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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GDP已达1.2万美元,距高收入标准仅差600美元

发布时间:2024-01-11 作者: 曹远征 

高收入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是服务性社会,服务性消费是消费的重头,大众耐用消费品比重在持续下降,无论价格还是销量都会下降。

受访者曹远征系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研究公司董事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2024年1月5日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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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本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学者,前些日子到北京,点名见我讨论这件事,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资产负债表衰退,失去了三十年,可见这个问题受到国内的关注。”2023年12月16日,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长期存在。同时,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万美元,距去年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1.3万多美元差600美元,可以说正处于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低收入社会的发展政策可能不再适用于中等以上收入社会,如果政策不能顺应时代变化,便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曹远征以拉美举例,阿根廷在100多年前是全球第十大国家,但这100多年间民众收入始终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阿根廷新总统采取非常极端的政策希望摆脱困境,也正是现在讨论的背景:第一,在人口持续负增长的情况下能否防止资产负债表衰退?目前中国物价下跌、贷款下降是不是衰退的一种表现?第二,中国有没有能力持续维持较高速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持续迈向高收入社会?


曹远征表示,高收入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是服务性社会,服务性消费是消费的重头,大众耐用消费品比重在持续下降,无论价格还是销量都会下降。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相似的现象,恩格尔系数降到30%以下,很多消费品即使用鼓励也没法销售出去,2023年暑假、国庆期间火车票却一票难求,这标志着服务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开始抬头,也是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征兆。


曹远征表示,越南政府提出到2045年进入高收入社会,估计中国也会在2025年左右跨入高等收入社会门槛,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也即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不过,达到这个目标还存在很大的挑战。


曹远征表示,从通货膨胀来看,美国从2022年3月起加息11次,利率涨到5.5,通货膨胀率现在3%以上,离2%还差一个点;英国加息14次,通货膨胀率依然在4%以上;欧盟加了10次,负利率转为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成为全球性问题,特别在进入高收入社会时期,有没有合理的政策安排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问题。“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原有的增长动力已经在衰竭,发动机动力不足,新的发动机正在出现,在哪里、是什么、能不能持续发力,变成全球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低碳经济是唯一的方向。”


“新增长动能在哪里?过去,中国每年GDP增速高达将近10%,但很少人关注经济总资产。我们发现,资产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倍。”中金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在论坛上表示,随着各类资产迅速膨胀,资产产出的效率却相对降低。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通过放大贷款和实施救助措施,资产得以膨胀,然而,膨胀的资产与实际产出能力不匹配问题始终存在。


朱云来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45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增长,实际增长约十倍,名义增长约九十倍,且增长速度是世界的两倍,这是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然而,长期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符合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当新增需求减少,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下降。早期在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中,即便是豆腐生产厂也需要专门资金投入,现在这些问题已不复存在,说明产能已经相当充足。随着长期经济发展,中国积累了很多,经济放缓也是可以理解的。


朱云来指出,能源转型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议题。从科学和工程的角度来看,光伏发电有潜力替代传统的火力发电和煤炭发电。尽管光伏发电目前成本较高,但我们负担得起,且这种投资可以视为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根据初步测算,如果用一个光电系统替代现有的煤电系统,需要投资约200万亿元,在二十年内,每年投资额约为10万亿元。考虑到中国每年经济规模达到120万亿元,这样的投资是可行的,且为了保护我们的绿色家园,这些投资也是必要的。


朱云来表示,中国正在追求绿色化、低碳甚至零碳排放。如果我们明确推进能源转型,例如宣布从今以后不再新建火力发电站,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碳达峰的目标。平均来看,火力发电站的资产寿命为二十年,二十年后,现有的火力发电资产将降至零,从而实现碳中和。这也是调整经济长期发展的良机。


然而,绿色转型的资金从何而来?曹远征表示,绿色金融是目前的一个关键议题。当前,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主要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然而,二十年前,中国的房产主要是通过分配获得。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成熟,房产才被赋予了价格,从而膨胀成为重要的资产。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碳资产。


曹远征认为,过去几年,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从第一辆到第一千万辆,中国用了大约17年,而从第一千万辆到第二千万辆,只用了27个月。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所有减碳技术都具有商业上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随着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开始进入绿色金融领域,资产的不断转换也会形成新的资产负债表,取代传统房地产带来的资产负债表,这是防止出现类似日本和拉美问题的核心。


朱云来认为,政府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和导向非常重要。过去十年,中国大力推进低碳化,促进了太阳能产业、风电产业的发展。“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临门一脚的问题。如果我们停止建设火力发电站,就能达到碳排放峰值,那么在二十年的自然折旧期过后,我们将自然而然地实现碳中和。因此,确定这个问题,明确地向前推进,将其分解为每年只需建设1/20的规模,有了这样的长远决策,重大失误的可能性才会变小。因为每年只需调整5%,即使出现错误,一两年后也能通过更先进的技术进行调整。前面的投资仍然可以使用,只是效率稍低。”


朱云来表示,如果我们停止建设火力发电站,未来购买电力都是光电,资金自然会流向有收益的领域,绝不会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议题是对外开放。朱云来指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有些问题需要调整也是可以理解,比如国际贸易越来越困难,但也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了。中国仍应面向世界市场。历史上,先进的国家往往较为开放,而封闭的国家很难取得显著进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虽然有许多担忧,但现在看来,这一决策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竞争力。竞争可能是推动进步的最大动力,过多的保护反而可能导致发展停滞。单方面免签政策,以及中国在开放进口方面的态度,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消耗国内资源。然而,促进进口不仅有助于中国参与世界经济,还能带来发展的益处。未来,或许应考虑降低贸易关税,甚至实现单方面的突破。


朱云来表示,中国拥有庞大的产能和丰富的技能。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经验丰富的工人和专业团队。这些资源和能力如果在国内市场发挥作用,意味着我们从改革初期的物资匮乏状态,转变为如今几乎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除了少数几项暂时无法生产的商品。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仍低于中国,它们实际上可以借助中国的产能、技能和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应当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尽管面临各种保护主义和审查,我们仍然需要积极参与谈判,不必采取对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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