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 央行调统司司长

王君 经济学家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

黄剑辉 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杨凯生 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

钱军 上海交大SAIF金融学教授

周皓 清华五道口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主任

郑联盛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

 

黄剑辉系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6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盛松成：

 

两条腿走路，协调同步推进

 

2012年，十八大开幕前夕，整个中国对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存在着各种争论。2012年上半年，我们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的名义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第二篇是《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第一篇的主题是为了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第二篇从理论上阐述，希望利率、汇率与资本账户协调推进同步实施。

 

这两篇文章发布以后影响比较大，我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利率、汇率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是循序渐进、协调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也第一次提出“先内后外”的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协调推进各项金融改革，才能减少金融体系的震荡，平稳有序地完成金融市场化改革。

 

在此之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先内后外”改革论。但最近几年，我们金融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了。我们在第一篇文章当中提出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内容，很多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尤其几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进行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的实践、实验，甚至超出我们的设想。所以我们这个理论推出以后，就被学术界称为协调推进论。

 

我们形象地把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比作两条腿走路，不管是哪一条腿走在前面都没有关系，没有固定的顺序，先走左腿还是右腿，只要走得稳、走得协调都可以。当然不能某一条腿走得非常快，另外一条腿不跟上，这就是我们协调推进的基本的定义。这是我打的一个比方。

 

首先要从改革次序论来讲。“先内后外”曾经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甚至于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理论支柱，几乎绝大多数金融学家都接受这个观点。什么是“先内后外”呢？因为金融改革主要有这么几项，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和本币国际化，按照“先内后外”的经典理论，必须首先完成利率市场化，再完成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然后再开放资本账户，最后才是本币国际化，这是经典的次序，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接受。理论上“先内后外”有着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

 

当时我们是一个团队，感觉这里面可能有问题，我们觉得为什么要这个次序呢？很多国家没有这个次序。就把所有的文献都找出来了，我记得我们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学者看了我们的文章以后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能够推翻“先内后外”，证明协调推进，那就是把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推翻了。“先内后外”基本是现代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要改革必须按照这个次序，否则不能成功。

 

按照“先内后外”的理论，如果你国内利率市场化实现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位了，放开资本市场以后会通过利率变动、汇率变动自动调节资本冲击，汇率、利率调整到一定时候资本就不冲击了，就平衡均衡了。但是如果你国内的利率是管制利率，汇率是固定汇率，开放资本市场是非常危险的，人家会不停地冲击你的资本市场，被冲击以后你又没有防守，不能通过市场化的利率变动或者汇率变动来消除资本的冲击。

 

“先内后外”理论非常的完美。主要是因为它有两大理论基础，一个是蒙代尔提出的不可能三角定律，一个是凯恩斯提出的利率平价理论。如果你要坚持按照不可能三角定律走下去，一定是“先内后外”，你要协调推进就必须推翻不可能三角定律或者至少要把它的理论基础削弱，对它提出批评。

 

不可能三角定律是说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只能三选二。西方把我们国家看成是固定汇率，如果你要有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没有了，而你要货币政策独立，资本就不能自由流动。当你的汇率是固定的，资本自由流动以后，货币政策哪里来的独立性呢？我们国家肯定是需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我们要维持经济发展，维持物价稳定，所以要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就必须进行资本管制，不能放开资本流动。这就是不可能三角定律给我们的框架。

 

第二个是凯恩斯的利率平价理论，指的是风险调整以后，国内外的利差应该等于汇差，也就是说套利的收益刚好弥补套汇的损失。凯恩斯的利率平价理论背后的含义也是只要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同时实现，这个均衡才可以实现。你不可能说我把利率管起来了，汇率放开，或者资本账户放开，那你一定会不停地受到冲击。

 

这两个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先内后外”次序论的理论基础，而我们国内当时持有“先内后外”次序论的学者们，主要就是根据这两种理论，教条式地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经典，所以得出必须“先内后外”。中国首先要搞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前，不能开放资本账户，不能搞汇率自由化，更不能搞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在最后一关，这是三四年前主流的思想。

 

