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贾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转自11月5日观察者网。

2024美国总统大选终于来到了最后结果揭晓的时刻。

是特朗普重回白宫，还是美国迎来首位女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后，会不会像2020年那般重燃冲突？如此紧张对立之下，新总统如何解决“合法性”危机？而对于新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又该如何期待？

对此，观察者网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贾敏老师，谈谈他对选情的见解与研判。有意思的是，在这次见面聊天时，贾老师“打破惯例”，即兴拿起手边正在看的一本书作为引子，从当下美国人的“精神状态”、美国社会的氛围聊起，总结出了五个结构性的问题——泛政治化、教育、贸易全球化、社交媒体、黩武主义。

作为长期观察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的研究者，贾敏老师直言，2024年的美国大选令人颇感疲惫，胶着的选情，跌宕的“剧情”，高度对立的群体，过度饱满的愤怒情绪……都让人们的热情早早耗尽，选举早已进入“苟延残喘”的状态：快点给个结果吧。

但有了结果又如何？存在的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无论什么结果都只能反映一个事实，即美国民主的劣化和失灵；现成的机制并不能帮助美国选出一个让大部分人接受、能形成共识的领导人。这是深层次的民主机制问题，不是靠一场选举能解决的。

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此关心美国政治、关心总统大选，但一场大选是否能真的让我们“看见”美国？美国媒体所呈现的美国大选，我们看到的美国大选，还有美国人眼中的大选，其实都不一样。同样的，我们得出的结论，能不能被我们的研究对象客观接受，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下是对话全文，供读者参考。

图片摄于2024年9月10日两位总统候选人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电视辩论AP

美国社会为何充满失败主义情绪？

观察者网：贾老师您好，2024年美国大选的投票日即将到来，首先想请您宏观性地聊聊对于这场大选从“开打”至今的观察体会？

贾敏：谈及2024年美国大选，我想从最近阅读的一本书谈起：这本书名为《How to Know a Person：The Art of Seeing Others Deeply and Being Deeply Seen》（直译为：怎样才能认识一个人：一种看见与被看见的艺术）。作者是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意见领袖大卫·布鲁克斯的最新作品。

大家脑海中本能地会跳出一行字：这会不会是一部心灵鸡汤式作品？的确，该书用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当代人士应如何去发现、洞察、理解自己和他者，以及如何进行自我疗愈。而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想把该书的主题，引申到美国大选。

在今天的美国，有很多的人并没有被同处一个社会的另一群人看见，甚至从未有机会被看见；同时另一群人也无意、甚至厌恶看见他们。他们彼此之间虽然同处一个空间，同处一个国家，却彼此不愿看见，相互憎恶。

布鲁克斯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当今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泛政治化的漩涡：公共事务，从教育、文化、生活、到经济、外交等，都在泛政治化。

政治原本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聚焦公共决策，关注重大国计民生，公共属性强。但今天的美国政治已成为利益集团或某些特定议题的附属品，本该有的公共属性正在褪去。

他还发现现在的美国人非常易怒，这里面既有经济问题，也有心理问题，这些易怒的人又非常热衷参加政治。这个人可能在生活中是个“loser”（失败者），对现实极其不满；越是不满，往往越喜欢参与政治，因为政治活动提供了表现与宣泄的渠道。社会中的戾气、不满，能在政治中找到很好的发泄口。他们积极参与选举政治，有些人被特朗普的MAGA所吸引，也有被身份政治的氛围所感染。换句话说，政治把美国社会中的负面情绪吸收进去了。政治本身的公共属性越来越淡，而个人属性越来越强，这就导致政治决策越来越缺乏公共意义。

因此今日的美国社会，表面上看起来是右翼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左翼运动不亦乐乎，但内核是美国社会在心理层面出了大问题。

观察者网：为什么人们变得易怒、社会上充斥着失败主义情绪？美国人的生活、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贾敏：布鲁克斯提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教育。过去五六十年，美国教育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精英教育，或者说优绩主义的全面铺开。大学里面除了教你完成一篇漂亮的、充满注释的得体文章外，其他什么都不教，既不会告诉你人生道理、生活经验，也不会教你如何跟别人交往，人们不知如何安抚他人。教育成了一个博取功名、实现阶级/社会地位跃升的有用工具。当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群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精英，而这批人恰恰占据了社会的中上层，时间一久就会成为大问题。

前面提到的是“P”（Politics）——政治问题，这个是“E”（Education）——教育问题，另一个就是“T”（Trade）——贸易全球化问题，全球化与产业链外移导致经济结构变迁。这三个问题大抵构成美国困境的现状。在布鲁克斯看来，前两者的影响更深。

