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永平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刊于9月21日无所不能。

　　提到中国能源软实力输出，首先我认为中国能源专家很行，有硬实力，更具软实力，是个高素质的群体。无论是宏观战略意识的把握还是具体技术知识的了解，完全不输于国际能源大咖。相比之下，我们的能源专家群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或者说是软实力的输出，就显得相当谦逊和低调。

　　世界主要国家的能源硬实力和能源软实力

　　我想先请大家看这样一个表格：

　　表1 2014年亚开行设备工程采购和咨询服务金额

　　在亚开行的67个成员经济体中，日本是最大的股东，出资额占15.7%；美国是第二大股东，占15.6 %；中国是第三大股东，占6.5%；印度是第四大股东，占6.4%；其余较大的股东还有澳大利亚（5.8%）、加拿大（5.3%）、韩国（5.1%）、德国（4.3%）等。2014年日本的设备和工程采购只有340万美元，占亚开行采购总金额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咨询服务的金额为1500万美元，占亚开行同年咨询服务金额的比例只有2.7%。日本企业界这样的“业绩”，与日本在亚开行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很不相称。

　　这样看来，国际金融组织中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与该股东国企业能拿到多少实惠是两回事。相比之下，作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股东，美国在2014年亚开行采购和咨询服务的比例分别达到12.3%、7.7%，虽然仍低于其出资比例，但是还是相当不错的表现，展现了美国企业界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他较为发达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德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咨询服务方面的相对表现要超过在设备和工程采购的业绩，尤其是澳大利亚，2014年在亚开行的咨询服务金额达到4700万美元，占比为8.6%，超出了其在亚开行的5.8%的出资比例。

　　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业绩。中印比较一直是国际经济界的热门话题，我今天从亚开行招标采购和咨询服务数据的角度来观察也算是一个新的视角。在亚开行，中国和印度是第三、第四大股东，同时也是第一、第二大的借款国。

　　从设备和工程采购方面来看，2014年中国企业所获得的份额20.4%，金额超过17.5亿美元，这个成绩在亚开行所有成员国中高居榜首，确实展现了中国企业的硬实力，值得称道。印度企业表现也不俗，在设备和工程采购方面占比18.6%，金额近16亿美元，稍逊于中国，但也是相当亮丽的成绩。再看咨询服务的数据，2014年印度的咨询公司和个人专家所获合同金额接近7000万美元，占亚开行当年咨询服务业务的12.6%，居亚开行成员国之首，超过美国、澳大利亚、德国。

　　和印度比较，不得不说中国在亚开行咨询服务方面差距很大，2014年中国咨询企业和个人专家所获合同不到1800万美元，占比3.8%。

　　设备和工程反应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咨询服务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该看到，印度专家在国际咨询界确实是很厉害的——如果问挖掘机这样的工程设备哪家强？那绝对是中国；但是如果要问国际咨询服务哪家强？那还是要到南亚找印度。当然，这并不意味中国的软实力低于印度，严格的说是中国的软实力输出不如印度。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的软实力输出不如印度？

　　为什么中国能源专家软实力输出不足？

　　我们所听到的最通常的解释是印度专家语言有先天优势，英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之一，印度专家参与国际交流和咨询服务确实游刃有余。但是英语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印度专家思辨能力也很强大，滔滔不绝特别能辩论。大家都知道，在国际研讨会上只要有印度专家在，那是绝对不会冷场的。印度裔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Amartya Sen写过一本《能言善辩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一读。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专家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中国专家不仅知识底蕴扎实，而且特别逻辑思维，写东西满满的都是干货，与滔滔不绝的印度专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补。我认为中国专家的英语水平不是问题，或者是一个发展中的小问题，现在很多中国专家的英语水平都很高，无论是口头交流还是文字表达都可以适应国际咨询服务业务的需要。

　　如果语言水平不是主要问题，那么中国能源专家走出去的障碍到底在哪里呢？除了我们体制上的限制原因，我的感觉是国内专家都属于杜甫类型的，都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且都和杜甫一样很忙，所谓“杜甫很忙”。这不是段子，中国能源专家确实很忙。这三十多年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能源部门为保障GDP的快速增长起到了保障作用，同时也对环境的可持续性带来了极大压力。

