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刚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8月27日丁刚看世界公众号。

美国上周最受关注的新闻，除了特朗普自首后被迅速假释，就是底特律汽车三巨头（福特、通用和Stellantis NV）和汽车工人工会之间的矛盾升级。

人们预计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汽车工人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前倒戈，这将使拜登面临的竞选局面进一步复杂化。

据美国媒体报道，代表15万汽车工人的工会提出的要价是，将工人的工资从60美元/小时/人，翻倍到近150美元。如果加上其他福利要求，据估计汽车三巨头的劳动力成本每年会增加450亿至800亿美元。资方因此明确表示无法接受。

汽车工人已经表示将支持工会在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有权启动总罢工。美国智库安德森经济集团估计，持续10天的罢工就可能造成约5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此次谈判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全球电动汽车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叩响美国市场大门的门环。

三大车企占有美国汽车市场90%以上的份额，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但是，随着人工智能和电动车的出现，几乎所有的预测认为，美国汽车工业的调整势在必行。

美国汽车工人的主要担忧是双重的。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和电动车的生产将导致就业者的“大换血”，很多人会被解雇，一些工厂也会被关闭。

其次，鉴于美国在该领域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大多数电池生产公司都是合资企业，它们可能不会优先考虑工会的要求。

工人们需要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福利为自己保险。

其实，近年来对新技术的恐惧已经蔓延许多领域。最近好莱坞编剧和作家的大罢工就与人工智能的使用相关。

几周前，亚利桑那州相关工会也发起请愿，要求国会阻止台积电申请EB-2签证，担心大批从中国台湾岛引进的技术人员会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岗位。

在汽车市场上，美国面临的也是双面夹击。

一是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电动车企业的技术、价格的竞争，尤其是中国企业通过国内市场的惨烈竞争保持了电动车生产的技术、规模与价格优势；

二是美国的分配制度长期失衡造成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汽车行业和其他制造业一样，中、低层的就业者普遍要求有更好的福利，更多的收入。这使得这个国家不得不开始作出一些趋向于欧洲福利国家的调整。

两个事情加在一起，对美国汽车工业继续保持较高劳动生产率形成挑战。

为对付第一层压力，阻止中国产电动车和电池进入美国汽车市场，华盛顿加大了对美国企业生产的电动汽车和电池的补贴，并规定只有在北美总装的电动汽车才有资格获得补贴。此外，电动车及配件所含关键矿物的一定比例，必须在美国或与美国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提取或加工，并在北美回收。

华盛顿还掌握着“进口白名单”，可以以各种理由加长或缩短这个名单上的中国企业，以控制中国汽车及配件的进口。

第二层压力来自于美国现有的分配体制。

美国汽车工人的抱怨是，公司赚了不少钱，他们得到的却不多，大笔利润都流进了老板们的口袋。

拜登一直宣称“拜登经济学”会给美国工人带来更好的福利，但分配制度改革并不容易，这涉及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本质，同时也是后工业社会共有的难点，搞得不好会引发各行业的动荡。

这样的局面有点像“前有围击，后有追兵”。

此次谈判还体现了全球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谈判结果对华盛顿重振制造业战略，以及针对中国制造的遏制产生重大影响。

短期看，华盛顿会不择手段地遏制中国电动汽车，以保护其市场，中国车企及电池等产品直接进入美国市场会遭遇强大阻力。

美国汽车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欧盟也设定了很高的市场准入标准。中国汽车若进不去，反过来就会增加在全球其他市场及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

从长远来看，美国很难保持在电动车行业的竞争优势，不只是中国的竞争，最近越南电动汽车的崛起也非常强劲，都形成了挑战。华盛顿为保护

市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不只是补贴的代价，还有由物价、失业、福利等问题带来的社会冲击。

美国的难度在于，能否认识到自己无法在所有工业领域保持主导优势，怎样适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制造实力。

中国的难度是，怎样在美欧等主要市场更趋保守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工业化的规模、完整的产业链与劳动力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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