我们当时考虑，实际上三角理论也有一定的缺陷，汇率平价理论也有缺陷。我们当时进行了研究，第一是三角理论没有考虑大国的情况，实际上三角理论对于小国，比如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完全适用，但是大国并不如此，比如说我们国家利率就长期比人家高，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的人民币应该贬值，而我们的汇率升了那么多年了。按照利率平价理论人民币不贬值就会不停地受到冲击，汇差没有办法通过利差弥补。但实际上中国的利率就是高，因为中国是大国，利率的决定机制不是世界市场决定的，而是中国国内决定的，中国这么高的利率90%以上的因素是国内的因素，国外的因素不重要，一个大国甚至会影响别的国家，而不是别的国家影响它。

 

第二是三角理论考虑的三个角是有问题的，这三个角是极端的情况，然而更多的国家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我们中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完全独立，资本也并非完全自由流动。日本也不是，美国基本是，其他国家比如英国实际上都是中间状态。因为有那么多的中间状态，所以不一定不能搞协调推进，甚至有的说搞“先外后内”都可以。

 

第三，没有考虑到我们国家有很多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所谓的中央独立性就是当有大量的外汇进来冲击，我们必须发行本币来购买外币，不购买外币的后果是人民币大量升值。大量的外汇进来后中央银行如果不去购买，意味着短期内汇率突然升值，就对我们的外贸中小企业形成大量冲击，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就搞不成了，中国的经济一下子就下来了。美国有一段时间说我们干预汇率，它也干预过，现在它不说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大幅下降。

 

当年中央银行通过宏观审慎管理政策，通过我们的创新来破解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问题。我们仍然保持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发行央票。我们大量发行央票，对冲流动性，这说明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宏观审慎管理有效地缓解三元冲突，在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有一定管制的情况下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保证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物价和经济发展都比较平稳。

 

看我们国家的情况，恰恰是协调推进的典范，我们整个国家都是协调推进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利率市场化，搞了20年了，存款利率上限现在已经放到1.5倍了，我非常简单地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情况。我们最近利率1.5倍以后情况怎么样？基本上都没有大的浮动。而且我们也没有存款搬家，我们大量的统计数据出来，显示没有什么存款搬家，也没有大浮动。最多也就是1.3倍，1.4倍都很少。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

 

我们现在搞利率市场化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是因为我们的CPI较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存款搬家不太会发生，但不利的是经济向下压力加大以后，对银行不利。这个时候搞利率市场化会使银行利差缩小，盈利水平下降，不良贷款增加。2014年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速接近10%，现在只有3.7%，如果银行不稳定的话，那经济也有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利率市场化传导机制有一点问题，我们的货币市场利率很低，才2%左右，但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贷款率照样7%、8%。另外我们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开放，有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基本完成，但是我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开放资本账户的目的是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是我们的初衷。尽管有一种说法说开放是为了促进改革，但是我觉得开放的主要目的不是促进改革，开放本身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需要，我们要走出去，这是一个大战略。

 

第二，我不是很赞成货币市场的完全开放，因为货币市场的完全开放有的时候会给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因为货币市场完全开放以后，利率更管不住。这些都是技术性的，总体讲不影响我们的资本账户开放。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只有协调推进金融改革，循序渐进，协调配合，相互促进，成熟一项、推进一项。

 

钱军：

 

利率市场化完全放开存在风险

 

我觉得盛松成老师的协调推进理论的核心点非常好。实际上传统的“先内后外”理论是把很多经济体当作一个小经济体，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确实是3/4的国家是小经济体，但中国、美国、印度这些国家不是小经济体，所以理论上可以说很多以小经济体为假设单位的经济学理论都有问题，所以说盛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假设。

 

一般来说利率市场化完全放开有一个风险，存款利率还会上升，因为跟这个国家的自然利率有关系。另外现在中国的利率比国际上高很多，这跟我们的资本项目不开放有一定的关系，直接融资的板块不够大。

 

所以我想跟盛老师讨论一下，如果接下来利率市场真的放开以后，您觉得短期内存款利率上升的风险到底有多大？第二个，结合您协调推进的理论，利率市场化要和资本项目开放结合起来，如果这个资本项目要更开放，具体开放多少？20%，还是更开放？

 

王君：

 

金融改革内涵更多

 

