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原驻联合国记者，本文刊于8月31日“丁刚看世界”微信公众号。

苏联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周二去世，享年91岁。

西方一些领导人在表示哀悼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戈尔巴乔夫为结束冷战发挥的作用。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他的作用也与曾经强大的苏联迅速解体密不可分。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红场易帜。

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周象光当天发回了报道《红场易帜纪实》。我至今还记着其中的一段记述：（红场上）有一位中年妇女插进来无可奈何地说：“挂什么旗都可以，只要让人们有吃的就行，因为我有六个孩子。”

次年夏天，我驾车从芬兰去了一趟维堡（Vyborg），对这位中年妇女的感受有了亲身体验。

维堡位于俄罗斯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靠近芬苏边界。在历史上，这座城市曾多次易手，最近一次是苏联在1944年从芬兰手中夺取。

我去维堡的时候，芬兰瑞典媒体上有一些有关维堡的报道，字里行间大多都充满了悲伤：“这个城市是阴沉和压抑的”，是“一个充满罪犯的凄凉、肮脏的城市”。

汽车驶过芬苏边界，自然景色毫无变化，但宽阔平整的公路立刻变得坑坑洼洼。

进入维堡市中心，街道上冷冷清清，不少店铺都关着门。仅有几家开着门的，门前都排着长队。走进一家商店看看，原来是在排队购买土豆和奶酪。

整座城市看上去十分灰暗，有一些据说是中世纪的建筑已破旧不堪。

维堡的自由市场，也是又乱又脏。几位老太太身穿破旧的衣服，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每人都端着一小篮草莓在兜售。真不知道那一篮草莓能换来多少买面包的钱。

1992年的中国，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现在好。像我这样的驻外记者，收入也比现在要低很多。但是，看到这些苏联人，我却有着很强的优越心理。

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我们始终记着，“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中国老百姓已经尝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处，大家都憋着劲儿要朝前走，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自1991年苏联画上句号后，各路学者都一直不停地在探寻苏联解体的原因。没有哪个历史学者敢十分肯定地说，今天我们可以给这一事件“盖棺定论”。苏联解体的原因至今仍是谜团重重。它像一条潜伏着的历史的暗影，总会在一些国家发生动荡或所谓的“颜色革命”时，被各种各样的国际问题专家拎出来，梳理一番。

可无论原因有哪些，其中必有一个：苏联老百姓对当时的生活不满意，很不满意。笔者在维堡街头看到的那一幕，就是这种不满意的表象。苏联的国家治理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

苏联解体告诉我们，建立在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的基础之上的权力才是稳固的。戈尔巴乔夫为和平地结束冷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和他的政府却没有能够让苏联老百姓过上他们想过的那种生活。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俄罗斯GDP总量为1.77万亿美元，仅为中国的10%。

一个国家，固然要有一定的实力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滋润的日子，但只有尊重和不断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国家的实力才能够持续稳定地增强。

一些西方人至今仍不明白中国这些年来为什么会发展很快，为什么没有重蹈苏联的覆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对比、观察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疫情蔓延、俄乌开战、美国对华展开贸易战，等等。

还有一些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环境变化、失业增加、老龄化和移民潮等等，全球化下的金融危机也有了超乎以往的冲击力。这些都会给国家治理带来挑战。

但是，苏联解体所显示出的那个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变。

那就是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如何通过改革开放，保持国家发展的活力，更好地适应老百姓的利益诉求，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发展中国家有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同样也面临这样的挑战，虽然二者的程度可能不同。

在信息化的时代，老百姓的诉求和需要会变得更加复杂，会有更多的参照与对比。有人说，这是“多元化”，也有人说这是“碎片化”，还有人说是“分层化”。

这些“化”意味着，适应和满足老百姓需求的难度在加大，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水平。

普天之下，老百姓的追求是共同的：安稳、平等、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世界趋势。它不会因肤色不同、国度或民族不同而有所变化。顺应这个趋势，想办法向这个目标靠近，国家就会进步，社会就会稳定，人心就能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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