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曹远征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11月20日JIC投资观察。

编者按：

9月底以来,随着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接连出台，国内经济基本面出现回升向好的变化，楼市成交、PMI指数等经济数据都呈现出筑底企稳的态势，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明显好转，风险偏好有所提升。一时之间，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变得更加火热。

站在当前时点上，如何看待未来增量政策的节奏和效果？楼市、股市下一步将如何演绎？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将如何影响国内经济环境和投资决策？为帮助大家更好地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JIC投资观察再一次推出【大家展望】专辑系列文章。

今天为大家带来专辑系列的第二篇文章，我们对著名经济学家曹远征教授围绕其最新力作《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进行了一场采访，采访对谈涵盖近几个月出台的一系列逆周期调控政策、美国大选、欧盟限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出口等热点话题，又从全球视角探讨了中国产业发展的前景，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意义等内容，希望给读者以更为宽广的视角看待世界经济中的中国经济问题。

01

“‘有事学会找市场,不能只想找市长。’财政的刺激对于经济复苏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问：今年9月底以来，央行、财政部、发改委等各个部门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逆周期调控的政策。这些政策对我国经济走势将有何影响？

曹远征：首先，需要理解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的原因。

为此，我们需要关注一个重点指标：名义GDP增长开始低于实际GDP增长。2023年名义GDP增速4.6%，实际GDP增速5.2%，今年这两者差值已扩大到1%，呈现为GDP平减指数为负的状况还在走阔中，这意味着经济下行已经出现了通缩现象，并有可能导致通缩——债务螺旋下降效应，出现去杠杆加重的倾向。

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可以看看以前是如何做的。

改革开放以来，加上这一次一共出现过3次名义GDP低于实际GDP增速，即GDP平减指数为负的状况。第一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了扭转局面，中国政府发行了8000亿国债，开始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同时启动了房改，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第二次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稳住了局势。

因此，当下处理经济问题，也需要财政刺激。但就当前情况来看，需要实现三个目标：稳定杠杆，经济复苏，持续增长。三个目标相互关联，是短中长期目标的安排。

有句话叫“有事学会找市场,不能只想找市长”。财政的刺激对于经济复苏固然重要，但仍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短期看，解燃眉之急的财政刺激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从中期看，一揽子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改革政策才能扭转被动局面，实现经济复苏；从长期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才能持续增长。这也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所在。

02

“产业组织在中国模式下诞生的新技术、新模式、新标准，正在引领世界。”

问：对中国的产业发展路径，您有什么看法？对于一些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的产业，有哪些经验可借鉴？

曹远征：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无论是生产与消费，还是金融、贸易、投资，各国都被纳入国际分工的链条之中。在世界竞争格局中，中国有强项，也有短板。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是“从0到1”的过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全球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与西方国家有差距。但“从1到无穷”的过程，则是中国的强项。

中国是全球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经济增长最大优势和特点，就是利用并拓展超大规模性。比如新能源行业，在产业组织意义上进行制度创新，鼓励创业和创造，不断将“减排”的成本转变为经济发展的红利。其奥秘就在于随着产业规模的增长，因规模效应的提升而使新能源成本不断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超大规模性虽然是自然禀赋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有意识的产业组织过程，即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将自然禀赋的超大规模性整合为经济活动意义上的规模效益。这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考虑及产业成长的组织策略的实施上，以及基础设施的超大规模与人口超大规模的结合上。

还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例。除了政府的战略指引与政策上的支持、企业的创新创造，以及居民收入的增加，不可或缺的还有“村村通公路”使新能源汽车可以跑进农村，“村村通电”使新能源不担心动力问题，“村村通信号”使包括GPS等导航在内的电子系统使用无障碍……这些共同发力，促成了新能源汽车巨大规模的市场机会。

综上来看，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与企业奉行“不断做大”的理念一拍即合，并依托中国完善的超大规模基础设施，使得企业规模持续扩大，这是中国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重要底层逻辑。

问：今年10月，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通过了对中国产纯电动汽车(EV)征收追加关税的提议，欧盟委员会可以自由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35%的反补贴关税，并指出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曹远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以产能过剩的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剩产能是落后产能，落后产能势必会被淘汰。

但电动汽车却不是落后产能，正如当年汽车替代马车一样，电动汽车正在取代燃油车。燃油车才是落后产能。事实上，欧盟早已决定要在2035年停售燃油车，如此一方面要求欧盟的产业为淘汰燃油车做准备，另一方面又指责代表先进技术中国新源电动汽车是产能过剩，这显然是矛盾的。

