经济征税问题。


财政体制改革重点包括:


▶1.改革税收分享办法;


▶2.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


▶3.完善转移支付体系;


▶4.完善地方税系;


▶5.加强地方债管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这都与财政体制改革有密切关系。可以说,财政体制改革历来是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的非常有效的制度设计。当前,由于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发力,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在收窄,需要通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来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总体来说,财政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一方面体现在财政政策的显性力量,另一方面体现在财税体制改革的潜在力量,而财税体制改革更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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