关于协调推进论，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仅仅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说，其实在谈金融改革的时候，也是强调协调，是讲改革的各个元素之间、各个领域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样的观点在国内外尤其在国际上应该是被广泛接受的，不存在很大争议。

 

另外关于“先内后外”的说法，我个人觉得其中也包含着协调推进，“先内后外”不一定是与协调推进互相排斥的。而对于“先外后内”，这个其实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并没有很强的代表性。并没有很多人赞成“先外后内”这种做法。美国只是一个特例，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除非极小的像新西兰、卢森堡、匈牙利等，它们知道自己的局限，因此选择了把货币政策的主动权交给经济有关联性、有更强的贸易伙伴关系的国家，这其中包括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我做这样一个补充，主要是想说，协调推进和“先内后外”或者“先外后内”并没有截然对立的关系。

 

第二点可能更实质，也可能是有争议的，但我感觉很强烈，我觉得盛老师重点是谈利率、汇率、资本账户的开放，在理论探讨上比较精炼，也比较容易着手，但实际上却有一个潜在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一个相对狭隘的改革内容被当作是金融改革的全部内容。在我的概念里面，这些不是金融改革，它们只是价格的改革，而且也不是改革，而是放松管制，或者自由化。这个在西方的经济学文献里面得到普遍接受，由管制的状态到逐渐放松或完全放松的过程，并不代表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有更深、更广、更复杂的含义。

 

经济学家往往会这么看，你要问他金融改革是什么，他们会不假思索地说就是利率改革。谈到中国金融改革的时候，首选也是利率改革。同样在世界银行，我们有上千人的专业团队研究成员国的金融改革问题，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是不包含资本账户开放内容的，也不包含汇率改革，或者汇率体制。

 

我花几分钟时间说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金融改革。首先如果说得空泛一些，真正的金融改革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和状态，绝不仅仅是靠资本账户放开来实现的。金融改革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性的、战略上的安排，因此有一个建立金融改革战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这本书讨论的范畴，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就是要有一个整体的战略。

 

这个战略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制度与激励机制。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广泛存在的软预算约束、刚性兑付以及这些制度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的产品与服务的使用者的行为造成扭曲，像这样的东西如果不改革的话，这本书所描述的要协调推进金融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这本书举的例子，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美国的成功也不在于“先外后内”，而且看美国的金融放开、改革的过程，有一点像这本书描述的是两条腿走路，不断加以调整，并不具有非常鲜明的“先外后内”。

 

未来的确存在一个可能，资本账户放开以后，汇率放开、利率放开以后，会由于目前存在的制度原因，影响人们的预期，虽然价格放开了，但是金融产品的定价仍然是失真的，来自国外的投资者仍然相信中国政府会为金融机构埋单，会为国有企业埋单，会挺股市，会这样那样，所以他们的风险定价里面是包含这样的内容的。所以仅仅从资本账户、汇率、利率这三个维度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第二个是机构，刚才盛司长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协调推进，谁协调推进，企业吗？金融机构吗？都不是，是政府。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职能定位和政府的有效性的问题，这轮全球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政府在不该做的领域做得过多，在该做的领域比如说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方面做得不够。

 

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这一点，由于我们国有金融机构占主导地位，在它带来了大量便利的同时，给金融监管者一个错觉，它们是安全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很难实现的。但如果说资本账户放开了，情况就不一样了，政府目前面对的稳态会发生剧烈变化，在政府的机构、职能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很难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有可能很多事情是你预想不到的，是你不想发生的，但一旦放开以后，由于市场的力量而会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财政当局、货币当局、金融监管当局的要求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它们没有准备好。

 

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包括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改革等，我觉得仅仅是从汇率、利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角度看问题是非常危险的，这里面还没有说到实体经济部门、国有企业，它们对损失不在乎，处在垄断地位的情况下，放开这些元素，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结果。最低限度上，资源配置的有效并不会由于资本账户的放开而提升，原作为主体的状态，我认为说到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往往说银行储备高、准备充足、不良贷款的比例是世界最低的，这过于乐观了，是很危险的。

 

周皓：

 

强调微观机制

 