作者的立场也很简洁，即美国需要再次道德化，增强人与人的沟通，加强社群的力量，重视对个人的抚慰，美国需要疗伤等等……这些建议其实是非常文化保守主义路径的风格。

作者最打动我的，是他拿自己的亲身经历讲故事：他的发小因为严重的抑郁症，最终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作为畅销书作者的布鲁克斯，自诩对社会、科技、社科等话题信手拈来，侃侃而谈的建制派精英，却根本无法阻止友人走向终点。这种情况让他产生深深的挫败感，知识分子似乎可以指点江山，却无法为最亲近的人指点迷津。他开始扪心自问，你究竟能看到别人多少，你所看到的，是否就是真实的他者，或仅仅流于表面。

那么回到美国政治，我们今天如此关心美国政治，关心总统大选。但我们真的关心美国吗？我们真的能看见美国吗？我们得出的结论能不能被我们的研究对象客观接受？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观察者网：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东西，无论是你想让别人看到的或是很多表象的、肤浅的、甚至错误的，通过互联网这道工具的发酵，更加加深或固化人们的刻板印象，让人以为这就是真相，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贾敏：互联网、社交媒体的高速发展有利有弊，关键在于个体有没有一种正向的驱动力，如果只是被动地全盘接受，形成一种类似于“被投喂”的方式，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中，我们的情绪就被控制了。像是自我思考能力、辨别能力等等，久而久之会慢慢丧失。社交媒体将人群部落化，并不断将其固化。

最近跟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华裔记者聊天，他的观察是现在记者能力在大幅下滑，一线采编能力下降，有些直接对其他媒体网站的内容稍加改造编辑就发出去了，但假如你引用的第一手原材料都是假的，你自己都信了，再传播到二线、三线会变成什么样？这种虚假信息、谣言的内循环会造成一种很糟糕的现象。当然，有经验的老媒体人的流失也是造成新闻业质量低下的病因。贝索斯最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其实也再次自证了这个困境。

观察者网：可是在美西方社会，新闻媒体被视为“第四权”，如今它是否还担得起这个名号，尤其是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冲击下？您前面提到政府对信息的操控，这一点在美国如何体现？

贾敏：美国媒体与第三方机构在过去几年中对新闻事实的核查次数与力度，前所未有得高。反过来说，虚假新闻的泛滥，也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难以根除。再往上说，在后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政府都在严控虚假消息的传播。但悖论是，你控制得越多，大众的分辨能力似乎变得愈弱，社群比以往更容易受到假新闻的传染与蛊惑。接着前面的话题，这正是美国社会的第四个问题，社交媒体的部落化。

第五个问题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黩武主义”，在伊拉克、阿富汗、中东等问题上，美国始终摆脱不了军事干涉，背后是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驱动。

观察者网：您提到美国精英和美国外交，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传播度非常高的米尔斯海默和杰弗里·萨克斯的对谈中，萨克斯讲了一段很有趣的话：“印度将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的想法，只会出现在华盛顿某些人的梦里。因为这是华盛顿的另一种幻想，他们应该拿本护照去看看世界，了解一些东西。这些人是我在华盛顿的挂科学生，因为他们不听他们教授的话。”萨克斯的这段话，是不是也指出了美国政策层的另一个问题，即华盛顿的精英官僚、分析决策者能力滑坡？这跟您前面提到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是不是并列存在的？当然，这种现象可能不仅出现在美国，欧洲也是如此。

贾敏：你提到的这一点，还可以联系到前面提到的美国教育问题。试想美国的外交官，通过写几篇论文，参加几个讨论，拿到博士学位，然后走上外交岗位，那一定会出大问题。因为他们习惯了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践，让这样的人去做政策制定，一定是纸上谈兵。

美国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只会高谈阔论各类理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集权主义，你让这样的人去写政策文件，当现实跟想象不相符合的时候，他们就会削足适履，通过扭曲现实以符合理论的权威。

美国是一个具有深层价值观的国家，如果跟现实不符，那就按照我的价值认知去写，正如我们当下能在现实中看到一些美国政客、官僚或智库所说的话“中国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市场有多大，它无法改变自己”……类似这些理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他遇到问题时，不是去解决问题，而只会说这有问题，根本问题就是出在美国培养了一大批外交精英，但他们缺乏研究现实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大的现状。至于怎么会培养出这样的精英，那就要回到前面说的优绩主义。

政治劣化，华盛顿的空气已经变了

观察者网：如果从您的观点延伸开来，就是现在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政治和政客在逐步劣化，或者说让人有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

