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甬军系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大湾区双循环发展研究院院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文章系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本文转自6月14日世界社会科学。

2023年12月底，全国人大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显示，在有关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的五个方面20项主要指标中，包括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内的4项指标提前实现。实际上，根据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5%，提前3年达到“十四五”规划的预期目标进度。20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增长近30%，这一增长速度落在国内专家早年预测的快速增长范围内。放眼世界，发展中国家同样处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联合国2019年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预测，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从 42 亿增长到 67 亿，而其中接近 90% 的增长将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也为学术研究带来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城市化是否一定与工业化同步？城市化是否一定带来经济增长？城市化长期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有哪些？本文从梳理近年来海外针对“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和“无增长的城市化”两个现象的新思考入手，旨在通过实践路径和理论分析，了解全球各地对城市化的新实践新探索，进而重点讨论城市化与劳动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并通过探讨城市化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的集聚效应和当前存在的流动阻力，提出提升空间可达性、提高个体匹配率和增强市场坚韧性的完善劳动力市场三点针对性建议，以期为我国未来城市化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建设提供镜鉴。

一、城市化研究的新探索

城市化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总体趋势，是全球性的普遍发展现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既有的实践路径，还是新的研究梳理，都有层出不穷的新探索和新思考，以供人们更好地把握如何走好当下和未来城市化之路。下文将结合对“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和“无增长的城市化”两个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发展路径和发展结果两个角度，分析城市化的内在动因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01

从发展动因和路径分析“无工业化的城市化”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与以工业化为代表的产业结构转型相辅相成。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进入以工业制造为主导的城市，进而通过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实现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这一城市化和工业化并行的进程在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得到了验证。然而，近期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提出：尽管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城市化则并不一定伴随着工业化，也不一定伴随明显的产业结构升级。

资源禀赋不同，可能导致城市化发展的动因不同，从而形成以制造业或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不同城市化路径。戈林等（Gollin et al.，2016）通过研究1960—2010年间116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发现资源出口型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集中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消费城市”，而非资源出口型国家则集中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生产城市”。丰富的资源（如石油、煤炭）带来的出口利润，可以引起国内需求的普遍增加，其中，以食物、工业制品为代表的可贸易商品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得，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不可贸易商品则需要通过提高国内供给获得，因而国内城市中的产业结构直接向服务业转移，使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可能导致形成类似于“荷兰病”的发展现象——尽管人口同样向城市聚集，但相对非资源出口型国家，资源出口国的工业化水平并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发展。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衡量资源出口国的城市化结果，它们的整体城市设施、居民生活水平相对更低，农村与城市间的收入差距也更大。

长期来看，资源丰富地区可以提升工业化水平，进而由“消费城市”转向“生产城市”，但这一转变过程往往依赖于当地的治理水平。然而在发展进程中，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大问题正是相对低下的制度建设和社会治理水平，也即所谓的“资源诅咒”。尽管拥有来自自然资源的收入，当地政府腐败、权力寻租导致公共投入缺乏、金融市场发展缓慢、挤出制造业出口等一系列问题，还是会阻碍生产效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长期增长。以巴西为例，丰富的石油储备使当地财政收入增加，但这往往伴随着当地政府官员的渎职、违法行为的增加，对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均不足，家庭收入水平也同样增长缓慢。当资源枯竭时，缺乏良好制度的短期消费和经济增长，则是不可持续的。与此相反的是，在治理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中，由资源引领的城市化则并没有表现出“资源诅咒”。以美国为例，“淘金热”引领了旧金山、西雅图等城市的繁荣，而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得克萨斯州城市也在20世纪高速发展。运用美国1969—2014年的县级数据，阿尔科特和柯尼斯顿（Allcott & Keniston, 2018）的研究发现，尽管资源价格提升和开采技术发展有可能“挤出”其他非资源开采的制造业，这些被挤出行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降低，且整体制造业的生产率有所提升。

当前研究对“生产城市”与“消费城市”的优劣比较并无定论。这一争论主要集中在非洲发展中国家，也是当前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与亚洲工业主导的城市化不同，非洲国家的城市化更多表现为由服务业主导的消费型城市。下文将具体分析两方观点。

