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平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12月18日凤凰网。

编者按：2018年12月16日，在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成立10周年之际，俱乐部携手《商业周刊/中文版》与凤凰网，并在亚洲开发银行与新奥集团的鼎力支持下，联合举办了“2018北京能源工作晚会”。

围绕“把握前沿、建言发展”的使命，一年一度的北京能源工作晚会再度成为北京能源领域最资深的专家聚会，最高端专业的圈层社交和最前沿精彩的思辨分享。亚洲开发银行首席能源官翟永平博士出席晚会，并进行了主旨演讲。

以下为翟永平现场演讲实录精编，以飨读者。

尊敬的国宝主任、玉锁主席、新华总、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

我接到新华总邀请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讲合不合适？刚才玉锁主席用了两个字说，上台的时候“忐忑”，我用两个字都不够，我就用四个字说“诚惶诚恐”吧，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刚才李剑先生也讲了这40年来能源领域也发生了多么大的发展和进步。这40年里边，我有35年在国外，5年在国内还是学生。所以在这里诚惶诚恐地表示对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的崇高敬意，因为是你们的辛勤努力使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进步。但是新华总说你还是可以讲讲，因为毕竟是从外边的视角来观察国内的变化，也许能讲一点新颖的东西。

所以我也考虑试试来讲一讲，从我个人的角度，从亚洲开发银行的角度来看看这40年来，我们做了什么？能源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新的挑战？所以我今天就顺着这个思路来把过去40年分成了4个10年来讲。在此之前我先做一点个人自我介绍。

今年也是我40周年的入学纪念，1978年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的暖通专业大学生进入了清华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有幸考入了清华核研院。当时我的导师是吕应中教授、邱大雄教授，两位教授把我派到法国学习能源系统工程。在法国毕业之后在曼谷亚洲理工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之后又去了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多边开发银行总共工作了25年。

这段历史使我能够作为一个国际公务员的视角见证这40年来国家能源领域的变化。大致来说分四个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的头10年和2010年以来的10年，4个10年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派我去法国学习能源系统工程时，我发现到了法国之后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小老师”和“信息源”。为什么呢？当时班上的同学很多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的学生还不多。当时老师和同学们大家都好奇一件事情，中国农村能源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具体来说有四个成就。

第一是沼气，当时邱大雄教授和他的团队还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介绍中国沼气的进展；

第二是省柴灶（节煤灶），当时外国专家专门研究中国是如何实现在农村普及超过1亿个省柴灶；

第三是小水电，为农村电气化起了大作用。

还有一件事更令我惊讶，当时中国农村的综合能源管理的模型和规划，也被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奉为经典来学习，当时联合国组织出了一本书介绍我们中国如何做农村能源的规划。

作为班上唯一的中国学生，大家认为这些成就我都知道。所以当时我用法语在法国能源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农村能源发展的4大成就，给中国的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这之后我拿到博士学位，后来进入非洲发展银行工作，这就是90年代这段时间了。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喜欢说“要想富、先修路”。因为我是做能源工作的，所以我说“要想富、先修路；要发展、通电线”。所以基础设施建设是90年代开发银行工作的主轴，因为基础设施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

那个时候我们做能源项目，银行董事会成员问我们一个问题：这个项目能给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当时我们的非洲发展银行的行长说，如果我们非洲国家能够像亚洲一样，实现每年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的话，我们非洲就不愁了，也能像亚洲一样摆脱贫困。所以那个时候做项目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我把它比拟为线性的一元一次方程。这样一个公式里面有一个变量的简单问题，任何能源项目的评估，只要做到确保它是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就好了。最低成本的项目往往是规模化的项目，往往是常规能源的项目, 特别是煤电项目。

中国加入亚开行是1987年，到现在30年我们总共支持了59个能源项目，贷款规模达73亿美元；还有133笔的技术援助，总额为7500万元的赠款。在90年代我们支持了14个总额为18亿美元的主权担保的项目，这里面大部分是与煤电相关的项目，包括山西柳林的热电厂、河南禹州热电厂、黑龙江七台河热电厂，以及湖南凌津滩水电站、福建棉花滩水电站。我们也支持了两个非主权担保的民营部门项目，以BOT方式建设广州珠江热电厂、福建湄洲湾热电厂。此外，亚开行还提供了52个技术援助的赠款，总共是2500万美元。其中第一笔赠款是1991年的中国能源和电力需求和供应的预测研究，周大地老师您可能还有印象，这是当时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承担的一个项目。