贾敏：“劣化”这个形容很好。过去我们看到的老一代政客，像尼克松、约翰逊、老布什等等，要么是谦谦君子，要么极富政治手腕，鲜明个性是他们身上共有的标识符号。

但今天的很多美国政客都是在媒体这摊浑水里成长的，塑料感很强，表演欲很旺，但手段大多不高明，立法与治理的能力大不如往。当然，特朗普算是一个例外，有个人识别度。

观察者网：这就像之前我们在讨论哈里斯和万斯身上的标签一样，身份政治标签看似很好用，某种标签代表了某一个群体，但问题是这些人是否认可，他们会因为你长着一样肤色而投票给你吗？并不一定。

贾敏：政客也需要成长，他们也在适应华盛顿的政治氛围。要知道政治是个绞肉机，你一旦投身其中，就不得不这么做。

比如说万斯，你去看他的出身和上升渠道，从一个所谓的“乡下人”到海军陆战队服役，再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后到耶鲁法学院求学，摆脱原有阶层，接连成为畅销书作家和硅谷风险投资人。随后开始试水进入政坛，年纪轻轻就选上参议员。而到了今年，曾经的乡下小伙已经一跃成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在巨大的身份变化下，他必须去适应，就好比他过去公开呛声特朗普，那现在他投靠、成为特朗普的副手，他就得为特朗普背书，为特朗普承担一切。

面对质疑，他的回应也很直白，当初是我认知不足、学习不够，现在得重新改正，就这么回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能屈能伸”、身段柔软（脸皮厚）到这种程度，方可为政客。

相比较，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反而似乎成了“旧时代”的政客路径，有基层或者说“草根”经历，当过议员，做过州长。有经历，但没有话题度。

总的来看，笼罩在华盛顿上空的政治氛围，精英政治家的培养模式，显然已经发生转移。

2024年7月15日，在美国密尔沃基，特朗普（前左）和万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特朗普当天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足够多的党代表票，被正式提名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新华社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政治氛围在转变，而在这种政治氛围和培养模式下出来的行政官僚或政客，在处理现实事务时，会将这些氛围和底色也带入其中，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此前，有欧美学者曾批评现在的欧美外交人员，与冷战时代相比，素质大大降低，相互达成的默契轻易泄露给媒体，互信程度直线下降。当然，一个可能的客观因素是，在互联网时代，很多政治活动的转圜空间在缩小，曾经的秘密谈判或二轨外交，可能被贴上所谓的“卖国”标签，政治事务必须更加小心翼翼，您怎么看这些因素叠加之下的转变？

贾敏：以外交事务为例，外交曾经是特权阶级的专属，例如在18、19世纪的欧洲，贵族处理外交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们代表王权处理这些事务，是一个非专业化群体。到了19世纪末以后，外交官群体逐渐职业化。

到了今天，西方国家的外交系统转向多元化，比如美国的外交官也强调身份政治。美国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是其国内政治紊乱多元的反映，如政治极化、立法僵局、“黑命贵”等都会投射到外交事务。

这场大选在7月就已经“死”了

观察者网：回到本次美国大选的话题。2024年总统大选投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不知道“最后的惊奇”是否会发生，但3个月前已经上演“七月惊奇”，两党候选人的民调始终不相上下，到目前恐怕主流媒体或政论分析人士也难言谁的赢面更大。作为长期观察美国政治的学者，您怎么看这个胶着的局势？想试着做些预测吗？

贾敏：说实话，今年的美国大选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疲惫的话题。其实从2022年中期选举过后，美国已经进入大选状态了。初始是讨论特朗普有没有资格参选，接着是特朗普会不会赢得党内初选，现在的问题是他有没有可能赢得总统大选。我们从来没有摆脱过特朗普的“阴影”，所以我一直称之为“后特朗普时代”。

今年六七月间发生的一连串“惊险”事件，对于很多长期观察美国政治的人来说，可谓是提前耗尽了一整年的热情。从拜登奉献了一场灾难般的辩论后，民主党内掀起“倒拜”风潮，到特朗普神奇般地躲过子弹，将气氛烘到高点；随后拜登突然宣布退选，副总统哈里斯匆忙接棒参选……这些政治剧情的跌宕起伏，令人感慨。我想一个真正长期观察美国的专业人士，如果不感到疲惫、不愿谈及自己的观察焦虑，恐怕是不够坦承的。

