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远征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2025年1月6日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本文内容根据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广州论坛2024年年会暨2025年国内外政经形势预测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广州论坛。与此同时，坦率地说，我来到这里心情有些许忐忑。我做了40多年全球宏观经济研究，但今年是感到很焦虑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全球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世界似乎与过去大大不同，尤其是特朗普再次当选，未来的世界将如何变化仍是未知数。

今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80周年。80年前，即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时，各国曾经对战后的国际秩序进行了规划。当时的共识是，战争的根源是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以邻为壑、争夺市场和原料基地。为了消除战争的根源，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相互开放市场，建立自由贸易体系。于是在1944年，建立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自由贸易体系，目标是通过相互减免关税，降低贸易壁垒，实现持久的和平后来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大致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但是现在，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似乎是遵循另外一套逻辑。美国政府计划对全球加征10%的关税，可能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这一行为明显是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的初衷，进而与WTO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全球化的经济因此加速碎片化，阵营化，团团伙伙化。世界各国因此而缺少方向感，导致人们焦虑的产生。

事实上，自特朗普上一任期，尤其疫情爆发和俄乌冲突以来，这种焦虑就在世界上蔓延起来。我们注意到，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并不显著，贸易比重也不大，但是这两个国家及其背后国家采用的制裁措施已超过一万项，这些措施都是把国际规则当作制裁武器来使用，从而动摇着全球化的制度根基，颠覆着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世界经济因此加速分化，不仅经济周期不同步，而且全球经济表现出了“两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全球，尤其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如此之顽固，且似乎很难控制。疫情爆发后，为了刺激经济，各国出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疫情过后，要对宽松货币政策进行收缩，以此来抑制通胀发展。其中美国加息了11次，英国加息了14次，欧盟加息了10次，利率由接近0上涨到5.5%。但是，通胀率回落的速度并没有加息预期回落得那么快。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全球的通胀率回落了一个百分点，但仍维持在5.8%的高位。以美国为例，历史上美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周期最短为6个月。美国最后一次加息是去年九月，6个月后的今年4月，美国的CPI同比仍然维持在3.4%，而核心CPI则高达3.6%。虽然今年九月美国降息了，但11月的CPI还在2.7%，核心CPI仍然高达3.3%。这就引发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即货币发行过多导致物价上涨。相应地，控制货币供应就会降低物价。但事实情况却是货币政策不可谓不紧，利率水平不可谓不高，但物价并未相应地同步同比回落。那这还是货币现象吗？如果不是，物价上涨的原因何在？我们看到，全球正在经历脱钩断链和产业链重组，导致了成本推动式的物价上涨。这种物价上涨单靠收紧货币政策是难以控制的，但如果放松货币政策，物价会涨得更快。这就构成了今年全球，尤其美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犹豫。展望明年，市场可能会重新遇到这个问题。如果特朗普继续加征关税，按照过去的经验，税负大部分会转嫁到物价上，物价还会上涨，从而还要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现在的降息政策能不能维持，这本身就成了问题。市场预测，如果明年特朗普兑现其加征关税的承诺，美国居民将最少承担2600亿美元关税负担，物价上涨率由此会达到3.6%以上。美联储降息的步伐会放缓，甚至不排除降息中断和再加息的可能性。

第二个“没想到”，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如此之大，超出了预期。去年疫情结束后，按照以往全球经济增长的经验，国际上普遍认为发展中经济体将会出现较快的恢复性增长。现实的情况却是，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虽有增长，但低于预期。这尤其明显地反映在中国经济表现上。国际上曾普遍预测疫情后的中国经济不但恢复快，而且在消费领域，甚至会出现报复性增长。虽然我国去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符合预期，但从第二季度开始急转直下，第三季度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出台36项政策来稳增长。第四季度虽有所企稳，但依然脆弱。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的工作方针“以进促稳”。相较于过去，宏观经济政策更为积极。然而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仍在逐步放缓。于是，今年9月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地部署了一揽子增量计划，11月底全国人大又通过了总额为12万亿的化债举措，旨在社会信心有效提振。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提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

这两个“没想到”构成了当前全球经济的新现象：自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展开以来，全球经济第一次出现了周期不同步现象，尤其中美两国表现最为明显，呈现为镜像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经济过热，其财政货币政策处于收紧状态；中国经济过冷，其财政货币政策处于扩张状态。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在明年是否还会延续？这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而特朗普的新政又是问题的关键。其他国家的政策基本都是对特朗普新政因应性的，中国也不例外，其中，有几点值得关注：