　　面对国内诸多亟待解决的技术和政策课题，中国能源专家们科研、教学、做项目，当然也包括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十分的繁忙，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没有多少余暇去争取其他国家能源问题的咨询服务。我发现只有在中国，许多的学术会议、研讨会常常安排在周六甚至周日举行，因为大家平时工作太忙，只有周末才能聚集更多的专家。所以说过于忙碌，这是中国专家走出去所面临的一个客观和现实的问题。

　　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来，中国专家作为咨询专家还是承担了不少国际机构资助的咨询业务。举例来说，我们亚开行目前正在进行的以下3个研究项目就聘请了中国专家实施：

　　第一个是中印低碳发展路径比较研究，中国方面的研究是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和管理所王毅所长牵头（印度是由塔塔能源研究所牵头），有清华、浙大、财经大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各方面专家参加；

　　第二个是中国能源2030发展展望研究，聘请中国能源研究会的专家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分析模型；

　　第三个是碳捕捉与贮存的能力建设，在上海交大、广东电力设计研究院分别建立碳捕捉与贮存的研发中心。

　　从这几个项目来看，基本上是借助亚开行的资金，使用我们自己的专家来研究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相比20多年前，1992年亚开行恢复对中国援助后第一个能源研究项目，当时是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为执行单位，聘请了法国专家为顾问，对在全国范围内对分省的能源与电力需求进行长期预测。从使用国外资金聘请国外专家做国内的能源研究，到使用国外的资金聘用本国的专家来做我们国内需要的研究项目，这是历史的进步。而且，现在我国也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国内的政府部门、学术研究机构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培训，也做其他国家的能源研究。这都为中国专家走向下一步参与国际咨询市场竞争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未来用国外的资金付费给中国的专家为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能源课题从事研究工作，在广阔的范围内输出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咨询专家走向国际能源咨询市场的四部曲：以亚开行为例

　　总结起来，我认为中国咨询专家走向国际能源咨询市场之路有四部曲。

 

　　表2 中国咨询专家走向国际能源咨询市场四部曲

　　现在还是以亚开行为例，请大家了解一下亚开行正在执行中和拟议中要做的一些亚洲范围内的研究课题，看看中国的咨询公司和专家是否可以参与竞争。

　　——亚洲液化天然气市场框架研究（与国际能源署合作）；

　　——东北亚超级电网的可行性研究；

　　——亚洲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如南亚）适用的智能电网技术研究；

　　——亚太地区国家电价机制比较研究；

　　——亚太地区未来30年能源发展展望；

　　——亚洲大陆能源互联网与电力联网远景研究；

　　——清洁能源技术创新、技术转让推广的亚洲平台建设。

　　上面提到的例子都是综合性的、涉及整个亚太范围的研究，亚开行更多的技术援助所需要的咨询服务还是在各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项目，这里分门别类大概介绍一下：

　　——国家层面的能源、电力发展规划、能源安全、能源结构研究；

　　——政府能源部门、监管机构、电力企业的能力建设与培训；

　　——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输配电项目可行性研究和技术设计，包括财务、经济、环境、移民评价、气候变化（减排、适应）；

　　——工业、民用领域需求侧节能项目商务模式和运行设计研究；

　　——小岛国（地区）、离网微电网系统（可再生能源+储能+能源管理系统）项目设计；

　　——能源区域合作、电力联网规划及可行性研究。

　　我认为在以上这些领域和课题中，中国专家在很多方面应该都是有实际经验，也有理论知识，具有竞争优势。具体来说，如果对于有意参与亚开行咨询服务的咨询公司或者个人专家，首先需要在亚开行官网的Consultant Management System注册。

　　注册过程非常简单，除了公司或个人名称等基本信息以外，最主要的是提供公司和个人的专长，比如能源系统规划、电力部门改革、可再生能源技术、输变电系统、智能电网、电力监管、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以及相关的财务经济分析等等，更为关键的是相应每一个专长，需要给出相应的实际咨询业务项目清单，注明具体的时间投入、所服务的业主、项目金额等。注册以后，每个公司或个人就会获得一个注册号码，邮箱里每周都会收到亚开行最新发布的咨询服务信息。

　　按照亚开行的咨询专家的政策规定，最常见的就是按照咨询公司建议书的质量与报价综合考虑（Quality and Cost-Based Selection，简称QCBS）。如果遇到技术复杂、有独特创新的咨询项目，也可以仅考虑咨询公司所提交的项目建议书的质量来确定赢家（Quality-Based Selection，简称QBS）。在极个别情况下，也有直接聘任（SSS）的方式，比如遇到紧急情况或其他特殊情况。