今天你让我谈谁能当选，我想说其实谁上台都一样。我进入大学后观察的第一场美国大选是小布什和戈尔对决，到现在二十多年，这期间观察每一届大选，从来没有一场美国总统大选像今年这样僵持。不论是党内竞选、电视辩论还是各种竞选广告，根本没法撼动双方选民的基本态度。双方的支持者基本是固定的，甚至是僵化的。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要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这些基本问题中去。美国社会的极化、固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通过大选根本无法改变。现在双方能拼的就是基本盘能不能超水平发挥，在摇摆州能不能出更多的票。

预测谁能当选，说实话真的很难。从年初到现在，我的判断也在不断摇摆；年初认为拜登能赢，到六七月间的事件和气氛，觉得民主党要溃败；哈里斯上来后又拉抬一波选情，但恐怕只是反映了基本盘归位；此后双方都有得分点和失分点，民调支持率一直是相互拉扯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今年大选结果无论怎样，都只能反映一个事实，即美国民主的劣化和失灵。这是关键所在。民主机制并不能帮助美国选出一个让大部分人能接受的总统，或者说美国现成的机制是不可能产生一个让多数人接受，能形成共识的领导人。这是个深层次的民主机制问题，不是仅凭一场选举就能够解决的。

观察者网：这个角度来讲，特朗普和哈里斯不管谁上台，似乎都缺乏充分的执政合法性？

贾敏：假如从民主的角度来说，多数者赢，但今天看你怎么去定义“多数”？是注册选民，还是非注册选民？是合法选民，还是非法移民？因为现在美国国内就投票选民这个事，都存在巨大争议。所以怎么定义“民主胜利”？即使哈里斯赢得多数人的选票，特朗普的支持者恐怕还会说我们的总统是特朗普，选票一定是被民主党偷掉了；反之亦然，如果特朗普上台，民主党方面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质疑他“德不配位”。这就是现在对立、固化的美国社会。我们作为旁观者，有时候很难去解释这种状况。这也是我前面说的，一场令人感到特别疲惫的选举。

观察者网：双方在内政问题上如此对立，那在外交政策上呢？我们暂且不说其对华政策、印太战略这些宏观框架，仅就眼下这两场战争，美国政府层面是怎么评估的？两党的立场和假如上台后的决策会如何？

贾敏：美国自始至终没有向俄乌战场派出军队，摆出一副我没有实际参战的态度，但又一直在火上浇油，让战争延续。中东冲突，从去年10月7日至今，美国有很多次机会对以哈双方施压，但没有结果。布林肯穿梭外交十余次，停火协议谈得拖泥带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战争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不断扩大。

那大家就要问了：你的政治领导力体现在哪里？你到底是纵容还是鼓励？美国的回答永远是模棱两可。这种从希望到失望的不断循环往复，加剧了疲惫感。相信这也困扰着你们媒体行业。其实现在全世界的内心活动是：快点选出来吧，无论是谁，给个结果。

观察者网：大家的疲惫感应该是面对反复无常的政治、底线越来越低的政客，对政治算计、未知战争的无奈、失望，可能有时候对普通人来说，为什么你们明明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没人愿意做这个抉择？

贾敏： 一方面，一场马拉松式的白热化竞争造成心理上的疲惫感，另一方面双方阵营都在对大众进行恐吓式洗脑——“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马斯克在特朗普的选举集会上向选民喊话，你不投票的话，以后美国可能就没有大选了；民主党也说，如果特朗普上台，你想再经历恐怖的4年吗？双方都在用恫吓的方式动员、催票。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的，君主要统治民众，靠的从来不是激励，而是不停地恐吓。

普通美国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关心政治，他们关心的是经济民生，生活能不能改善，明天是不是更开心一点，社会能不能少一点愤怒；因为最终人们发现越关心政治，自己越不开心、越愤怒、越有失去感，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厌恶政治，选择远离，既然选举结果不能反映我的真实想法，那我就干脆不参与了。当然，很多时候你不去参与，可能情况更糟糕，相当于把自己的主动权交给了别人，这种两难令人痛苦。

美国东部时间5日凌晨，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迪克斯维尔山口镇选民率先在当地投票站投票，标志着2024年美国大选选举日投票正式开始。新华社

新总统上台，会有所改变吗？

观察者网：等到11月初大选结果出来后，无论谁上台，在极化更加剧的情况下，还会复制2020年大选结束后的情况吗？另外，如果特朗普上台，他会如此前所言，迅速结束战争吗？