“消费城市”的支持观点认为，当前城市化的发展路径不一定需要经过工业化，而可以实现由农业直接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从“消费城市”的内因来看，城市对于农村人口的吸引主要来源于较为集中的服务业，尤其是教育和医疗服务。从服务业发展来看，1998—2015年，撒哈拉以南国家的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金融、商业和传媒）的出口增长速度是商品出口增长速度的6倍。事实上，有观点认为，无论是资源红利（resource rent）还是工业发展，对于促进城市化都同样有效。从“消费城市”的结果来看，以金融业为代表的可贸易服务行业在非洲城市中得到了较大增长。由于非洲国家的交通成本较高，发展旅游业和出口服务相对商品贸易来说更有利于当地发展。

然而，亦有研究认为，“消费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存在着诸多问题，工业化依然对城市长期发展起重要作用。当前，以“消费城市”为代表的非洲城市出现了高失业率、大量贫民窟等问题，而历史经验显示发展工业产业可以吸纳这些低端劳动力，容纳更多的城市居民，为非洲持续的城市化创造机会。此外，许多非洲国家至今依然高度依赖农业，没有明显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面临着农业生产水平落后、气候条件不稳定等问题。在撒哈拉以南国家中，20.5%的城市人口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尤其是城市规模在后75%的城市中，这一比例高达40%；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城市农业人口比例均低于7.5%。大部分非洲城市主要发展农业相关的服务业（如农产品加工），相比于少数主要发展制造业的城市来说，在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发生时，以发展农业相关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并不能起到吸引农村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同时，工业化更发达的非洲国家在面对国际价格波动时受到的经济影响更小。

简要总结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当前城市化的主要发展路径表现为以消费或生产为主导的两种进程，传统城市化往往与工业化并行，而近期则出现通过“无工业化的城市化”而形成的“消费城市”。消费城市的主要特征是以消费能力增长为驱动力，具体表现为从事服务业（尤其是不可进口、不可运输的服务）的城市人口比例较高；而生产城市则是以生产能力提升为驱动力，具体表现为从事工业或制造业（包括可规模化生产的服务业）的城市人口比例较高。从全球趋势来看，杰德瓦等（Jedwab et al.，2022）的研究显示，大部分“生产城市”集中在欧洲国家和美洲的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国，以及亚洲以中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为代表的国家；而其余亚洲城市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城市，则多为“消费城市”或处于两者之间的“中性城市”。尽管“消费城市”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可以通过集聚人口取得一定规模效应，但需要注重保障城市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避免由于资源红利耗尽和后续动力不足而受困于发展陷阱之中。下文将继续深入探讨城市化的发展结果和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作用机制。

02

从发展结果和机制分析“无增长的城市化”

无论是基于制造业的传统城市化路径，还是基于服务业的新兴城市化路径，其落脚点和结果在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是否能释放发展活力，实现经济增长。然而，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无增长的城市化” (urbanization without growth)。如何合理引导城市化进程，促进经济内在增长，则是当前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关注的重点。

“无增长的城市化”这一现象最早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菲和欧派尔（Fay & Opal，2000）在2000年基于对非洲国家的观察提出，也在杰德瓦和沃拉斯(Jedwab & Vollrath,2015）对世界范围内1500—2010年的长期数据分析中得到验证。从本质上来看，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与生产效率提升无关的城市化内在因素则不一定带来经济增长的发展结果。例如，低收入国家的过度追求城市化、过早追求工业化（premature industrialization）、过高收取农业税（agricultural overtaxation）等城市偏倚（urban-biased）政策，均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城市收入高于农村，进而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并未直接带来效率提升的内在动力，因而不一定实现经济增长。

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来看，城市化引导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途径是实现规模效应和优化资源配置。从单产业的索罗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生产要素积累或生产效率提高，而这两者均可以通过城市化的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实现：城市化可以通过集聚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如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以及提升企业技术水平，来推动经济发展。从多产业的刘易斯增长理论来看，在假设生产要素总量和各行业生产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生产要素流动限制，改善现有生产要素在行业之间的配置，使生产要素从低效率行业向高效率行业流动，也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以下将从这两个途径具体分析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促进作用。