　　除了直接聘任方式，其他聘用方式或多或少都是竞争过程。首先，咨询公司或者个人专家需要从网上递交expression of interest（简称EOI）。一般来说每个项目会收到20-30个EOI，亚行主管项目经理根据项目的要求和提交EOI的公司或个人的项目经历拟出短名单。如果是需要咨询公司的项目，短名单一般是5-6个咨询公司。然后进入短名单的公司提交项目建议书，由亚开行官员做技术评估、财务评估（一般来说技术分占80%的比例、报价占20%），选出得标的咨询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亚开行拟定咨询公司短名单有个讲究，一般情况下要保障地区平衡，1-2家公司来自亚洲国家，1-2家公司来自欧洲，1家来自北美，1家来自大洋洲。在中国公司往往缺席的情况下，在诸多印度咨询公司中选一家甚至两家作为亚洲的代表进入短名单就成了大概率事件。进入短名单的次数多，那么最终获得合同的机会自然也大，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公司在咨询服务业务中得以超水平发挥的重要原因，不尽是因为语言优势。

　　进入短名单的咨询公司需要准备项目建议书，基本是三大块：

　　1、包括公司本身的项目经验（同类项目的经验、在同一地区的工作经验）；

　　2、对项目的理解（有否创新）、建议的工作方法、时间安排；

　　3、咨询顾问的简历。这三块中最重要的是简历部分，也就是团队中每个专家的资历，占500分，是总分的一半；而经验部分一般只占200分；方法部分占300分。所以说，咨询服务的关键还是团队成员的经验。具体到团队中每个个人的简历，我们关注的也不完全是学历、现在工作职位，而是专家个人过去从事过什么样的相关的咨询项目，所谓relevant experience，针对具体任务的直接相关的项目经验：什么项目、哪一年、业主是谁、在什么地方、具体职位和承担的任务等等。

　　世界这么大，中国咨询公司怎么迈出第一步？

　　那么问题又来了，亚开行的这些咨询项目都需要实打实的相关经验。好比新人找工作，雇主都要求工作经验，没有怎么办？世界这么大，谁都想出去看看，怎样才能迈出第一步？

　　我觉得，参与其他国家能源项目咨询，中国公司可以考虑与国外的著名咨询公司合作投标，先当别人的小兄弟。由于是合作投标，国外咨询公司的经验也可以算作是整个合作团队的经验。合作几个项目下来，经验有了，中国公司可以领衔找国外小公司合作，直到单独承担国外项目。对于中国个人的咨询专家来说，也可以主动联系国外咨询公司，作为国外咨询公司团队成员参加项目投标，积累在国外的咨询经验。

　　中国咨询公司和个人也可以考虑参加亚开行每年一度（3月初）的Business Opportunity Fair（BOF）。 每年这个时候，亚开行都非常热闹，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咨询公司代表和个人专家参加BOF，但我几乎没有见过中国公司和个人的身影。

　　参加BOF有三个好处：

　　1、听取亚开行各部门的项目官员介绍当下和一两年内的项目清单，对可能的咨询项目开始跟踪，而不是等到公告出来才开始准备。那样就太晚了，尤其是如果需要找合作伙伴的话，更需要提前联系；

　　2、借这个场合与亚行主管官员接触，混个脸熟，更重要的是展现专业素养。很多外国咨询公司在此期间举办小型介绍会，主动向亚开行官员介绍本公司或本人的专业特长；

　　3、不言而喻，由于参加BOF的各国咨询公司很多，这也是个咨询界互相联系的好机会，很多的伙伴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这里建立的。希望明年在亚开行总部能够接待中国的咨询公司和专家。

　　在项目选择方面，中国公司应该优先参与自己具有优势或领先领域的项目，比如农村电气化、可再生能源、煤电超低排放、电网建设与运行管理等。顺便说一句，我这次来国内出差，除了今天的讲座以外，主要是来向中国学习光伏扶贫的模式。与国家扶贫办、新能源商会以及参与光伏扶贫的企业代表接触，并去安徽叶集区、金寨县参观考察村级光伏电站、户用光伏、集中光伏电站，与农户、乡镇干部、电力公司代表座谈。不要小看光伏扶贫，我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创新。