贾敏： 先说一个积极因素，就是如果特朗普宣布他不会参加2028年大选。也许他本人也会对选举的事情有点厌倦，当然这只是揣测。

随着美国社会的代际更替，这一代所谓的“红脖子”或民粹主义者，他们的年龄在增加，群体内部会发生改变，整个美国社会阶层会发生变化。现在被称为“Z时代”的社会活动参与度在上升，他们对社会竞争、政治参与形式的观感会发生变化，美国政治中的代际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觉得美国政治的极化暂时不会解决，想要根本解决，需要另一个新的契机。但至于这个契机会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出现，老实说我现在也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至于第二个问题，前提是特朗普要当选，同时得到竞争者的认可。如果他真的当选，那么把俄乌冲突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大概率事件；他曾豪言当选之后，一天内至少要停火，按照过往经验来看，他是真的会这么做的，而且极有可能做到，就像当年他处理阿富汗问题一样。但这种解决只是表面化的，深层矛盾、结构性问题没法迅速解决，如果在他任内四年解决不了，那未来还会爆发新的冲突。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在民粹化时代，特朗普具备这种号召力。所以，领导人改变世界，这从唯物的观点来讲有点夸张，特朗普上台也许会让俄乌战争得到暂时性解决，但结构性的问题，在大国地缘竞争的背景下，他是无力更改的。

就像现在国内很多人都在关心，美国大选结果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不同的人上台会有不同的策略，这些具体策略会在短期内对局面造成影响，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去关注决策的底层逻辑。

观察者网：既然根本性的问题没法解决，现在也没有看到解决的契机，那么在技术层面，能否做出改进？

贾敏：本来民主机制的目的是希望选出好的政府管理层，让公共治理变得更好，但为什么最终没有出现？因为机制本身有问题，既然如此怎么能寄望于这个机制去选出一个好的治国团队呢？

就技术层面来说，比如竞选耗时过长，可以说每四年一个大选周期，其实是三年执政一年选举，双方将大量精力、人力、财力投入选举中，而选举期间的国内政策、外交政策都非常不稳定。

再比如投票方式，今后有没有可能采用在线电子投票等方式，而不是必须前往投票所投票。美国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能做些探索和改变？这方面美国人其实是比较顽固保守的，一方面很现代，另一方面又保持一些传统在里面，但有时候付出的代价会不会过大？

总之，一场令人疲惫的美国大选究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哪些问题？今日的大选本来就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但我的问题是这场大选真的被所有人都看到了吗？就像我所说的，你是不是真的被别人看到，还是不愿意被看到？你让别人看到的只是一个光鲜的外表，你的内核是不愿意被别人看到的？什么时候才愿意被别人看到？美国大选也是如此，政治泛化、精英教育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美国社会真实存在的。

我在开头提到的这本书的作者布鲁克斯，他的方案是重新唤起社会的道德感，但我觉得这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方法。当然，我也没法给出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需要美国社会的自我调节，可能是代际调节，可能是社会阶层调节，可能需要年轻一代处理好个体与国家的关系，等等。

观察者网：有一个比较大的感触是，以近几次大选来说，早前媒体会花费较大精力去关注双方的内政外交政策，尤其是内政；到2020年选举本质上是“反对特朗普”，再到今年就是互扔泥巴，哈里斯一度想打经济政策牌，但草草了之；媒体找不到政策焦点，而且这些政策也切不中民众的关注点。

贾敏： 我一直有个看法，2024年美国大选早在7月份就已经死掉了，7月的几次转折性事件耗尽了大家的热情，枪击案、拜登退选，现在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的状态。大家都在等一个结果而已。

我长期观察美国政治，但鲜有这样的感触：快点结束吧。因为选完了不会有任何变化，极化问题、立场问题还是摆在那儿。

美国有暴力传统，但缺乏革命传统

观察者网：关于美国社会的对立、撕裂现象，不久前看到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张泰苏提出一个看法，即美国社会的真正撕裂在于精英阶层和中下层民众之间的撕裂……美国的大量冲突不在华盛顿的政治中，而是分散在企业和工会之间、学校与知识分子内部、移民与本地人之间、以及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等等，但这些冲突又没有一个足以致命。……同时也在消耗着民众的注意力，导致阶层的撕裂反而无法成为统合全国的核心政治冲突点。再加上美国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民众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痛苦，因此难以掀起一股根本性的反革命力量。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当下美国焦躁不安但又引而不发的社会氛围，您怎么看？

贾敏：这是个蛮有意思的话题。最近国内引进出版了一本书叫《美国暴力史》，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者霍夫施塔特，他还写过《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症》等作品。这本书是他晚年的作品。作者以为，暴力可以被视为美国社会的底色。