1.城市化与集聚效应

经济研究普遍认为，集聚效应的来源是规模效应递增，即通过扩大规模实现经济效益提高，在微观层面上具体表现为学习（learning）、共享（sharing）和匹配（matching）。从城市化的进程考虑，学习效应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质量的提升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共享效应表现在要素、企业、产业集群之间的互补互利，而匹配效应则对应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匹配。

学习效应是城市集聚效应的来源之一。通过集中劳动力和企业，城市化能够促进个人技能的提升，加快企业经验积累和技术传递，促进总体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说，德·拉·罗卡和普加（De la Roca & Puga，2012）对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尽管不同城市中的员工能力可能起步相同，但大城市中的员工的经验增长速度更快，且这一学习效应对能力更高的员工更明显。从企业经验积累的角度来说，一项对瑞典企业的研究同样证实了学习效应在集聚中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

而城市化也加速了生产要素之间的有效互补，使企业进一步受益于规模效应，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班迪耶拉等（Bandiera et al.，2022）针对68个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研究显示，除了非洲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年轻一代的劳动者由小微企业创业者向大公司雇员的转化，进而实现“小企业扩张并增加雇员——实现技能互补和规模效应——企业获利进一步扩大”的良性循环和经济增长。然而在很多非洲国家中，年轻一代的劳动者往往从事只能维持生计的小本生意，找不到其他工作机会，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企业发展空间不大，利润不足以扩大规模。这一类的发展陷阱也从侧面揭示，前文所述非洲国家中“无增长的城市化”与集聚效应的无法实现紧密相关。反观高收入国家，主要的经济活动来源于能够集聚互补技能员工的大型企业和组织，进而实现“有增长的城市化”。

城市化也有利于企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并实现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正向溢出。城市化有利于企业之间共享基础设施、上游产品、先进技术等，从而实现产业内的规模效应。这样的企业集群不仅常见于传统的工业制造业，更在当前高科技行业中屡见不鲜。从不同产业之间的溢出效应来看，正如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正向溢出，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服务行业也可能受益于其发展。尽管尚未有确切的证据，但有数据表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与贸易、交通、商业服务和金融业这些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提升显著相关。

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考虑，促进供需双方匹配的效率和质量均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升。而除了“匹配”之外，劳动力市场本身也具备“学习”与“共享”的集聚效应，前者可表现为劳动者技能和工作岗位的专业化，后者则表现为技能多样化和工作岗位的多样化。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探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将如何实现集聚优势，在此不赘。

2.城市化与资源配置

城市化伴随着劳动力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和聚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源错配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对城乡之间“资源错配”的研究已有很多，最典型的是劳动者角度的城乡工资差距和企业角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在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的理想条件下，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应当相同。前者的代表如杨（Young,2013)、戈林等（Gollin et al.，2014）的跨国研究；后者如谢长泰和克雷诺（Hsieh & Klenow, 2009)、彼得斯（Peters, 2020）对部分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企业的对比研究，巴特尔斯曼等（Bartelsman et al.，2013）对大范围国家的比较研究。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地区、产业间的劳动力生产效率差异往往更大，拥有更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经济发展更快。

需要强调的是，能够解决劳动力错配的重点在于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行业或地区的流动，而这一过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展现的“无增长的城市化”进程中恰恰缺失，甚至相反。一方面，当前城市扩张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是城市本身人口的自然增加，而非城市化初期来自农村的人口迁移，因而这一城市化进程并不能完全反映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表现了不同寻常的方向，即由生产效率更高的行业流向更低的行业，这也体现出产业结构转移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例如，20世纪9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农业转向贸易、交通等市场服务行业，尽管这些行业当时的生产效率水平高于农业，其增速却落后于世界水平。此外，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在面临国际竞争时，其中一部分效率低下的企业往往会被淘汰，这些企业的下岗员工则可能不得不转而从事生产效率更低的工作。