　　在国外发达国家，发展光伏特别是城市屋顶光伏，都面临一个“道德”陷阱：谁能有这么大的屋顶？当然是有钱人。谁来为光伏买单？所有的电力消费者，包括穷人。现在中国推动的光伏扶贫是精准的扶贫，以农村贫困村落和居民为对象，光伏电站的售电收入可以直接发到农民手中。通过亚开行这次对中国光伏扶贫的考察访问，我们考虑在其他亚洲国家推动光伏扶贫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咨询服务的需求，我相信中国的咨询公司和个人专家将是最具竞争性和最具实力的。

　　当然光伏扶贫只是一个例子，从硬实力来看，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我们来看一张中印能源领域的比较表格：

 

　　表3 中国和印度能源领域的比较

　　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延伸，中国的咨询公司和个人专家有实力走出国门，与其他国家的咨询公司和个人专家竞争，为亚洲和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服务。我们预计到2020年整个亚洲只剩下两个低收入（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36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说，亚洲国家会有更多的自有资金从事项目建设，他们最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解决方案和创新技术。因此，伴随着亚洲的发展，在继续扶贫的同时，亚开行要着重支持技术创新，我们叫Finance+，这里的+主要指的就是贷款项目的技术含量。

　　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与亚开行的情况相仿，也都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这就是说咨询服务会有新的发展。如果将来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再加上世界银行在亚洲的业务与亚开行相当的话，那么国际开发金融组织在亚洲设备和工程采购的市场规模可达到每年可达300亿美元，咨询业务规模可达到20亿美元。如果这些咨询业务的20%是能源部门的话，那么估计各国际开发金融组织在亚洲的能源咨询业务每年可达4亿美元的规模。所以说现在是中国咨询公司、个人专家做好准备大显身手的绝好机会。中国能源专家与国际互动的四部曲已经到了第四部，也就是说用国际组织的资金做外国能源项目的研究。

　　期待未来的“中国时刻”

　　我这么说是有充分根据的。

　　第一，中国专家确实很忙，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从10%降到7%甚至更低，国内的各类项目会“达峰”，我们的专家未来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忙。所以我们的专家不妨向外看，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积极竞争国际、国外的咨询项目，不仅给大大“递折子”，也给潘基文、莫迪写建议。

　　第二，我最近在亚开行接待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和管理所所长王毅老师。他在对亚开行员工的演讲时提到，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来不同阶段遇到的能源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国家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全部遇到了。这当然是很大的挑战，但是也未尝不是一个中国专家来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机遇。比如雾霾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解决雾霾这个问题，那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及其珍贵的经验。我们知道中国为应对雾霾，曾组织去洛杉矶取经，日本也主动要和我们分享东京解决雾霾的经验。将来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应对雾霾就不用去洛杉矶、也不用去东京，中国咨询专家就是最有实力的。

　　第三，我们中国能源专家不但英语水平很高，而且也逐渐熟悉了国际话语体系，我们对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growth, inclusiveness，capacity building, climate resilience, environmental safeguards, gender mainstreaming, participatory approach这些概念不再陌生，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新概念，比如“能源互联网”。北京国际能源俱乐部7月份的专家大讲堂曹寅博士讲能源互联网概念的时候，我就专门来参加，获益匪浅。

　　第四，更重要的是，中国咨询专家走出去意味着中国能源发展模式和经验的输出，这也是国家所倡导的。虽然中国的能源管理体制、能源价格体系、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诸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发展历程依然是一个典范。目前第三世界整体而言大约仍有25%的无电人口，总数高达13亿人。中国到底是怎样在30年间解决了近5亿农村人口用电问题的？这个事实显示了中国经济的硬实力，也体现了管理水平的软实力。在这方面，中国专家应该有足够的理论自信，积极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咨询，分享农村电气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在国际经济媒体上曾有一种“中国时刻”（China Moment）的说法，意思是指中国从某种资源的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都对相关的国际市场长期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时刻”这种现象表明了中国的能源供应和需求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借用这种说法，我期待着出现中国能源软实力输出的另一种“中国时刻”，也就是说中国能源专家对外咨询的突破，写内参，也写外参，中国的观点能够对国外发生影响。

　　正好昨天读到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先生关于中国智库的文章，他说在中国的书店里可以看到许多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学者的书，但是到美国书店去，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出现在美国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很不对称，对美国也是一种损失。李成先生的这番话套用在能源领域也是完全适用的。中国能源专家在国际咨询领域的缺位，使得国际能源咨询市场处于不充分的竞争状态，这实际上是全世界的损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损失。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在软实力输出方面中国时刻的到来。