美国这个国家疆域广阔，表面上看起来很普通 ，但美国社会内部的暴力是连续不断的。暴力有很多种，霍夫施塔特所说的暴力主要指非反叛的革命；比如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家，历史上发生了很多颠覆式的革命；但美国不是一个革命性的国家，它排斥颠覆性的革命，但暴力无所不在。

霍夫施塔特指出美国政治是偏执的、美国社会充满暴力，这背后存在深刻的社会机制，包括种族主义、阶层固化、贫富差距等。霍夫施塔特的深刻洞见是，随着1960年代美国社会两极化趋势的加深，美国社会生活的暴力化倾向将会愈发明显。如果我们延续作者的观点，今天暴力的形式已经不再只是枪和子弹，可能还有新的网络攻击、媒体谣言，虚假新闻等。这类形式不是系统性的，而是散见于各地的。

但是，这又是我们在观察美国社会时，非常反直觉的现象；按中国的历史经验，如果社会上充斥着如此奇葩的情况、如此大的戾气，恐怕早已出现全国性叛乱。举个例子，美国枪击案刚开始出现时，中国媒体是放在头版头条来报道的，像前些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我们会做连篇累牍的报道。而今天美国爆发枪击案，还有多少中国媒体在跟进报道？非常少。但这并不代表枪击案、枪支泛滥问题就不存在了，而是大众习惯了，媒体找不到新闻热点、不值得报道，所以媒体先屈服，公众也跟着屈服了。

再比如，不久前发生美国退伍士兵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门前自焚的悲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美国主流媒体根本不予关注。他们认为这是社会性事件，但在中国人看来是个大事件，因为双方的议题设置不一样。

美国充斥着暴力，这一点没有被系统地揭示出来。而今天我们说美国政治失序、民主失序，是因为全球都在关注美国大选，因此这些弱点被暴露出来了。这就是无奈的现实，人们关注了，它就存在，不关注就不存在。

所以，这场大选是否能真的让你看见美国，这是我们要深思的。美国媒体所呈现的美国大选，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大选，还有美国人眼中的大选，其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作为外部观察者，想要真正看见美国大选，既要看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也要看中国媒体的观察，甚至还要听一些在美国的亲历者所关注的东西，总之通过不同的渠道去倾听、亲历，才能真正看见美国大选。

2021年初，特朗普取消1月6日在马拉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指责新闻媒体和众议院委员会调查对国会山的袭击。华盛顿邮报

观察者网：记得2020年美国大选前，我们在六七月份做了一次交流，当时您非常明确地提出一个观点，即美国需要一场自我颠覆性的内战；如果说彼时“内战”一词还略显新鲜，到现在这个词已到处可见，但我想这个话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的，所谓的“自我颠覆性”到底指哪些方面？如果像上文所说美国内部矛盾一直引而不发，那么靠它的内在机制进行自我改革，可能吗？

贾敏：其实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之后，很多民主党人直接说这是一场“叛乱”（rebel），很多共和党人则称之为“内战”（civil war），这其实符合霍夫施塔特所说的美国很少发生革命战争（revolution war），但我个人认为1月6日国会山事件是一场叛乱。

内战是比较直率的说法。全世界的战争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外战争，另一种是内战。西方历史上，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内战、俄国十月革命，最后也都走向内战的形式。内战看似是战争的形式，其实是国内政治破裂的延续。内战不是简单的暴力行为，而是政治的失败。

四年前我为什么说美国需要自我颠覆的内战，是因为没法通过政治机制解决，既然选举选不出一个所谓的合法性政府，那就只有通过暴力方式来强行推出一个结果。2020年特朗普没法接受这个结果，于是选择号召支持者“革命”的方式，但他失败了，最终遭到镇压。今天他可能还想重拾旧梦，但“反革命”阵营已经严阵以待做好准备，不可能让你得逞。

因此，今天你要说美国内战，其实双方都做好准备了，可能性不大，内在根源还在，政治分裂也没有消失；甚至可以说，2016年之后，美国的自我颠覆性内战、政治分裂一直都没有结束过。

执政合法性问题，怎么解决？

观察者网：换言之，这是否意味着今年大选结束后，美国新总统还是会面临“合法性”问题？因为双方阵营过于对立，无论谁当选，总有那么多人不会真正承认对方是自己的总统，新总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贾敏：今年早先时候推出了一个所谓合法选民的提案，但拜登把它给否掉了，可见双方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巨大差距。美国当下的这种选举机制、民主制度确实面临很大问题，到了必须自我改革的地步。但是，要想真正推动又非常困难。