结合前文对“生产城市”和“消费城市”两种不同城市化路径的分析，对“消费城市”的争议点在于，服务业引导的产业转型能否形成长期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上述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来看，该争议对应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是否能形成规模或集聚效应，二是向城市服务业聚集的劳动力是否为最优的资源配置。从服务业的集聚效应来看，拉尔等（Lall et al., 2017）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服务产业都能带动城市发展，规模化运作、面向区域或国际贸易的服务产业是摆脱贫困陷阱、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一发展路径与前期亚洲和拉美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逻辑相通，均是发挥城市在生产要素和商品流通中的集聚作用和枢纽作用，进而通过规模效应提高生产效率。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潜力对比来说，一方面，经济体中制造业员工比例的增加不一定能促进整体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服务业引领的发展也并不一定不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相对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服务业和制造业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发展以服务业或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均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无论是何种城市化路径，优化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使资源向高生产率或高生产潜力的方向流动，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因素。

从本质上来说，城市化反映了人口在空间上的聚集与流动，也是劳动力在空间上的聚集与流动。因而，创造经济增长驱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劳动力向城市和高产出行业集中可以为集聚效应的实现提供基础，在不同空间、产业、工作间的流动则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本文第二、三部分将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考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具体分析劳动力市场中集聚效应带来的正向影响，以及劳动力市场流动阻力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向阻碍。

二、城市化与劳动力市场发展：集聚优势

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考察，城市化的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渠道：拓展了劳动力池的“宽度”，提升了劳动者技能的“深度”，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厚度”。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和企业的集中带来了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劳动者技能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同时方便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形成更高质量的匹配和良性循环。以下将从这三方面具体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对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01

拓宽劳动力池，实现供给方与需求方集聚

在劳动力供给方，城市化意味着劳动力在城市范围内的集中，进而实现所谓“劳动力池”（labor pooling）的规模效应，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由于劳动力生产效率往往难以直接衡量，实证研究中往往通过城市工资水平的变化来衡量劳动力集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阿尔费尔特和彼得罗斯特凡尼（Ahlfeldt & Pietrostefani，2019）通过整合180项研究中的347个测算结果，研究发现：世界范围内城市密集度—人口规模的弹性为0.43；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发达国家的城市密集度增加一倍，将使平均工资提升4%，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率则达到8%。同样运用整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另一篇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指出，由于对聚集程度和效率的衡量指标不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弹性之差可能仅为1%，但更密集的城市依然可以提升工资水平。总体来看，这些大范围研究都认可城市中劳动力的集中对工资或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提升作用。

在劳动力需求方，提供工作岗位的企业也倾向于在城市中聚集。企业是否在城市选址通常面临着集聚优势和雇佣成本的权衡，从企业规模和类型来看，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企业更受益于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则更愿意选择小型城市。从企业供应链的角度，在面临供应商破产的风险时，企业在供应商聚集的城市更容易找到可替换的供应源。因而，城市化在带来了劳动需求增长的同时，也为企业的创业、扩张带来机会，进而实现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企业在城市中形成的集群也有利于自身发展，进而持续创造工作岗位。

02

强化劳动者技能，实现多样化与专业化结合

在拓宽劳动力池的基础上，劳动者向城市的聚集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技能的“群分”（sorting)，进而形成技能多样化与专业化的同步发展。从不同技能水平的空间分布上来说，杨（Young，2013）运用65个国家的人口和健康调查（DHS）数据研究发现，城乡人口流动导致高技能劳动者留在城市，低技能劳动者则留在农村。而在不同城市之间，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也存在聚集差异。运用2009年美国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数据，埃克豪特等（Eeckhout et al.，2014）发现高技能和低技能人群都倾向于在大城市聚集；德国、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的数据同样支持城市规模和技能水平的正向关系。此外，在大城市中也更容易形成技能多样化与专业化趋势。

城市化也有利于实现劳动者技能和企业发展之间的互相促进。从劳动者的角度考虑，更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有更多的企业需要他们已有的技能，因而他们更愿意获取或强化专业技能，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从企业的角度考虑，多样化的技能互补有利于企业创新，而专业化的技能分工有利于企业生产。迪朗东和普加（Duranton & Puga, 2001）的研究表明，技能多样化的城市更能孵化出创业企业，而这些创新想法最终在技能专业化的城市中得以实施和规模生产。总体而言，区域人口增长与当地劳动者技能水平提高显著相关，意味着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劳动力技能的深化，即人力资本的增长。