　　Q&A

　　问：体制外的公司，如何争取和获得很多国际能源咨询的机会？

　　翟永平：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问题，实际上对于亚开行来说我们不懂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但是我们有一个熟悉和不熟悉，今天是一个熟悉的过程，我也希望能够认识更多的人。我刚才讲的时候提到了“脸熟”的亚洲文化，真是有作用，如果知道和不知道，认识和不认识，区别是很大的。你可以说他不公正，但是确实就是这样的。所以体制内和体制外并不重要，恐怕体制内受的牵制更大，体制外反而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参与这个竞争。今天就算咱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希望你们能了解亚行更多，我们也有机会支持更多德人。这是为什么我说每年3月份亚行那个Business Opportunity Fair，我们叫做BOF，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希望从内向到外向，这个很重要，体制内和体制外不重要。

　　问：现在我们国家的咨询行业还处在初级阶段，不了解世界运行的规则，也不了解世界的市场。我们国家的很多经验，世界不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翟永平：这三句话很好，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我今天主要讲的是走出去，我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去，也要走下去。我觉得现在提走出去，您说现在是初级阶段，我觉得初级阶段也可以走出去，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先走出去，就像刚才这个公司。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体制内的专家，就是想走出体制自己来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走下去和走进去，我认为不应该影响我们走出去，在这个阶段就应该可以走出去。要走进去和走下去的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您说国内有很多好的经验国外不知道，我100%赞成，他们也想知道，可是怎么样能够知道呢？像我们这种国际机构改应该发挥这个作用。我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讲光伏扶贫呢？而且要花三天时间走进去呢？要见他们乡镇的领导，见这个村领导，见装光伏的村民，跟企业电网的人了解情况，我打算把这个写下来。我去安徽金寨县把这个经历写下来，作为我们亚行对中国正在做的好的做法的总结和提高，也可以说用一个语言体系包装一下，把这个事情让国外知道。所以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不光是咱们这些专家的事，也是我们这些在国际上工作的官员应该做的事，应该更多的把中国成功的经验让国际知道。所以我听您的问题，把它变成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问：关于走出去，在您工作这些年里面，像很多项目里面像印度和美国拿到的软的项目比较多，有没有在软的方面的标准、规范，就是他们国家的做法影响到亚行或者是非洲开发银行？里面很多标准实际上采用了美国或者欧洲的标准？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在对外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供我们借鉴的，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才能把我们国家的一些技术和程序上的东西能够得到国际上更大认可？

　　翟永平：从我们亚行设计项目本身来说是完全要避免某一个国家的标准来影响评标，这个不适合和咨询，在工程上这个东西体现的更严格。比如说我要的指标体系是不能够找到它背后某一个国家的背景，应该是这样的。当然，在硬实力上有些国家就是强，有些东西会对标准体系有影响，在这方面也难以避免。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软实力输出这块和咨询这块，您说的这个问题不突出。比如我再举印度的例子，印度可能没有影响任何标准，但是不妨碍他们走的很远。所以在咨询方面，我体会这个问题不突出。在工程和设备采购方面有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还做的不错，还能够在亚行采购当中是第一位的。

　　问：对于这种非政策性或者非国际性机构的甲方，您对于咱们专家通过他们输出软实力有什么样的建议和看法？

　　翟永平：我只是用亚开行作为一个代表，可能代表性不那么足，世行可能类似，亚投行也类似。您说的其他甲方，我概括性不是那么强，可是我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专家。比如日本，日本在我们的名单里面非常小，在亚行里面占的非常小，但是日本专家非常活跃，就是在其他方面。我说现在市场有4-6亿美元，如果把那些都算上的话，是无限大的一个市场。我对那个不是太了解，但是我知道那块蛋糕不比这块，可能更大，而且日本专家不怎么专注我这边，他主要是做其他业务。

　　问：现在的咨询项目招投标程序非常严格，也非常科学，一旦中标之后，最后的成果，现在是严进严出还是宽出？就是结果的评审和结果的论证，以及对结果的反馈，这套程序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

　　翟永平：严进宽出。为什么宽出呢？我们是一个国际多边机构，我们咨询业产出是思想，不是一个设计，不是一个硬件。这个东西出来了，你说他到达了，他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想的，这个确认不了。我跟你分享一个情况，我们有一个专家写了报告出来，主管官员说不合格，钱不付。过了两年、三年，我们做不到不付钱，原因就是我们无法确认一个思想产品符合不符合某一个观点。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如果认为确实选错了，我可以在他的评分里面，因为我们有一个评分系统，打分的时候写上，他只会反应在下一次，绝对不会反应在当下。