举例来说，拜登在退选后声称要改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年限，取消终身制等等。其实就是试图对保守派占据多数的最高法院进行改革，但改革必须通过国会参众两院的认可，然而现在的两院是不可能在这点上达成共识的。事实上，过去两党都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但没有基础去推动，就像哈里斯的选举承诺是要减税，给富人增税，国会就不会同意。

这本质上是美国立法机制的问题，就选举来说，比如要解决选民资格等，这还是相对容易一些，但关键是立法机构不合作。立法背后是民情民意，民情民意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巨大分裂，两派人永远达不成共识。而这些人现在都还在位，“红脖子”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固化，除非代际消融，否则冲突还会延续下去。

美国历史上解决核心问题的方式就是战争，要么是内战，比如南北战争，要么是对外战争，所以想通过国内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真的很难。谈到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中美竞争，中国要避免成为美国内部冲突的牺牲品。过去我也这么说过，到今天来看，还是能站稳脚跟的。我们要尽量避免成为美国两党矛头一致对外的最大公约数，避免发生中美直接冲突。

观察者网：不过，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冲突不可避免？

贾敏：一种是程度深一点，另一种是程度浅一点，总比完全破裂要好。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应该关注一些积极因素。近年来，美国社会涌现出新技术创新潮流，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疫情之后，美国国内的新经济需求、消费需求，包括拜登和特朗普的刺激政策确实创造一波经济红利。

马斯克站台力挺特朗普视频截图

我们应该客观承认这些新的因素，但也要关注其后续走向。比如这一轮的AI浪潮中，其实并没有让美国社会进入到矛盾缓解的阶段，而是造就了新的技术寡头，或者说出现了新的垄断阶层。以马斯克为例，他曾经是美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群体中的一员，但现在你会发现美国其他汽车品牌都没那么积极了，只有马斯克一家在做，因为造不过。马斯克又造汽车又搞火箭，还买下了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他成了新的寡头。

原本外界以为他要把自己打造成精英分子，跟民主党混在一起，但现在发现他转向了，他要走寡头路线，跟特朗普走到一起。为什么？因为他的企业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也就是新的政商合流模式。以往美国商界都是两头下注，比如华尔街，特朗普来找我，我给你面子，拜登来，我也给你面子，但今天它们非常倾向于特朗普当选。马斯克更是毫不遮掩这一想法。

换言之，现在美国的商界、企业界比以往更加顺从某一种政治趋势，与其缩手缩脚被两边拿捏，不如直接下场站边。而且从事实来看，假如用所谓的中美“新冷战”来形容过去几年，要说谁占了最多的红利，可能非马斯克莫属。所以，他今年力挺特朗普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是为他的企业要政策，二是为富人阶层代言，要减税；三是他也是中美关系缓和的中间人，虽然美国整体上是跟中国竞争，但也需要一些沟通渠道。

观察者网：可见，绕了一圈还是回到这些最基本的结构性问题上来。那么，这些问题到底有解吗？

贾敏：可能我还是会重复前面的观点，作为一个长期观察美国和美国政治的人，我有一种疲惫感。如果要总结原因的话，就是民主的劣化，令人无奈。

原本人们认为选举可以改变美国的执政治理能力，但事实上并没有问题，反而在恶化。因为它的选民是固化的，不管候选人好坏对错，新闻真假都不重要，我的立场就是如此。特朗普支持者如此，民主党阵营也是如此，比如跟拜登相比，哈里斯的政治经历实在乏善可陈，但为什么她的支持率还是这么高？看似很难解释。但其实民众选得不是这个演员，而是党派；只要你是民主党人，谁都可以。

观察者网：这种固化，本质上是不是意味着隐藏在选举背后的那一套架构或者说所谓的“深层政府”其实非常稳固，也决定了自我改革的难度极其艰巨？

贾敏： 美国的各类复合体，什么军工复合体、媒体复合体等，它们的基本框架是稳定的，并没有因为台上的某个人而发生巨大摇摆，所以它们能迅速集合到自己的代言人背后。从政治上来讲，美国的深层秩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美国社会表层的东西在激烈对撞。回到我刚才的观点，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选举？它究竟想被你看到什么？而你能看到哪个深度？换言之，深层利益集团希望谁能上，但最终谁上台都不会对这些利益集团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观察者网：从这个角度来说，总统实质性的权力似乎在缩小，立法权在变大，此外依靠稳定的行政官僚机制就可以保持执政运转？

贾敏：美国国会跟总统之间是相互制衡的，美国总统权力的高峰是在二战时期；在水门事件之后，国会意识到要大力限制总统的授权，但在现代社会行政权有天然的倾向要去扩充自己的权力，因此会在立法和行政之间产生较大的张力。这其实是个老问题了，好的一面是相互监督，坏的一面则是影响效率。