03

提高劳动力市场厚度，实现高效率和高质量匹配

一般来说，人口规模越大的地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规模也越大，进而形成所谓更“厚”（或更“密集”，对应thick）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供需之间的匹配。在供需两端，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和企业在大城市中集聚，而专业化的劳动者和企业也倾向于选择特定城市，进而形成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劳动者—工作匹配。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匹配过程呈现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大城市提供的工作机会和职业种类更多，劳动者的搜寻成本降低，年轻劳动者也更容易转换工作。

除了促进静态的供需匹配之外，城市中更密集的劳动力市场也可能带来动态、长期的优势：高质量的劳动者—工作匹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知识交换和创新。长期来看，受益于这些集聚效应的企业更有增长动力，继而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形成劳动力和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正向循环。

部分研究指出，密集的劳动力市场也可能对搜寻—匹配过程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克罗夫特等（Kroft et al.，2013）对美国100座城市的调查显示，处于密集市场中的失业者在找工作时更难获得雇主面试的机会；运用1999—2009年由于工厂关闭导致的德国下岗工人数据，哈勒和霍伊尔曼（Haller & Heuermann, 2020）进一步区分了密集市场中工作数量和竞争强度这两个渠道对搜寻时间的影响，发现竞争的负面效应远高于工作机会的增加。当然，这两个研究的对象均聚焦于部分失业人员，而非所有劳动者，并不能概括为城市化对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影响；而如何减少这一竞争效应对失业人群的影响，如提供失业保障、帮助再就业等措施，则是劳动政策应当关注的重点。

简要小结，在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拓宽了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提升了劳动者技能和提高了供需双方匹配质量。综合基于人口普查、大型调查等微观数据，已有证据显示新兴发展中国家或许从城市化进程中受益更多。通过对比中国、美国、印度、巴西四国城市的集聚效应，肖万等（Chauvin et al.，2016）的测算显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集聚效应更明显：当城市密度增长一倍时，美国、巴西的个人收入水平分别增长5%和3%，而中国和印度的收入增幅则可达20%和8%。然而，格罗弗等（Grover et al.，2023）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并没有实现“集聚”，而仅仅是发生“拥挤”（congestion）：城市中的薪资增长来源于资本密集，而非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大范围工业、服务业企业间的规模效应。因此，如何通过城市化的人口聚集，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不仅是实践路径要探索的重点，也是当前学术及政策探讨、研究的重点。下一部分将从劳动力的流动阻力入手，分析可能阻碍劳动力市场实现集聚效应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因素。

三、城市化与劳动力市场发展：流动阻力

本文第一部分阐释了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来源于集聚效应和优化资源配置，第二部分则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集聚对效率提升的作用。而无论是发挥城市化的集聚优势，还是实现劳动力生产要素在经济体中的最优配置，均离不开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在完全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可以通过自由转换职业、行业、地区的方式最大化经济效益。然而大量研究指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流动阻力造成了劳动力错配，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下将从空间、产业间、行业内三个方面分析城市化进程的劳动力面临的流动阻力，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中面临的障碍。

