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经济发展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已经步入新常态。在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硬着陆？中国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大势下处于什么位置？中、美、欧三大经济体，以及日本未来的经济前景如何？美、日、欧经济对中国经济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这都是广大读者非常关注和希望了解的问题。

　　本期请到的嘉宾有着媒体工作背景的学者。丁刚以自己博览群书、行走五十国的深思，在记者与学者双重身份间切换自如。他提出的“脱美国化”（见丁刚著《脱美国化——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定位》，2006，人民出版社）的观念，曾引发了学界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深入讨论。

　　欧洲一体化列车明显减速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90年代，丁刚老师曾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驻站，见证了很多推动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出台。随着欧盟成员国的扩大与深化，你觉得现在与过去相比，欧洲经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丁刚：看欧洲经济，先要看欧洲整体形势。与当年欧元区起步时相比，欧洲最大变化就是一体化明显减速，甚至面临开倒车风险。法国《回声报》有一篇评论说，在很多英国人眼中，欧盟就像是一艘行将沉没的航船。这个看法过于“英国化”，可能过于悲观了，但它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是说，目前欧洲一体化的确遇到了很多麻烦？

　　丁刚：对，这些麻烦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文化的，实际上是纠缠在一起的。比如，缺乏增长动力、失业率高、债务负担重、难民潮冲击和恐怖袭击威胁增加，等等。从经济层面看，最主要的是动力缺失。

　　欧洲经济整体上看有两大问题，一是不平衡，南欧国家经济很差，德国和北欧国家相对要好一些。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策同样不平衡，难以协调。二是前景不明，不确定因素太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欧洲与美国经济差异造成的未来政策分歧。由于美元仍处于“防守态势”，欧元区目前仍可“享受”宽松政策的好处，但这种局面究竟能维持多久，美联储会在什么时候加息，难以预测。

　　从全球层面看欧洲，一个大问题是，欧洲经济靠什么来拉动，下一步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全球化带来激烈竞争，各方都在拼命争夺价值链，甚至欧元区国家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问题，欧洲在高端和中端都面临严峻挑战。同样，南欧的制造业实际上正在被挤出价值链。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促使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任何经济现象的背后，总有某些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丁刚：欧洲经济问题背后，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竞争力提升因素，但更多可能是不同民族文化造成的。比如，同样的福利政策，在北欧与南欧的效应是不同的。所以，我感觉现在欧洲一体化走到了一个前行无力、后退不能的地步。为什么欧元区会不会解体的问题，在前些年不是问题，现在却成了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呢？你可以让南欧那些国家在财经政策上与德国等国保持同步，但怎么让南欧的企业、工人在效率与创新水平上与德国保持同步呢？

　　当然，欧洲经济的基础还是坚实的，盘子很大。一体化也有了几十年的发展，不是一下子就会瓦解的。欧洲在全球贸易、经济、金融秩序的升级和调整中也是一支决定性力量。尤其是德国、法国这些中坚国家决定着欧洲的方向。德国敢于斥巨资吸收百万难民，展现出的是对欧洲文明的同化力、对重建欧洲文明全球影响力的信心。但是，接下来的几年，欧洲需要克服的难题也同样是巨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元区经济未来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丁刚：欧洲经济不好，肯定会拖累中国经济，尤其是工业品、日用品的出口。而中国经济低速运行，也会拖累欧洲经济，比如，中国消费者购买欧洲品牌奢侈品的现象已大幅减少。但也有亮点：一是中国市场潜力很大；二是中企走出去势头强劲，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大构想。欧洲企业进入重组期，这提供了很多机会。中欧在电力、电信、汽车、制药等领域的合作很有潜力，尤其是资本运作。中企去年对欧投资达到200亿欧元，较2014年上升44%。此外，中欧企业合作不只是在中欧之间（像吉利收购沃尔沃等），实际上已经在拉美、非洲等地区展开，比如华为与欧洲电信商在拉美的合作；中国电力、水利企业与欧洲企业建立合资公司，在非洲、拉美开展业务等。