汇率、利率就是一个价格改革的问题，价格改革是一种形式，如果它没有一个微观基础的话，是肯定失败的。如果大家回想一下，1988年我们提带来社会动荡。我们要知道，在一个社会不具备微观基础的情况下，让它一步走市场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我同意汇率和利率的协调推进，但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基础是什么？微观基础是市场化的主体。我想最好能刻画中国金融改革。比如利率市场化，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影子银行：中国利率市场化的途径》，谈的是：利率市场化作为价格改革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影子银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银行理财产品、信托等等。

 

在利率市场化中，需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依附于银行，增生一部分按市场利率运营的金融机制。这是我们今天能够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微观基础，没有这个微观基础是不可能把存款利率的限制放开的。

 

那么，汇率放开的微观机制又是什么？是我们企业从刚开始出口拿到外汇全部交给国家，到开始可以留存、可以出去投资，再到可以成立国际性的财团，所有微观行为都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等到我们的企业已能从国外融资把钱拿到国家来开发房地产，等我们的居民已经可以把钱换到美国去了，这样的微观行为成熟了以后，我们的汇率和资本项目的开放也就具有了微观的基础。

 

所以我虽然同意盛老师的观点，但我觉得金融改革中，对于汇率和利率改革的重要补充部分是它的微观机制，我觉得我们的微观机制就是这种双轨制的改革，允许在依附于银行体系之上，一部分影子银行按市场的利率运行，在老百姓已经体验到市场利率的好处以后，再逐渐并轨，现在就是在并轨的阶段。

 

我现在回答一下钱军的问题，利率市场化以后，利率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要把几个方面都包含起来看，如果把包括贷款、影子银行和债券市场都包含进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如果解放利率的管制，利率不一定上升，有可能下降。这两种可能都会出现，而且在现在这种宏观经济条件下，解除利率的管制并不一定带来利率的上升，取决于一些条件，如债券市场更有效还是更无效，这是很有意思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我们国家的债券市场，原来三家分割，是非常无效的，实际上利率可能还会下降，这是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在一个很发达的债券市场，你可能挤压有效的债券市场，存款利率开放可能会带来利率的上升，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果。

　　甘犁：

 

金融改革应为实体经济服务

 

我认为盛司长对现有理论的批评非常到位，不管是作为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实际工作者。

 

一个不足的地方，刚才盛司长也讲了，就是在改革中，改改存贷利率，稍微任性了一点，随意了一点，没有一个指导思想，也没有一个原则，这是我觉得在理论当中需要补充的。我提一点我自己的想法。

 

我们有最优秀的金融学者，对金融领域有最大的关注，也有很多的钱，但是我们的贷款难，老百姓拿不到这个钱，所以这就回到了盛司长金融改革的协调发展上，我觉得需要一个主题，需要一个纲，加一个以实体经济的需求为金融改革发展的主题或者目的。到底改什么，不管是资本账户还是利率、汇率，都是在金融体系内部自己玩，你自己玩的话，就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走出去，所以要研究我们的学科、我们的行业。研究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边界问题还不够。所以应该注重的是实体经济最需要什么我们就改什么，什么最帮助实体经济我们推进的力度就大一些。

 

郑联盛：

 

金融改革的三个支柱

 

对于未来的金融改革或者是协调推进，应该在我们盛司长的金融协调论的推动下，在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从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来说，可能并不仅仅是利率和汇率或者是资本项目改革，可能有一些改革者讲，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要素的市场化，第二个是市场机制的建设，第三个支柱是相关体制机制配合。

 

刚才讲到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是我们第一个支柱里面最为核心的内容，而且我们知道从国内的角度来讲，他们讲三个率——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刚才盛司长认为，在人民银行把存款利率提高1.5倍但是利率市场化以后，这个基准就不是存款的基准利率了，所以利率改革接近尾声。后面还有一定的工作要做，比如说基准利率的体系在哪里。

 

第二个支柱，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来进行。我在券商基金工作了四五年的时间，有一点点小体会，不管是大行还是小行，没有差别化的定价，所以才有很多的银行利用期限进行转换，才有同业贷款等。比如说我们的国债收益率，刚才王君老师提到，我们是按赤字的规模发行国债，造成我们的期限和品种很单一，所以经常出现国债收益率倒挂的现象，而国债收益率特别是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往往被认为是无风险收益的参考。

 

