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在“丁刚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阻挡中国的发展壮大。无论作为当事方、关键经济伙伴，还是能够提供斡旋、沟通与平台资源的地区大国，中国实际上已经被赋予了亚洲强国的责任。现将全文发布如下：（全文约2500字，预计阅读时间7分钟）

近日，两则外交新闻传达了相同的信息：在关键时刻，地区国家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寻求“稳定红利”。

其中一则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分别与柬埔寨副总理兼外长普拉克·索孔和泰国外长西哈萨克·潘凯欧举行电话会议。柬泰双方均表示，欢迎中国特使的穿梭斡旋，并期待中国在缓和紧张局势和恢复和平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另一则来自韩国。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称，韩国和中国外交部18日举行了战略对话。韩国方面阐述了朝鲜半岛政策方向，并呼吁北京协助营造恢复与朝鲜对话的条件。

综合来看，这两则新闻反映了中国周边地区国家对华外交的变化：在地区局势由于外部干预而变得更加复杂时，许多根植于殖民时期和冷战分裂造成的摩擦和冲突呈现出激化的势头，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能做些什么，能否做得更好？

这种期待既非偶然，也非情感的短暂产物。它是对变局的理性反应。

由于外部势力介入加深，传统的解决摩擦冲突的方法收益递减，依赖于美国主导的体系非但解决不了问题，更是因为加大了划线站队的压力，使原有矛盾变得更容易激化，更容易出现“擦枪走火”。

周边国家自然要寻求新的稳定锚点和更可行的机制。因此，中国凭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越来越被周边国家视为寻求新平衡、新稳定的重要力量。

这种期待也来自周边国家对形势的再评估。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不断增加，中国已成为区域互联互通和发展支持的更可靠的提供者。

对于不少中小国家而言，安全与发展从来不是分开的两套议程：没有稳定的周边环境，投资、贸易、旅游、产业链都会受冲击；而发展受挫又会反过来放大国内政治压力与对外摩擦倾向。

在这种现实面前，越来越多国家看到：无论是供应链重组、能源与航运通道安全，还是跨境基础设施、边境治理、灾害救援与公共卫生合作，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更关键的是，很多历史遗留问题若要进入“可管控、可降温、可谈判”的轨道，中国怎样看，以何种方式介入，往往是绕不开的变量。许多长期存在的争端要进入可控、降级和可协商的轨道，必须依赖于中国的参与与管理。

近年来，中国的作用反而因为外部势力的介入而变得更重要。

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阻挡中国的发展壮大。无论作为当事方、关键经济伙伴，还是能够提供斡旋、沟通与平台资源的地区大国，中国实际上已经被赋予了亚洲强国的责任。

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机会在于将“建设性角色”转化为可测试和评估的结果：将高风险问题从激烈对抗拉回技术管理，不断加大中国作为“稳定锚”的分量。

挑战在于，周边期望会提高对中国外交协调的预期，同时期望在协调的过程中逐步以亚洲的方式来建立亚洲的准则。

中国将如何在复杂分歧中提供各方愿意参与的平台？在危机时刻，它将以何种方式提供有效的沟通和缓和措施？中国能否对任何试图加大地区分裂、破坏和平稳定的势力形成强有力的威慑？

从这个角度看，“亚洲问题应由亚洲人自己解决”的命题，并不是口号或姿态。这是一种对经验的冷静解读。

在殖民时代和冷战期间，外部势力常常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划定边界，分裂阵营，进行代理竞争。

其中一个结果是，许多历史遗留的矛盾在结构上根深蒂固。如果当今地区仍主要依赖外部势力和选边站，具体争端很容易被推回势力范围的划分，使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治理成为外部力量介入亚洲事务的前线。

更现实的路径是将区域问题回归区域治理框架：优先考虑可控风险、持续对话和持续合作——而非寻求一次性的“最终解决方案”。尽可能不要让“争端”割裂“合作”，阻止任何重回军事联盟对抗的冷战之路，加深地区共同利益，使摩擦冲突升级的成本更高。

实际上，中国这些年不断加大推进周边外交就体现了对“亚洲方式”的优先考虑。其目标是采取渐进、务实的步骤，通过沟通和合作来减少紧张和误判。

中国外交侧重于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加强合作、管理安全、减少争端和缓和危机。

中国被寄予更重要的作用，并不意味着中国能或应当包揽一切，而是意味着中国需要在能力增长之后，提供与之匹配的稳定性、可预期性与制度性安排。使周边国家不仅“愿意合作”，也“知道如何合作、如何避免误判、如何在冲突边缘刹车”。

亚洲的难题最终能否更多由亚洲自身化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长期建设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