01

劳动力流动的空间阻力

1.城乡迁移

由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是城市化进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量学术研究证据都表明劳动力的城乡错配依然存在。在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一项实验表明，在农作物歉收期间，随机为当地家庭提供价值8.5美元通往城市的交通费用，结果22%获得路费的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外出打工，并显著提高了在农村的家庭成员的食物消费，这些家庭在实验结束1~3年后依然更愿意外出打工。显然，消费水平的大幅增加和长期的外出打工决定都表明季节性迁移的回报远高于交通成本。然而，由于短期外出的行为的收益不确定，且大多家庭本身处在温饱线边缘，他们在实验开始前并不愿意承担额外风险；而在获得免费尝试的机会并切实感受到回报之后，他们的外出意愿则明显提高。这一结果表明，尽管投入回报远高于成本，风险回避和信息缺失是劳动力错配的重要来源之一。风险偏好与迁移决策的关联在发达国家（德国）也得到了证实。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距离是迁移成本的重要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交通设施更缺乏、城乡连接更松散，这一问题更突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完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将提升22%的生产效率，而如果国内迁移成本降低到与美国相同的程度，生产效率将提升7.1%。此外，尽管空间距离是线性的，但迁移或交通成本的增长并非线性。在非洲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往往是由几座超大城市带动，城市内公路不仅数量不足，还紧紧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区，靠近外围地段则迅速减少。由距离引起的迁移成本也与交流成本有关，例如许多农村地区的固定电话和网络等现代通信设施缺乏，一方面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整体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也限制了通过个人社交网络（如在城市工作的亲戚）找到城市工作机会的可能。

农村居民的财产和信用约束也限制了向城市迁移的机会。孟希和罗森茨魏希（Munshi & Rosenzweig，2016）指出，印度当地同种姓（caste）间的农村“互保”系统（rural insurance network）的存在是农民向城市迁移时需要考虑的额外成本。农民非常依赖当地互保网络中的无息、无抵押的互相借贷，以解决生活中的意外支出问题。由于这类非正式的借贷保障依赖于本地的社交和声誉，而城市移民的还款行为和收入状况则难以受到监督，因而这些家庭往往被排除在互相借贷之外。结果就会形成这种现象：更富有的农村家庭（依赖借贷较少）更容易向城市迁移，而收入波动越大（依赖借贷较多）的家庭越难以外出。财产和借贷的限制是导致印度长期存在的近25%的大规模城乡工资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距离所带来的非线性迁移成本增长也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语言、文化等差异。以印度为例，在控制了语言差异的情况下，比较同一州内部和州边界两则的相邻地区，前者平均人口迁移依然比后者高50%以上。这一差别主要来源于各州之间福利制度（state-level entitlement scheme）的不同，如更偏向于本州居民的教育和公共部门就业机会。

此外，巴塞莱尔（Baseler, 2022）在肯尼亚的田野实验也表明，农村居民往往低估在城市务工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在向这些人群提供真实的收入信息后，他们向首都迁移的数量则在两年间提高了40%。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信息阻力依然是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2.城市交通

在城市内部，交通基础设施同样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和城市的长期发展。城市交通影响市内通勤时间，进而影响劳动者对工作地点、生活地点的选择，也影响企业选址和生产效率。对非洲国家城市交通项目的研究表明，降低市内通勤时间的交通投资（如建设快速公交BRT），可以改善市场可达性并促进商业集群的增长，进而长期创造高价值的就业机会，并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

在对1950—2011年印度超过350个城市形态（city shape）的研究中，哈拉里（Harari, 2020）运用卫星和地图数据构造基于任意两点间距离的城市形态指数（shape index），同样发现更紧密（compact）的城市中人口增长速度更快。这一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交通可达性。在不紧密的城市中，人们受通勤时间的影响，可能会减少长距离的外出，但是企业往往也分布在少数交通不发达的小集群中，这一结果表明企业可以通过选址调节城市形态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受益于城市中的集聚效应，但是劳动者则要通过延长通勤时间来承担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因素。这与埃夫纳和拉尔（Avner & Lall，2016）对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研究结果相同，由于人们的工作地点往往距离家庭所在地很远，拥堵和长时间通勤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分散、低效，且存在资源错配问题。

02

劳动力流动的产业、行业间阻力

除了地理和空间因素的限制以外，劳动力同样面临着在产业间流动的阻力。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劳动者不仅有地理位置的转变，也有劳动技能的转换。对劳动者来说，这一转换过程往往意味着技能获取与技能展示两方面的要求。

从技能获取的角度来说，不同产业和行业的技能需求不同，且每个劳动力个体所具备的专业技能和水平不尽相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力的流动。从低劳动技能向高劳动技能流动来看，虽然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释放的重大劳动力红利，但由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化素养差别很大，所以在流动时就有很大局限性：或者仍在低端劳动中流动，或者仍滞留在涉农行业谋生。前文所述在城乡之间、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技能的“群分”，也侧面反映出技能不匹配导致的流动阻力。