一是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水平及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问题，即最惠国待遇及关税总水平。特朗普在竞选时扬言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按照美国的法律，不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关税水平是42%。一旦取消最惠国待遇，再加上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是19.9%，两者之和就是60%左右。因此最惠国待遇可能是明年中美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现在还不清楚美国国会的态度，是永久性取消，还是有条件取消？25年前，中国尚未加入WTO，中美两国每年都要对最惠国待遇进行谈判。随着中国加入WTO，因WTO成员国的之间的普遍优惠原则，中美之间便不再进行谈判。现在美国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不正是蔑视WTO原则，动摇自由贸易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何时批准？是有条件还是永久性的？什么时候执行，怎样执行都成了不确定性的了。这无疑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全方位扩大内需，过去还是个选择的话，那么现在就成为必须，要以扩大内需的确定性应对外需的不确定性。

二是中国经济的韧性及其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六年前，美国曾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现在已经下跌到第三位。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明年加征关税，会对中国的GDP影响至多在一个百分点左右。之所以影响不像想象的那样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韧性，表现为中国在世界出口份额的比重相对稳定。2018年中美贸易战前，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9.2%。24年上半年仅占14.1%，下跌了5.1个百分点。相形之下，东盟同期由12.8%上升为16.7%，上升了3.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拉丁美洲上升了1.7个百分点，海湾国家上升了1.4个百分点，非洲上升了0.8个百分点。这些都相应地补偿对美出口份额的下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过去三年中，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和投资增长都维持在两位数以上，尤其是中间品贸易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这说明中国产业链条正在“一带一路”方向上延伸。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上届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再工业化后，拜登政府又提出“近岸”和“友岸”概念，希望工业回到美国去，如果回不到美国，就离得近一点，如果近不了，就应该到与美国友好的国家去。按照美国的预期，产业应该离开中国，朝着美国近岸和友岸的方向转移。我们注意到，中国产业确实在转移海外，但并没有按照美国预期方向进行，反而在“一带一路”方向上展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并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的基础工业能力上。中国的铝占全球铝产能的60%，中国的钢铁占全球产能的54%，中国石油化工占全球产能的40%，中国无机化工占全球产能的34%。在这些基础工业领域，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产能国。这些基础工业是经济发展，无论是传统经济还是现代经济、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必需的基础产业。中国的基础产业因此成为“一带一路”的纽带，在这一基础产业链上，“一带”因自然资源丰富而成“上游”，“一路”因加工制造竞争力强而成为“下游”。中国成为其枢纽。产业链向“一带一路”的延伸，体现为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增长。

展望未来，我们注意到，俄乌冲突以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方面，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即将动工，预计在三年后竣工。这条铁路是中国直达欧洲阿姆斯特丹且不经过俄罗斯的唯一铁路，并且可以通向黑海及地中海。此外，昆明到万象的铁路已经和泰国铁路接轨。这两条铁路意义重大，未来从新加坡出发的列车可以到昆明，经过中国大陆、乌兹别克斯坦，一直到阿姆斯特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就是“要想富，先修路”。过去全球经济发展之所以集中在沿海地区，是因为海运成本低；内陆地区发展缓慢，是因为运输成本高。铁路修通了，这个格局便会改变。不仅“陆锁国”变成“陆通国”，而且中国的西部地区也因此受惠，其经济发展速度在加快，正在改变着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俄乌冲突使俄罗斯不得不“向东看”。除了中吉乌铁路，图们江的开放将建立起一条经过日本海、白令海、北冰洋到阿姆斯特丹的航运航线。全球气候变化虽然是一个坏消息，但北冰洋冰层的融化却使东北航线潜力上升。这条航线所需时间将比目前经过马六甲、印度洋、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短14天，这是地缘政治的重大改变，世界因此很可能进入斯皮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在进入新阶段。按世界银行去年7月的标准，人均收入超过14000美元就是高收入社会。目前中国已处于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处。除人均GDP已达13000美元外，中国的中等收入人口已经超过4亿，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单一中等收入人口国家。目前这一中等收入人口仍在成长中。如果2035年中国能如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人口将超过目前世界现代化人口的总和，将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单一市场规模。这是中国的另一种超大规模性，把这一超大规模市场通过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中美竞争并不必然导致美国所描述的那种“零一”和“零和”的局面，而因全球消费中心向中国的转移，反而有可能通过竞争走向合作。在这个意义上，“全方位的扩大内需”是中国走向世界中心的必然选择，从而具有世界普遍意义。这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历史深意之一。

综上所述，相对于全球化，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碎片化趋势。然而，碎片化并不意味着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化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即通过区域化重新组织全球化。我们正处在这个关键时期，此时，抬头看路比埋头拉车更加重要。回望历史后再展望未来，不必过于焦虑。虽然焦虑有时是必要的，但关键在于焦虑过后要明确方向，保持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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