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黄仁伟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12月28日环球网。

如何形成超级科技创新

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我认为，未来科技创新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包容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向美国学习，还要向日本学习，向欧洲学习，向世界学习，而且我们也欢迎别人来。我们的市场、人力，其中包括我们广大的科技队伍，是全要素的配置。所以只有在中美、中欧甚至中国与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之间，都把自己的边际效应和优势发挥起来之时，才能形成全人类超级的科技创新。

倪光南（中国工程院院士）：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历史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任何科技的创新和变革都会给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改变。纵观全球，科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引擎，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无论何时何地，科技创新始终在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繁荣富强提供强大的动力。当前在中国，高质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坚持人才培养。一个国家只有持续不断地完善人才储备，才能打造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科技的突破要牢牢把握住中国的两大特点。第一，专注中国自己的人才培养方式，集中青少年培养，他们能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100个里面如果能出现一个钱学森就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这是有可能的。第二，人工智能和中国的人力资源高度结合。有些人莫名其妙地说中国小孩子少了，甚至以此唱衰中国经济，这个观点是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时候提的，现在这个观点已经落后了，我们可以创造大量的机器人替代劳动力，而且机器人市场又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那个时候简单的劳动力都会被替代，我们要好好研究人工智能对中国人力资源，包括高级和低级人力资源的影响。

曹和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我们国家正在提“新质生产力”，即以创新科技为主导的生产力。在数字和技术支持下的新型基础设施、先进算力算能新产业以及基于二者之上的平台应用等领域，我们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知识界应该要能够形成一个共识，即在中国向数字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稍慢了一点，但是国民经济体系结构的变化速度却是非常快的。我们应该树立这个信心，只要中国经济向现代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稳健、高速且可持续，我们就不应该失去主见。

沈阳（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做第二名和第一名的思路完全不一样，做第二名只要跟着别人走就行了，但是做第一名需要几个特质：首先不要跟美国比科技项目数量，我们有自己的科技发展方向，以我为主，以人民的需求为主，以人类本身最根本的需求为主；其次，不要追求全产业链，做第二名可以追求全产业链，但是第一名不必这样做；最后，我们要稳风险，美国每年都在打仗，中国是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至少要减少风险。

“冲刺跑”阶段

魏建国：当前中国科技进入了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总体来看，全球科技中心每100年转移一次，从最早的英国到后来的欧洲（大陆），之后又到了美国。那么，下一个科技中心在什么地方？很多人认为是中国。

中国现在的科技发展，我认为正处于“冲刺跑”的阶段。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印度以及欧洲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在不少科技领域已经处于领跑地位，比如数字经济等，同时，我们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有着不凡的表现。

现在我们的科学论文发布在全球排第二，下一步能不能把所有这些科学论文付诸实践，让其走向市场，关键在于金融创新。金融是市场的“血脉”。美国之所以能在科技领域取得成功，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对创新项目的投入。资本的投入以及风险投入很关键，10个项目即使9个失败了，但是只要有1个成功就行。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两个很大的优势，第一是人才，第二是市场。未来，世界科技中心会发生转移，中国正往上走。

黄仁伟：中国14亿多人口，应该有世界上最多的优秀人才，我们有最丰富的人才资源，现在就是这些资源怎么发挥的问题，如果这件事做好了就可以实现持续性的创新。

吕本富（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在创新形式上我们有很多优势，比如我们有“举国体制”，理工科毕业生人数超世界先进国家之和，产业体系健全。但在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机制、创新生态和原始创新方面，中国仍需补强短板。从0到1的创新有赖于商业模式推动，即“蓝海式创新”，发现新的蓝海往往需要企业家探索。由技术推动的从1到N创新则称之为“迭代式创新”，这同样也需要大型企业快速把技术转化为商业成果。

中国的优势

魏建国：今天我们讨论的核心一定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脱离不了科技创新，中国现在的科技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两个很大的优势，人才和市场。科技创新应有的素质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但是还需要转化到市场上。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创新要站在未来的高度上看，150年或者180年左右，世界科技中心会有转移。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逐渐在走下坡路，中国在往上走，但是中国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考虑得更长远。中国式现代化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话，长跑时间是多长呢？我认为未来科技创新会带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突破，发展可能会超过美国，甚至如果我们打磨得好、把控得好，市场体系做得好的话，可能会在很长的时间里持续保持世界的科技创新中心。

吕本富：把投入的钱变成科技论文这张“纸”称为研发，再把“纸”变成“钱”，成为现实生产力称为转化，两者结合就是创新。创新，一个是从0到1，一个是从1到N，推动力包括技术推动和商业模式推动。

其中包括技术突破式创新，比如说现在的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这种创新是由低层技术的创新引发的。

还有商业模式推动下从0到1的创新，我们叫做蓝海式创新。

还有由技术推动的从1到N的创新，我们称为迭代式，比如说苹果手机从第一代到十四代就是迭代式的创新，这也是一个国家创新的主流，这方面没大公司的努力是完不成的。目前在迭代式创新方面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在跟随，除了少数企业能做迭代外，其他国内公司暂时都还能力欠缺，难以快速把技术转变为商业成果。

