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本文转自6月7日丁刚看世界公众号。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即将开始他的第三个任期。

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度总理莫迪计划在赢得第三个任期后推出一系列亲商改革，旨在提升印度制造业的竞争力，与中国制造业展开竞争。

显然，印度正在把中国制造作为印度制造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从雄心勃勃的制造业目标到各种国内深刻的民族和劳动力素质问题，莫迪可能需要的不仅是竞争，更是怎么与中国合作。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才是印度制造业能否发展，也是中印能否实现龙象共舞的关键。

在前两个任期，莫迪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然而，他的政治资本与必须推进的改革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与矛盾。实际上，正是他过去着力于获取的政治资本，固化了本来需要改革的问题，也使得与中国的合作出现问题。

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凝聚人气，却会阻碍打造“世界工厂”所需要的文化转型与社会包容。

据路透社报道，莫迪政府未来的重点将是到2047年将印度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提高到10%。但统计数据显示，制造业占印度GDP的比重从2016年的15.16%，下降到了2021年的13.98%。

相比之下，同期中国制造业的份额一直稳定在26%以上。

印度发展制造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仍然是劳动力的素质。这不仅只是老生常谈的教育水平问题，更多是社会与传统价值观制约制造业发展的问题。

比如：种姓制度限制了低种姓群体的教育和职业机会，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劳动生产率。

此外，只有32.7%的印度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远低于中国的60.5%。

还有土地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均与印度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包容度相关。

在经济领域，尽管莫迪强调要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但印度制造业仍然高度依赖中国的设备、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即使在其主要的出口产业——纺织业也是如此。

美国和西方试图重组全球供应链，这使印度制造业受益，也让莫迪政府感觉到了提升制造业的机会。

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印度怎样在美国和西方重构供应链的驱使下，采取更为自主的对华经贸和吸引投资的政策。莫迪的平衡最终仍取决于印度与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连接。

舆论认为，大选获胜的莫迪政府可能会实施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针对所谓的来自中国的安全风险和边境问题上，有可能表现更为强硬。但我们从近两年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看，求稳仍是主调，下一步它应当会管控好这些有可能引发冲突的问题，继续推进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最终只有通过合作，印度才能够在制造业的发展上获取更多的动力。

对中国制造而言，继续推进在印度的投资，也同样是巩固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向全球市场进取的重要一步。

当然，能否实现莫迪的提升制造业的目标，关键还在于印度内部的改革。

难度在于，要提升全民全社会的重商、亲商的文化，就必须面对在一个深受千年传统束缚的社会中，推动深刻的文化转型的艰巨挑战。

归根结底，制造业提升靠是人——劳动力，需要一两代印度人能够踏踏实实地在流水线前努力工作，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素质。

中国在改革开放阶段的初步发展表明，劳动者的文化态度，包括他们的职业道德、价值观、教育观和家庭观，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者们还注意到，二战后，只有少数东亚经济体实现了真正的工业化。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都是儒教社会，与中国一样，有着相似的劳动文化传统。

成功的工业化，不是只有经济政策对路就能实现，政策的实现需要与当地劳动力的文化态度、职业精神与价值观相吻合，符合劳动者的追求与价值观，这样才能释放出劳动力的巨大潜力。

提升劳动力的工作态度与精神所需要的改革，注定是漫长而艰巨的。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自印度独立以来的任何有助于提升国家工业化的改革，都因为改革触碰了坚硬的传统而停步。

在选票政治的印度，任何一种真正触动选民价值观的变革都可能让执政者失去支持。接下来的改革要看莫迪政府是否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强大的舆论引导力。

从这个角度看，中印合作的规模和速度与双方的改革开放密切相关。

如果中印两个大国都能够对自身的发展道路有更多的自信，就会更从容地展开双边交往，合作的领域就会更宽广，市场的大门也会开得更大，也一定会减少战略猜忌。

只有一个自信而有能力迈出轻盈舞步的印度，才可能让龙象共舞成为世界舞台上绝妙引人的场景。

邓小平在1988年12月21日的讲话中提到了中印合作的重要性，他的话值得我们记住：“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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