当前，“碳减排”已成为全球共识。而中国与欧洲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由于减碳成本高企，欧盟制定严格的减排标准并限制燃油车的发展，只明确禁令，却不明确产业解决路径；而中国则是用鼓励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减排，并呈现繁荣发展态势。这表明：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产业组织，是可以把减排成本变成绿色发展的红利的；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减排的双赢。

还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制造技术已开始成为全球的标准，引领着低碳经济的发展。

由此推而广之，在产业组织中国模式中诞生的新技术、新模式、新标准正在引领着世界，这才是欧美忌惮的要害，成为其加征关税的底层逻辑。

03

“与其考虑脱钩边界的上限，不如坚定自己的道路。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赢得未来。”

问：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欧美和中国脱钩的边界有没有上限？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曹远征：特朗普执政的理念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从他第一个任期所推行政策来观察，有三点十分重要，并会在他第二个任期加大力度。一是政府通过税收减免、补贴等政策，吸引企业回到美国本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二是提高进口关税，避免外国产品特别是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防止美国就业机会流失海外；三是反移民，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把就业机会留给美国人。

这种“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做法只能使全球经济“脱钩断链”。事实上，近年来，美国通过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另立“小院高墙”的方式，试图通过“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等供应链策略，减少对中国等国家的依赖，试图重塑全球供应链。

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所谓的“安全凌驾于发展之上”的地缘政治经济考虑，它正在颠覆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时代主题也因此开始由“和平与发展”向“安全与发展”转变。这意味着，世界经济不再像全球化年代那样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价值观至上开始主导经济，“同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世界经济因此而开始碎片化、同盟化。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提倡与中国“脱钩断链”，但产业更多流向“一带一路”而非回流美国及其近岸或友岸。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的重化工业也出现向东外迁迹象，也向欧亚大陆中心集中，这使得“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为何产业链并未如美国所预期的向“近岸”或“友岸”方向变动，而向“一带一路”沿线聚集？

这与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有关，并集中体现在基础工业上。2023年，中国的钢铁产能占全球的53.9%，电解铝占全球产能的近60%，石油化工占全球产能的34%。这些产品都是工业的必需品。如果把中国基础工业的超大规模性纳入“一带一路”观察，可以发现，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海湾国家组织等能源和资源的富集地区是中国基础工业的上游；以东盟为主的RCEP成员国的制造业集中地区，是中国基础工业的下游；中国处于两者地理中枢位置，且兼具强大制造业基础与工业能力，正好在“一带一路”产业链中发挥了关键的强链补链作用。这突出表现为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增长。

仅2024年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18.2%，达到1.1万亿元，占对这些国家出口总额一半以上。中间品产品贸易在不断助推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建立密切的上下游商业产业合作关系，并在技术合作、产品创新、标准对接等多方面形成深度绑定，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望促进中国制造及供应链设计、生产、服务及营销能力的提升，对于供应链的安全、产业链升级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

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可能会继续强化“印太战略”，试图通过加强与盟国的关系来制衡中国，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在不断推进，为全球产业链的重塑、升级带来新的可能。与其考虑“脱钩”边界的上限，不如坚定自己的道路。还是那句话，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赢得未来。

问：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如何更稳步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曹远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既为中国自身发展树立了路标，也为世界明确了中国道路的方向，具有面向未来的世界普遍意义。

首先，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5。目前全世界发达国家共有37个，人口总数为10.28亿。如果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将使世界现代化人口在现有规模上扩大一倍有余。这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史无前例的，将极大改变世界的面貌。

其次，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我国早在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就已经突破了4亿人,占人口比例的30%左右，从而使我国的零售商品总额与美国相若，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按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预计到203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倍增，即8亿人。这将有望使中国的消费能力倍增有余。

因此，建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并将这一持续成长的市场为世界所共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将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央。

再次，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门类齐全的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典型的世界工厂，并拥有完备且层级复杂的供应链网络，不论在供给端还是需求端，中国都已成为联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桥梁。这不仅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更决定性地改变着世界经济形态。

此外，“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代表的制度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将自然禀赋上的超大规模性转变为经济理论意义上的规模效益的可靠依托，成为推动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日益占据中心位置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培育过程中对供应链进行全链条的梳理，打通堵点、克服难点、纾解痛点，形成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构成“中国模式”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式现代化正影响现行世界经济及秩序安排，在体制和制度层面展现世界普遍意义。

还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下，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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