此外还有市场颠覆性创新，比如说小米做的，过去卖5000块钱的手机现在卖2500，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拼多多用的也是这个套路。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人口红利。

在技术颠覆型和迭代式创新方面，我们还有一定问题，尤其是迭代式创新方面还需要下更大的努力。

沈阳：其实科技不仅仅是科技的问题。中国有个最重要的优势，我们的理工毕业生已经超过全球好几个国家之和。我认为现在我们的资本和设备是不短缺的，那么怎么培养顶尖人才？怎么让创业者，特别是让创新者有个良好的回报机制？

我认为创新就是“不知道哪一片云在下雨”，假如说成功比例是10∶1，他需要把10∶1的探索成本放到一个回报机制里。美国在这一点上其实做得比较好，我们也要完善我们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设计完成以后，中国的本土创新创业会更上一层楼。

还有怎么让我们的理工毕业生成为顶尖创新者？这要回到教育问题上。我们要让人才保持思维活跃，培养最顶尖的创新人才，这些可能不是三五年内能解决的，要和教育、人文培养相结合。总的来说就是第一要培养顶尖人才，第二要有一个科技和金融互相协同的良好机制。

中美科技差距正在缩小

黄仁伟：现在美国仍是全球科技中心，它力图阻止中国成为下一个科技中心。美国阻止中国使用美国相关技术、阻止美国资金流入中国科技领域、不许美国人才服务于中国科技领域。所以可以说，中国正面临着一场非常残酷的“科技战”。中国已经在某些方面打破了美国的封锁，实现了“突围”。在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原材料稀土等方面，中国在全球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这些都是在“科技战”中争夺的资源。美国高估了自身在科技领域筑“小院高墙”策略的影响，以为能把中国堵死。

在科技领域打破美国的封锁，从产业链角度来说，中国技术可以通过在中国和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实现科技突破。我把世界市场分成3个，即发达市场、中国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美国自己筑“小院高墙”，最终至少会失去中国市场和大部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最多占有1.5个市场。随着时间推移，事实上美国企业受到的损失会更大。

曹和平：在科技创新融入产业方面，我们不输美国，但在创新思维方面，我们目前相对较弱。科技创新如果不落实到人的现代化上、不落实到思维的现代化上是不行的。经济要发展得好，就要有吸引人才的机制，而要想实现机制创新，就一定要敞开胸怀。

窦德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兼职教授）：科技创新水平要综合科学与技术两方面来看。目前我国在科学方面和世界第一的美国比起来，如在突破性成果、诺贝尔奖、顶级期刊、顶尖会议的文章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但在技术上我国的表现亮眼，尤其是关系到老百姓普通生活的技术 ，以微信和支付宝为例，可以说做得比美国还好。

沈阳：最近两年的技术发展跟以前不一样了，2022年后，可以说人类进入了新的科技发展时代，新质生产力正在以指数级的形式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美科技博弈是长期的，这种博弈也是一种动态竞争关系。

我今天有一个倡议，科技创新方面，我们不要老关注美国人，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人的最根本需求上，中国人的根本需求才是中国创新的源泉。比如中国人希望能在教育中把自己的传统、时代精神和新兴科技结合起来，打造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比如希望就医看病能够有更好的医疗条件等。只有达到这些极致条件，我们的创新才会是让世界所有人羡慕的创新。只有回归到人文，我们的科技和创新才会有更大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发展与监管

窦德景：第一，我觉得没有必要减慢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第二，在安全性的问题上，比如操作系统如word等发展得快的同时也有很多漏洞，但大家对此保持着谨慎乐观。

机器人会不会作恶？我对这个问题不是特别担心，因为机器现在还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我”这个概念，而人一直有“我”的概念。地球上的资源有限，人生下来就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所以要为自己争取一些利益和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的自我意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二十年里，机器都不会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意识，机器也就不会主动“作恶”。任何人、任何机器，大多时候做事情一定是有一个目的或者原因的，没有自我意识也就没有原因。

技术一开始发展的时候，比如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大家考虑的是怎么用核能解决问题，包括核裂变到核聚变，但是总有一些坏人，比如说恐怖分子，如果他们掌握了核技术，就可能会用之作恶。这一点来说，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非常强大，虽然暂时不用过于担心，但是我们的安全监管一定要跟上。

沈阳：关于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监管，我谈以下几点。第一，哲学理念上我们叫天人智一，即天、人和人工智能三合一；第二，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人工智能取决于跑得最快的国家，不是说我们着急就能怎么样。当别人发展得快了，我们要及时跟进，不跟进的话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制约；第三，看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人性是一个常量，比如我们现在看李白的诗歌还会有共鸣。但具体的变量一定是为常量服务的，我觉得要提倡这个观念，并为之匹配相应的社会规则，比如如果大量的人因为人工智能失业，我们就需要有人工智能低保，保障补偿那部分人的损失。

曹和平：数字技术和高新技术是会创造还是消灭更多的工作岗位？经济学上有一个“劳动替代与劳动创造两相权衡”的概念。多年实证数据显示，如果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技术，其带来的就业岗位反而比消失的岗位要多，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劳动的转型培训、过渡期补偿和新技能培育，以及对应的资金支持，而不是让经济结构的转型慢下来或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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