我们现在来看2000年以后的这10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当时在非洲特别羡慕的高速增长的亚洲也出现了问题，我们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够解决贫富差别加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10年，我们的项目在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加了一个“扶贫”的新的政策目标。如果还是要用一个公式来比拟的话，这还是一个等式，但是里面有两个目标变量，第一个变量是经济增长，第二个是扶贫。 这期间我们再向董事会提交能源项目的时候，董事会成员不仅要问项目能够给经济增长带来多大助力，还要问有多少贫困人口因为这个项目脱贫。

在这期间，亚开行为中国提供了11个总额为7.5亿美元的主权担保贷款；6个总额为5.2亿美元的非主权担保的民营企业项目；36笔总额为21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赠款。这期间项目的特点是侧重直接服务于农村人口的农村电气化项目，所以单个项目的贷款规模变小了，而所涉及的的地区也主要不再是沿海了（上一个10年我们的项目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而是向经济不发达的西北和其他边远地区延伸。

2010年以来，我们的贷款项目所要满足的政策目标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在继续强调推动经济增长和扶贫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项目是否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一个环境可持续性的问题。如果还用一个公式来比拟的话，现在这里面有三个未知数需要解决。除了经济增长、扶贫以外，还要计算每个项目的减排力度，具体可以减少多少吨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果这个减排数字没有，不可能得到董事会批准的。所以说这一阶段我们的项目要“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扶贫、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

2010年以来至今，亚开行向中国提供了17个总额为32.21亿美元的主权担保项目；9个总额为8，3亿美元的非主权担保民营企业项目；以及44笔总额为29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赠款。在这个期间我们做的能源领域项目，又开始向沿海地区回归，比如京津冀空气污染治理一共做了4个，其他还有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天然气的项目。技术援助项目也主要着重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能力建设，比如碳交易市场机制研究。

综合而言，中国能源领域在改革开发40年以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装机是第一，水电是第一、风电、光伏装机也都是第一。更重要的是，中国在2015年已经实现了100%的农村电气化，实现户户通电。对比一下印度，和我们人口总数不相上下，但是有2.39亿人口仍然没有电用。这个成就的取得是中国人民和各位领导专家辛勤努力的结果，我们亚开行提供的73亿美元只是杯水车薪，但是我们有幸以有限的资金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的巨大进步。到今天，所以现在亚开行和中国的关系不单纯是贷款和借款国的关系，而是亚开行通过贷款项目与中国互动，学习中国先进和适用的技术，以便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

我今天的演讲回顾了40年来4个10年的不同特点，但是似乎很多人都不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能源曾被视为国际模范。今天我们农村能源的情况怎么样呢？很多专家都指出能源系统正在朝着数据化、智能化发展，但是这些趋势并没有充分反应在中国农村。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数据，虽然自从2015年起中国农村100%都通电了，但是这一年仍有超过4亿没有用上清洁的能源做饭和取暖，造成了严重的室内空气污染，威胁着农民的健康，也是雾霾的一个重要来源。

我去山西农村老家看到仍然有农民上山捡柴，去他们家的厨房看依然很简陋的灶具，这种场景和我去的南亚、东南也以及非洲农村没有很大区别。所以，在充分肯定中国能源领域突飞猛进的变化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在农村能源发展方面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与与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合作、北京国际能源俱乐部召开清洁能源炊事与供暖的技术研讨会，邀请专家、企业、金融机构建言献策。在此基础上，我们以山西长治农村的两个村子为试点，运行各种不同的清洁能源供暖技术，并通过数据平台来进行集中监测农户家里的温度、耗电、支出以及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试点能够找出农村清洁能源供暖的商务模式，做出能够让银行贷款的项目。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农村能源的改善和提高做出贡献，在未来的10年让“中国农村能源再次伟大”。

非常感谢大家耐心听我讲完这40年的故事和体验。作为一个国际公务员，我想向国宝主任还有所有的专家为40年来中国能源领域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再一次表示我的崇高敬意。谢谢大家！（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