从技能展示的角度来说，技能要求越高，其展示技能的成本也会越高，进而阻碍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匹配。当前许多田野实验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匹配表现相对较好，而在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中则存在较多匹配问题。尽管企业往往愿意提供面试机会，表明需求方向的摩擦较少，但求职者往往缺乏应聘经验和证明个人能力的方式，因而限制了就业和劳动力流动。

此外，由于个体工作和所在行业往往存在黏性，尽管市场需求已经发生变化，劳动者也有可能长期受困于“错误”的职业中。比如，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也会形成劳动力进入新行业的阻力。一项关于乌干达创业企业的研究显示，女性在男性主导行业（如建筑业、制造业等）的收入与男性无异，而这些行业的收入水平高达女性主导行业（如酒店服务行业、零售业等）的三倍。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不同行业间的巨大收入差异，而进入男性主导行业的女性往往受到从事相关行业的家庭成员影响，也从侧面反映出信息不对称对劳动力在不同产业、行业之间流动的阻碍。

03

劳动力流动的行业内阻力

相比跨产业或行业的劳动力流动，同行业内的劳动力流动由于相关技能和信息相通而成本相对更低。在发达国家，同行业内的劳动力流动往往较为容易，且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进而实现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针对英国国际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显示，产业内贸易明显提升产业内的劳动力流动性，而这一流动成本由于个人技能的特定性要低于产业间的转换成本。此外，来自荷兰的研究显示，劳动者也可能将第一份工作作为跳板，为后续寻找同行业的工作积累经验。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在同行业转换时往往面临着非正式与正式雇佣之间的阻力，进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世界银行2013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显示，非正式雇佣在发展中国家中占整体受雇劳动力的30%~80%。同时，非正式雇佣的增加往往发生在同产业之间。雇佣方式的区别来源于社会福利保障的不同，因而从非正式工作到正式工作之间的“向上流动”相对困难。运用巴西和墨西哥的数据，阿里亚斯等（Arias et al.，2018）通过构建区分正式与非正式工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跨产业间的劳动流动成本非常大，而获得非正式工作则比正式工作的成本低许多。在收入水平更低的孟加拉国，调研数据显示，劳动者在换工作时大多不会改变受雇状态，对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员工来说，他们的收入更低、福利更少，也更难成为正式员工；而有正式工作的员工在“向下流动”到非正式的工作时，则面临更大的收入和保障风险。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非正式雇佣的存在，失业则可能进一步阻碍劳动力流动，而非促进劳动力由劳动过剩行业向劳动稀缺行业的转化。有研究发现，由于进口竞争而失业的人群往往在非正式部门中从业较长时间之后，才能找到新的正式工作；对整体经济来说，劳动力重新配置没有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且在重新配置的过程中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因而效率更加低下。

此外，尽管此前有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部门同样能够发挥从业者的竞争优势，且由于不用缴税、雇佣成本更低而可能促进商业和经济发展，但无论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还是考虑非正式部门内外的资源错配问题（对内，由于实际工资低于应付工资，非正式部门的雇佣规模决策并非最优解；对外，效率更低的非正式部门挤出效率更高的正式部门，引起资源错配），加强对非正式部门的监管、提高对劳动者的就业保障都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

四、完善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总结上文对劳动力流动阻力因素分析可看出，空间阻力主要来源于城乡和城市内部交通基础设施的不足，产业和行业间阻力来源于技能与信息不对称，行业内阻力则来源于监管和就业保障的缺乏。基于此，本文总结以下三点促进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0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通达宜居城市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是整体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和促进城乡协同发展的基石。从经验看，铁路、公路网建设加强了城乡及城内连接，扩大了周边居民的出行范围、提高企业供应链连接和市场可达性，同时延展城市作为高质量服务中心的辐射范围，因而在吸引要素流入的同时提升其生产效率，发挥城市的集聚功能。从未来看，在规划城市用地时应注重长远发展，吸取发展中国家城市规划不足的教训，应考虑到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负面外部性，多方参考居民、企业、区域发展的当下及未来需求，结合城市发展定位和优势，综合考量经济效益、生活福利、环境效益等，避免追求单一效益而损伤长期利益。

