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本文转自5月24日丁刚看世界公众号。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了题为《是时候让欧洲人重返工作岗位了》的社论，强调了欧洲经济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躺平”。然而，这个问题并非欧洲独有，这是“后工业社会”常见的“疾病”。

值得重视的是，这篇社论谈的是“躺平“，是劳动参与率的问题，但实质上讲的却是国力竞争，也就是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

这一现象之所以会成为欧洲的一个热门话题，主要是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盟感受到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效率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般而言，文化因素是影响劳动参与率的主要因素，即使是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各国民众对待劳动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从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可以看到。然而，经济状况的改善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进也会影响这种对待劳动的文化，进而影响人们看待劳动的态度。

欧洲国家战后普遍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其公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比如，像瑞典政府一直努力推进”人人有房可居“，还有全民医保等。对于将劳动（工作）视为上帝要求的瑞典人来说，更好的福利有助于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劳动。

但是，随着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而更好的福利也降低了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积极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一些人依靠各种福利可以维持相对舒适的生活方式，缺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价值观的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愿意牺牲个人时间和家庭生活来赚钱。

在某种程度上，“躺平”现象反映了对当前社会过分强调竞争和物质主义的反叛。一方面是意识到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又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产生了强烈的反叛情绪。这就是当前欧洲人的真实心态。

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对中国也是一个提醒。

中国正处于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过渡中，出现类似现象不奇怪。关键的问题同样是，怎么能鼓励选择”躺平”的人，尤其那些选择“躺平”（包括微躺）的年轻人站起来，更积极地进入劳动力市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节俭、家庭责任等价值观根深蒂固。与欧洲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大多数人也仍在坚持勤奋工作，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并为退休做好准备。

这种“勤劳致富”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之后，它仍然对中国人的职业道德产生着重大影响。看看那些日夜不知疲倦地穿梭在城市街道上快递员的身影，就能体会到中国劳动者的勤奋品质。

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欧洲人对劳动的态度变化也同样出现在今天的中国。

对中国而言，劳动参与率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更多地等同于生产率。两者之间虽然仍存在着特定的联系，例如较高的参与率通常会导致更大的产出，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向提高生产率的转型。这意味着更加勤奋的工作，不仅仅是要提高单位时间的产出水平，同时还要有相应的不断提升的劳动报酬。

长期以来，欧洲学者一直认为，欧美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不断拉大将会导致欧洲的相对衰退。即使欧洲不可能采取美国的发展模式，但如何缩小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才是欧洲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社论认为，欧洲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调整福利支出、边际税率和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的平衡，建立更有效的劳动激励机制，鼓励人们积极求职和创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激发经济活力。

中国要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需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正在步入后工业时代，如何继续侧重于通过政策改革和调整来激发人们的职业道德和勤奋，对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转型来说举足轻重。中国同样需要像上述这样的改革和调整，来激励更多的劳动者努力奋斗，同时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获得感。

一些人担心，虽然快递员等劳动群体目前的收入可以维持家庭生计，但当他们年纪太大而无法从事体力劳动时，他们可能无法负担住房或享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类似的问题在很多社会和产业领域，仍然处于解决的进程中。

与欧洲相比，他们的问题是如何改变现有的高福利与劳动生产率的平衡，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双重的，一面是要通过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面则需要不断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并且构建更为坚实的保障体系。

相对而言，我们的难度更大一些，涉及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两个领域的改革调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增进人民福祉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才能开辟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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