　　日本经济低迷的背后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近，丁刚老师还参加了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和环球网共同组织的首届“中国网络名人日本行”活动。在访日系列手记中，你谈到自己“感觉到了GDP之类数据无法显现的日本故事的另一面”。你还说，中国不能小看日本，为什么？

　　丁刚：分析日本经济走势，我们通常会把其过去20年的表现视为一种教训，以提醒中国注意，不要重走日本泡沫破裂的老路。但我们可能需要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日本经济在过去20年没有崩溃，虽然低迷却依然保持经济强国地位。

　　日本通货膨胀率很低，房价进入平缓期，福利保障依然如故，老百姓生活基本正常，至少保持着远比一些新兴经济体更从容的状态。日本政府债务占近240%，但这些债务只有10%在外国人手中，其余全由日本人承担。由政府出面发债，把积存在企业和老百姓手里的储蓄拿过来，再由政府支出，维持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平稳，这也是一种办法。日企海外投资和盈利水平一直在增长。2015年日本企业对海外企业并购和收购总额首次超过10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经济的发展总会有周期，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体会永远上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保持GDP的持续增长，而是在GDP不增长的时候，仍然能通过宏观调控，维持经济运转，确保社会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这个意义上，你觉得日本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的地方？

　　丁刚：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使这个国家在遭遇风险时能继续保证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水平不变。二是政府的对策考虑到了亚洲文化的储蓄传统以及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并对使用债券所得有严格监管，保持了很高的透明度，形成良性循环。三是经济下滑后，企业转身快，通过调整和转移释放出过剩产能，保持对研发的足够投入，继续占据全球制造业前沿领域。当然，政府负债过重，对未来经济发展是一个潜在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最强的经济体相互间的关系和影响？

　　丁刚：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已经不再只是日本名牌产品的加工厂，而是具有了独立创新能力。一些中国企业，尤其是在汽车、电子和机械领域的企业，具有了与日企竞争的实力，但总体上中企并未对日企构成挑战。

　　但是，两国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方走弱都会导致另一方受损，并影响亚洲乃至于全球经济。中日经贸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双方已经在全球生产链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大量经由两国出口到第三国的产品都是双方共同生产的，这背后是两国成千上万就业者的饭碗。所以，未来两国制造业的发展只能是以合作求生存，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加深整合的局面。目前中国企业对日投资的增加就反映了这一趋势。如联想收购NEC的个人电脑部门，海尔收购了三洋电器的白色家电部门等。此外，中国已成日本国债的全球最大持有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的意思是，中日贸易虽有所下降，但中日经济的互补性仍有很大潜力？

　　丁刚：是这样的。日本经济未来不会很快走强，但日本制造的基础很坚实。中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尽快扭转“经冷”局面，挖掘互补潜力。在当前全球经济前景低迷的大背景下，这符合双方根本利益。

　　中日关系的迅速下滑，致使原来已经达成的诸如货币互换等重要的经贸协议难以实施。目前中日贸易和日本对华投资都在下降。一些日本大型跨国公司开始转向东南亚国家。美国更是获得了不少战略好处。中日贸易额巨大，但80%左右都用美元交易，极不合理。中日货币互换，动摇的是美元地位，也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老二，日本是老三，老二和老三不是激烈竞争关系，而是有很大互补空间，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不多见，用好了，就会有利于中国经济提升，有利于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的创新，会在未来几年大爆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经济前景如何？

　　丁刚：推动今天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仍然是资本，而美国模式就是资本力量的极端体现。我提出“脱美国化”，主要就是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不能任凭资本左右，而是要找到自己控制资本能量的方式，更好地发挥中华文明优势。

　　一个国家能不能实现工业化，文化传统是决定因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家庭观、财富观、工作观和教育观上，还要看体制能否为发挥这四个观的能量提供可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显示了优势，使民族文化传统的潜能得以发挥，构筑了全要素制造业，形成了过去500年来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最强有力冲击。我们要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走下去，可参考的东西越来越少，急需根据中国实际创新，以更好地发挥我们文明中的优势。中国体量很大，在改变自身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改变世界。（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