第三个支柱，是体制机制的建设。刚才王君老师提到很多，这块体制机制建设特别应该用盛老师的协同推进论，因为我研究监管多一点，特别注重风险，比如微观的行业风险、宏观的风险、改革的风险、开放的风险，应该放在一个大的体系，以这个系统协调推进的方法和框架来进行。

 

比如说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如果我们的利率、汇率包括破产机制不完善的话，可能就会发生较多的问题：资本市场跟全球联通会不会出现人民币资产重估的效应？很多刚性结构被打破，很多的机构破产，甚至是系统性的风险。所以这块应该是从要素的市场化，从市场机制的建设，包括我们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我们的金融市场体系。

 

黄剑辉：

 

改革如壮士断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过，把金融改革全部交给市场，无疑是把中国经济交给美国政府控制。中国如果把金融市场化改革理解为把金融波动全部交给市场，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汇率制度，不能完全交给市场。

 

我也提一下我的观察：第一，李克强总理说，用壮士断腕决心推进改革。“一行三会”应该怎么改革？这个不能避重就轻。尤其在互联网金融全面发展、银行的综合经营和互联网金融成为大势所趋的今天，金融的监管方式如何适应这个趋势，十分关键。

 

第二方面的改革，中国很重要的问题是金融准入长期管制，对居民的服务与实体经济的服务不够，对居民的服务也是不到位的。如何放开准入，让市场活跃起来，原来加入WTO的时候限制25%，有没有可能开放到50%以上？在银行中，除了民生银行其他的都是国有银行，刚批了五家民营银行都是比较小的，这方面为什么不能加快放开？

 

第三方面，中国当前的经济下行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的需求严重不匹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整个实体经济已经以民营为主了，国有企业在整个企业中的占比与实体经济的占比都较低。但是金融供给主要还是国有为主。一个国有为主、市场化非常不够的金融供给体系，与一个已经高度市场化的实体经济体系，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和不匹配。这也导致了我们国家现在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要谈金融改革，必须要把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必须要基于国情分析来考虑。

 

协调推进方面，我认为第一个协调是金融改革与财税改革协调推进，不良资产的问题、很多相关问题的处置，财税改革与金融改革如何协调；第二个协调是金融的改革与金融开放如何协调。现在把利率放开，在国有供给的体系和市场化的体系两者之间形成的利率，难道就是市场化吗？第三个协调，金融改革要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协调推进，这两年实体经济下行很严重。在整个实体经济不是很平稳的情况下，某些方面的改革可能需要考虑一下次序。

 

杨凯生：

 

阶段性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

 

我认为盛松成司长的这本书是有价值的，其价值主要在于坚持了金融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008年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时的媒体上包括决策部门一些同志想的，是亏得我们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亏得我们的利率还没有市场化，我们没有走那么快。如走得太快，这次可能就不行了。再往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其实，有些事总是等着是不行的。十八大以来改革的步子就明显加快了。

 

现在看起来这些话题似乎都很简单了，一说利率市场化大家都同意，一说汇率市场化也觉得有道理，但实际上就几年前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对这些改革节奏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认识，并不那么一致。

 

因此，当时我们着重讲金融改革的内容是要加强银行内部改革，健全风险管控机制等等，讲得比较多。这些内容固然都是对的，但实际上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下，讲这些的意思是要把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一些改革的内容先放放，看一看再说。显然盛司长他们的看法要更改革一些、更市场化一些。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在当时盛司长的两篇文章里已经论述得比较充分了，后来在那个基础上形成了这本书。从这一点来说，应该说他们的观点为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刚才王君先生提到的金融自由化，包括利率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的变化，似乎不能称为金融改革的内容，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价格的改革。我倒不是完全不同意王君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起码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特定的习惯语境条件下，我们是把利率改革、汇率改革，特别是把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看作是金融改革内容的，甚至是一个阶段性的改革的主要内容。

 

IMF也是这么提的，包括现在讲到资本项目是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常常被他们看作衡量金融改革到位没到位的一个标准。当然金融改革确实还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展开讲还有很多的内容，特别是金融市场主体的改革，金融市场框架的改革、监管体系的改革、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说。但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汇率形成机制变化的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加快，无疑可以看作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进展。（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