　　问：怎么用这套咨询形成的研究影响各国政府，有没有比较好的案例？或者有没有比较成功的经典案例？

　　翟永平：比如说菲律宾电力改革，我是主管官员，我雇的咨询专家给我做什么研究呢？研究一下电力私有化以后对消费者是什么影响，这么大一个报告他用宏观模型、各种模型来算，但是简单的说，他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从垂直一体变成解捆，然后竞争。这个是是2001年算的，这个时候电价有可能降菲律宾的那个分，就是0.3比索。这个数字出来了，然后跟政府说。结果国会在通过电力改革法的时候用了这个结论，说既然你们说竞争、私有化会让电价，每度电减少0.3比索。我们就这样说了，现在就降0.3比索。所以菲律宾电力改革法非常奇怪，里面有一条，说从现在开始，在改革过程中电费降价0.3比索。其实这个结果对电力公司是巨大的灾难，因为还没见到成果呢，每度电就降这么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我说这是一个例子，他对决策是有影响的，但是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这个情况下这个影响就不是太好。但是从正面来讲，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计算，菲律宾国会终于下决心通过了电力改革法，也算是起到了作用。当时专家计算出来这个结果，对整个国家对电力改革的大辩论还是起到了作用，当然这是一个案例、个例。但是整体来说，明年3月哪位到亚行，可以到我办公室看看，我的桌子上大部分的专家报告，他只是专家报告，不影响任何决策。这是我为什么说我们需要有实际经验、有技术能力也会写报告的，我不需要只会写报告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来讲这个，为什么陈博士出这个题目，我想改变报告写来成堆，但是对于决策没有任何影响，这种恐怕占的比例更大。

　　如果我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有影响，写的报告写的多漂亮，关键的就是要有创新。光伏扶贫，屋顶能不能承载这个光伏？今天早上扶贫办领导特别提到说光伏扶贫有三个模式，一个是在农村做地面电站，一种是农民在屋顶，还有是在村落。现在来看，真正能够发挥扶贫的，屋顶那个不泰靠谱，因为最穷的人为什么穷？他穷的连片瓦都没有，真正做屋顶光伏的人不是穷人，这个跟德国差不多。做地面站的是投资者，他会从收益里面分出去一些。真正扶贫的是村里的大概100-200千瓦规模的，完全是村里自己在运行，投资是来自县里的融资平台，然后扶贫办也有一些。就是光伏扶贫有不同模式，屋顶光伏看来不合适，地面电站也不一定适合，还是村落基础设施。

　　问：中国电力网在建中国电力的智库，都是一些退休老同志，这个资源非常好，但是他们英文不太好，他们参加课题的话可能比较费劲，可能需要团队协助，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借助？

　　翟永平：实际上我做中印低碳比较，我就请中国一流专家，我不问他懂不懂英语，然后请懂能源的英语专家跟他一起合作，我觉得这个模式可以推广，因为我就要一流专家，我认为英语不是问题，英语是工具，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具，我帮你提供这个工具。所以在中印低碳比较的时候，你看我们团队里面成分是多样的，一流的专家，他完全写的是中文的，然后是亚行的，要变成英语的，我们有中国的能源界的懂英文的，或者雇懂中文的外国人来做。所以我们探索更多更灵活的，最好是拿到思想的。

　　问：现在向海外走出去，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对他们也有兼并收购的需要，亚行对这个企业有没有支持和帮助？

　　翟永平：亚行有私人贷款部门，如果咱们在一带一路上走出去，公司层面我们是有一定可以支持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用不上，我们所能够提供的支持一般要走多边，如果是双边的情况，纯粹的私人投资的这种情况，我们做的不是很多，尤其放在一带一路概念下，其实我们就是地区性合作，这个地区性合作有可能是在一带一路上，也可能不在一带一路上。所以我们讲的还是公开透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强调一带一路，你就事论事，他如果是好的投资，无论是需要我们参股融资也好，或者支持也好，这是可能的。但是不挂在双边概念下面，这个是多边机构比较忌讳的，因为其他股东就会认为这个有偏见。所以我不讲一带一路，也不讲太多的双边的东西，而是把国际平台展现出来，让大家参与到国际合作和竞争，而且这个竞争现在还不很充分。如果中国咨询专家、咨询公司参与会使竞争更充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