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本文转自10月13日丁刚看世界。

特朗普10月10日宣布，从11月1日起，对中国所有商品在现有关税基础上额外加征100%关税。

中美贸易战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与此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已确定将于11月5日审理特朗普全球关税政策是否合法。

两个时间节点的巧合绝非偶然——特朗普抢在法院判决前，将关税武器用到极致。

像此前对很多国家加关税一样，特朗普的用意，并不只在用关税压中国让步，更重要的目标是，他以关税扩张总统权力。

特朗普二次上任后，华盛顿发起了一场关税狂潮，冲击了国际贸易体系，同时也撕裂了美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逻辑。

综观特朗普的政策，几乎全都具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巩固总统权威，扩张总统权力。像解雇美联储官员、“派兵”进城维持治安等等，全都具有扩权的用意。

在美国的制度下，当一位总统可以绕过国会，单方面对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征收超过100%的关税时，我们看到的是权力边界的彻底模糊和制度平衡的全面失控。

关税问题不是一场普通的贸易政策争议，而是对美国宪政根基的正面冲击。

11月5日的最高法院听证会将决定特朗普是否有权继续这种做法。

如果法院认定关税政策违宪，美国政府将面临高达从7500亿至1万亿美元的退款压力。

但如果法院支持特朗普，那么总统权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美国的权力分配格局或将被改写。

虽然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但这个案件不是简单的党派问题，而是宪法解释问题。

这意味着，如果给了特朗普这个权，下次换成民主党总统，同样会有这样的权力。

特朗普的“关税权”来源于《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案》。这部1977年的法律赋予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管制国际经济活动的权力。

国会在制定这部法律时，面临的是冷战背景下的国家安全考量，没有预见到它会被用于大规模贸易战。

法律条文的模糊性为总统权力的无限扩张留下了空间。

特朗普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将贸易政策变成了总统的个人武器，并以这个武器来强化他的权力。

他声称中美贸易关系构成"国家紧急状态"，因此有权征收任何水平的关税。这就是说，在关税问题上对总统是没有边界限制的。

问题在于，征税权历来是国会的专属权力。

美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只有国会才能"征收税收、关税、进口税和消费税"。

这是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防止行政专制的关键制衡机制之一。

历史上，总统贸易权力争议并非首次。

在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和1974年《贸易法》通过时，国会都面临类似的权力委托与制衡考量。

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防范类似的权力集中。

三权分立、制衡制约的核心目的就是避免任何一方拥有过度权力。

实际上，制度的反制已经启动。特朗普的做法引发了美国政治生态的系统性反弹。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8月29日裁定，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违法，认为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做法"过于激进"。这为即将到来的最高法院审理奠定了基础。

即使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也有议员要求收回贸易权力，限制总统单方面决策能力。

共和党的建制派在这一问题上还面临价值观撕裂，传统的自由贸易理念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形成尖锐对立。

企业界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

《财富》杂志的报道称，最近有超过100位美国顶级企业首席执行官参加了一个闭门论坛。绝大多数CEO对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持负面看法。约67%的CEO认为关税对业务有害。约74%的人认为法院判决特朗普关税非法是正确的。

在州政府层面，一些依赖进出口贸易的州正在考虑提起诉讼或联合诉讼。

美国的传统盟友也开始寻求建立绕过美国的贸易体系，G7和G20会议上美国越来越孤立。一些国家开始设计反制措施，还有很多国家采取“回避和绕道”的方式来重构供应链、贸易链，这最终会转化为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压力。

在美国国内，这场有关总统究竟应当有多少决定关税的权力之争，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党派斗争，涉及制度本身的制衡机制。

全球化时代，美国需要快速有效的贸易政策应对机制，因此总统也需要拥有更大权力来启动这种应对机制。但同时，制衡制约的宪政原则又要求权力分散和相互监督。

历史表明，美国总统的权力总是会在不断寻求扩大的进程中，在某一个节点被遏阻，而约束机制会借机迅速反弹。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在用极端方式测试美国制度的弹性。他想知道总统权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制度到底能容忍多大程度的权力集中。

因此，11月5日最高法院开审关税案，就是一场对于总统权力边界划定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