世界“左右”摇摆，把握社会情绪很重要

观察者网：另一个比较宏观性的问题是，现在我们似乎很难用某一种标签，比如左翼、右翼去形容一个政党或政客，也很难说你是建制派还是非建制派，无论是通过美国选举还是欧洲选举，都发现这些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在某一个党派或某一个政客身上，不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是搅和在一起的。不知您是否同意这种观察，您怎么看这些变化？

贾敏：确实，我们现在大多只能根据具体的政策立场，来判断对方是激进的还是非激进的，左和右的色彩反而是逐渐淡化了。一般而言，“左”被认为是偏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右”则是反革命的，保持社会稳定，但现在来看，其实左右两翼都不希望社会革命，像桑德斯这样的人在以往来讲算是温和保守派，现在已经成为激进派。

整体上，西方社会这几年在往右倾斜，在此背景下，简单地用左和右来区分就有点牵强了，人们更多地会从具体政策议题来做区分。

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战争带来的影响。比如乌克兰危机不断加剧、俄乌战争爆发，德国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安全问题，促使其社会氛围往右转。再比如，一战以后，德国右转，苏俄往左，都有外部的推动力，但今天全世界有哪个地方在向左转？没有。整体是偏右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革命、进步平等这些东西消失了，只是说在这个阶段，人们更多地追求个人财富、个体发展，很少去关注平等这些东西。如果哪天整个社会的巨大差异感彻底暴露出来，被绝大部分人看到并体会到，那么天平又会开始向另一边倾斜。

观察者网：最后，我们用霍夫施塔特来结尾吧。之前您在一个访谈中讨论了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传统或者说底色——平民主义与进步主义，而这正是霍夫施塔特在其《改革年代》一书中阐释的主题，您觉得现今像这些可以被认为美国“民族性”的东西会重新焕发作用从而纠正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吗？还是说这些东西是历史的尘埃，美国需要更多新鲜的、外来的东西来改变？除了平民主义、反智主义等词汇，如果要抓住美国社会当下的特征或思潮，您觉得有哪几个关键词？

贾敏：首先，如今的美国无论是多元文化也好还是身份政治也罢，都已经走到一个新的困境，要破局很难。但美国为什么能够长期发展下去，因为美国社会既躁动不安，又充满活力。活力来自于相对平稳的出生率、源源不断的移民和持续涌现的新技术；特别是新冠疫情后，美国经济呈现出上升势头，依然能吸引全世界高素质人才，这些基础性因素很重要。

因此，美国社会混乱、躁动，但与之相伴的有利因素也从未消亡。如果哪一天它的创新力量、探索欲望，对财富、权力的无限追求以及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等等消失了，那就不是美国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躁动不安（Restless）是一个中性词，看似无序，但也是创造和进步的必经过程。

至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传统，在美国社会中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当面临巨大的社会不公时，这些反思思潮就会出现。另外，还不能忽略了美国发展进程中的移民因素，尽管非法移民在美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但正是有移民作为新鲜血液的涌入，美国的竞争力才得以维系。往上追溯，很多美国人都是移民，第一代移民要生存，第二代想扎根，第三代要追求梦想，第四代可能还要做其他事情……正是这种不停迸发出来的欲望或者动力，让美国社会充满活力，也充斥着躁动不安。

美国社会主流仍然是开放性的、吸纳性的，我们在批评美国社会中的阶层固化、寡头垄断时，也不要忽视了它对外来群体的接纳程度。

2024年10月25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举行竞选集会，聚焦女性生育自主权。新华社

观察者网：大选结果马上就要揭晓，大家的疲惫也有望告一段落，最后再为这轮大选观察做个总结？

贾敏： 对于我们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美国大选是所谓的“吃瓜”首选。但我觉得美国每四年一次的折腾，也是我们得以和美国民众、特别是普通民众交流交往的一个比较好的话题。

通过大选这个话题，切入普通美国人的内心世界，去理解和感受普通人的失望与希望，读懂他们自信表面下的焦虑和某种期待，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加深相互理解的过程。

以我自己的对美交往和感受来讲，这种尝试和接触是有益的，也是会有较大收获的。

通过观察大选，我们要尽可能去把握当今美国社会的某种情绪，但记住，我们不能被这种情绪所裹挟，所反向绑架。中国人不应该不自觉地成为美国极化政治的站队者、鼓噪者，而是应该在有所理论和经验的准备下，去看清楚一个发达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困境，把这种思考与反思，移植到我们自身的社会建设之中。因为看清别人的终极目标，也能够有助于看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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