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永平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刊于人大重阳网。

      美国《纽约时报》在2014年7至8月份连续刊发六篇有关气候变化的“涉华”系列报道和评论，值得关注。这几篇文章的文字风格有个共同点，都是以相对感性的口吻，给人一种设身处地站在中国立场上看问题的印象，从雾霾污染的危害入手娓娓道来，不时地引用中美学者的观点论证中国承诺二氧化碳减排的必要性。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以及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巴黎会议之前，美方舆论频频“放话”，中方应如何切实“接招”值得思考。

      《纽约时报》系列文章的“逻辑链”

      《纽约时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题目是“北京还要再呼吸16年雾霾？”（2014年7月3日刊发），作者在文章中首先引用《中国日报》上一篇题为“北京空气质量有望在2030年达标”的报道，不无夸张地写道：“16年的时间意味着，如今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儿童，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将呼吸有害空气”。在第二篇文章“气候变化可能将使中国空气污染加重”（2014年7月4日刊发）中，作者引用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的话说，“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很可能会导致为维持未来空气质量目标所需的污染管理水平的变化。”换句话说，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也导致了更多雾霾现象的发生。

      话题从雾霾转到气候变化，《纽约时报》的第三篇文章“减少碳排放，世界能否说服中国”（2014年7月4日刊发）认为“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以破裂告终，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拒绝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文章说奥巴马政府最近单方面承诺减排，对火力发电厂减排的新规定不以其他任何国家的行动为前提，期望通过提出单边减排能劝说中国做出真正的承诺，这种承诺也许能为遏制全球气温提供“一线机会”。

      更吸引读者眼球的是《纽约时报》第四篇文章的标题：“中国速冻饺子加剧全球变暖？”（2014年7月27日刊发），文章以速冻饺子的冷藏设备为例点出中国人的消费趋向与气候变化的联系。文章说2007年中国拥有2.5亿立方英尺的冷藏存储容量；2017年的存储容量预计是这个数字的20倍。但是尽管如此，届时中国的人均冷藏存储容量也只是美国人目前人均冷藏存储容量的1/3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未来能源消费及碳排放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与这篇文章相呼应，《纽约时报》第五篇文章“中国计划限煤但总量仍将持续增长”（2014年7月28日刊发）认为虽然中国政府为解决雾霾问题开始考虑对未来煤炭消耗量实施限制，但是因为顾及经济的持续增长，未来数年内中国煤炭消耗量还会继续增长，所以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继续上升。

      有了上述五篇文章的铺垫，《纽约时报》在8月16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社论“中国应对煤炭问题”，在注意到中国政府降低对煤炭依赖的“强烈意愿”的同时，认为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战略是否足够大胆，能否对当地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产生明显效果”。

      作为一家媒体，《纽约时报》发表这六篇报道和评论本身未必一定属于美方的政治“放话”。但客观上，我们却不难从中体会出美国人的思维逻辑，一环套一环：“中国雾霾污染危害严峻——全球气候变化还会加剧中国雾霾——中国持续增加的碳排放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美国已经单边承诺减排——现在就看中国是否“接招”。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即，而国际间也对2015年缔约方巴黎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寄予厚望。此时《纽约时报》对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发表的系列报道评论，对国际舆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应对。在美方的“逻辑链”中，一个关键节点就是其“单边减排”的承诺，“含金量”有多大，值得探究。

      美国单边减排的新承诺“含金量”有限

     《纽约时报》所提到的美国单方面减排承诺是指2014年6月2日美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清洁电力计划》，要求各州采取措施使现有化石燃料的火力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3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30%。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清洁电力计划》目前还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在未来一年中征求公众意见修改完善，各州可以推迟到2016年6月提交具体实施计划。目前美国在环境保护署监管下的化石燃料火电厂大约有1000座（包括煤炭、天然气、石油发电），其中约600座煤电厂，平均年龄高达46年。所以，大部分燃煤机组在未来数年内已面临关停或更新换代。美国老旧燃煤电厂“煤转气”实际上是在“页岩革命”背景下天然气市场价格走低的市场行为。换句话说，即便没有美国官方的“单方面承诺”，美国火电厂的碳排放也会燃煤机组的更新换代而显著下降。事实上，在2005到2013这9年间，由于更清洁的天然气代替了煤（美国天然气发电厂的平均碳排放水平大约为燃煤发电厂的一半），美国发电厂的排放量已经减少15%，因此新的目标只是要求排放量到2030年再减少15%即可。简单推算一下，如果燃气电厂碳排放为同等规模燃煤电厂的一半的话，那么从现在到2030年只需要将30％的燃煤电厂改造为燃气电厂即可实现15%的减排量，也就是说大概每年需要改造10余个煤电厂。此外，为实现电厂减排目标，各州可以灵活选择多种方式实现减排目标，除了“煤改气“以外，还可通过提高电厂发电热效率，加大使用太阳能、核能等零排放能源及提高需求端能效等手段。

      综合来看，美国的“单边减排承诺”有实有虚，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抢夺舆论先机，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拥有更多筹码，以促使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承诺采取更多减排行动。

      中国：“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2月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所言：“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我们自己要做”，其动力首先在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可持续中高速增长，推动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走上可持续的低碳发展之路。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2011年美国一次能源人均消耗为7.88吨标准油当量，相关的人均碳排放为17.62吨；而同年中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耗为1.96吨标准油当量，相关的人均碳排放为6.52吨。两者相比，美国人均碳排放是中国人的2.7倍。以中国的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的限制，中国的碳足迹绝不会步美国后尘，达到美国那样高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况且，即便是目前的中国人均碳排放数字中，还包含了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产品所隐含的“二氧化碳转移排放”。据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国碳排放的大约30%是由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的消费引起的，这笔帐原本就不应算在中国人的头上。

     “我们自己要做”，更源于中国民众对于碧水蓝天的渴望。近年来，降低雾霾、节能减排的指标已经成为各地各级政府领导的“军令状”，说了算、定了干。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2013年全世界新增光伏装机39吉瓦中有12.9吉瓦来自中国，占比33%；新增风电装机容量35吉瓦中有超过16吉瓦来自中国，占比高达45%。在核电建设方面，我国目前在建核电机组28台，装机容量超过3000万千瓦，在建规模世界第一。2014年5月，中俄签订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大单，也是中国改变能源结构的重要举措，国际能源署认为属于中国的“天然气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所作出的这些巨大努力，必将在未来二十年间大大改善以煤为主的现有能源结构，在为本国百姓带来优良环境的同时，也为全球范围内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作出了自己的切实贡献。

      我们的专家学者也可借鉴《纽约时报》的做法，通过适当的媒介用感性的语言向国际公众直接“放话”，讲好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引领低碳发展潮流的精彩故事。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减少碳排放的百年大计，不在于《纽约时报》所言的“世界能否说服中国”，而取决于“世界特别是美国能否和中国一起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遏制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一线机会。（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