此外，公共投资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同样可以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大型基建项目不仅通过建立更紧密的空间联系，促进包括城市化在内的要素流动，也直接通过项目雇佣而吸纳就业、促进消费。而除了传统基础设施以外，开展以信息、融合、创新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将进一步促进城市化发展，而且会持续形成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

02

加强素质技能培训，有效对接就业市场需求

城市化支撑着就业，就业推动着城市化。解决个体求职人员与潜在工作机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既是有效促进劳动力市场匹配的关键，也是促进就业和城市化良性循环的有效途径。通过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分享和监测机制，掌握全市场供需实时动态和变化趋势；在信息收集的基础上，举办公开招聘、线上招聘、定向招聘等求职活动，推动就业服务数据和信息共享。此外，鼓励专业、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就业信息平台搭建和就业帮扶项目，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专业优势和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

专业技能培训可以加速劳动力的横向流动。这个横向流动既包括行业间的，也包括跨区域的。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农村会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他们迫切需要通过培训掌握一定技能，才能从长期从事的农业流动到包括制造业、服务业等在内的其他行业，从而完成从低端劳动向高端劳动的转化。

专业技能培训也可以提高劳动力在行业内的纵向流动。在现代科学技术迭代更新迅速加快的时代，无论哪一个行业的劳动力，其所获得的工作技能与素养，都不是终身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通过在实践中不断适时地培训，才能让从业者不断更新和提升已有的技能，从而适应企业、行业发展对劳动力职业素养的新要求。同时，专业培训及其与实践的结合可以使优秀的人才更容易被发现，也更容易脱颖而出，从而加速他们在企业内、行业内的“向上流动”，并带动生产效率的提升。

就业培训和帮扶措施需要具有针对性，面向不同重点群体选择不同方式。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帮助拓展获取就业信息和相关就业帮扶资源的渠道，组织职业培训的同时提供学习或技能证明，帮助其取信于潜在雇主；针对大学生等初次就业群体，应鼓励企业进行实习、入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等，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的同时更加符合企业岗位需求。此外，就业帮扶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也可以结合成功经验而实时改进。田野实验的结果表明，相比小额现金援助、提供就业信息这些传统 “一刀切”“一次性”而长期见效的就业帮扶举措，基于前期成功率而不断调整帮扶方式的求职协助项目在短期内就有突出成效。

03

加大失业保障力度，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

加大失业帮扶、保险等保障力度，是提高劳动者和劳动力市场对抗风险能力的核心。从预防风险的角度，应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尤其是在农民工、大龄劳动者等易受风险干扰的重点群体中的覆盖范围；从应对风险的角度，针对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帮扶，应提供符合当前劳动市场需求和个人能力的技能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提升求职者就业能力。美国一项针对产业需求的培训项目（sectoral employment program）显示，相对于一般的培训项目，产业培训能够有针对性地培训参与者在高收入行业中的技能，而非仅仅关注就业率的提升，因而实现参与者长期收入的提升（为12%~34%）。

同时，应当重视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宏观经济的紧密联系，发挥好就业在消除贫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重大领域的作用。以失业保障措施为例，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大规模、低效、分散的非正式部门的现象表明，劳动力市场监管对个体的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失业保障本身面向的是低收入群体，是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需要和社会公平的要求；另一方面，非正式与正式部门的差异正是来源于是否具有福利保障，正是由于政府引导的失业保障的缺失，在面临风险时，许多失业者不得不进入非正式部门以获得低于正常市场水平的收入，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效益受损。在当前世界经济下滑、宏观经济风险超出预期的局势下，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坚韧性、保障其长期流动性和可能性刻不容缓。

五、结语

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与历史经验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之间并不一定同步，呈现出“无工业化的城市化”“无增长的城市化”的新特点，也为当前学术研究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思考。本文通过回顾城市化的新研究成果，从发展路径和发展结果两方面总结城市化的内在动因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强调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在于生产效率的提升。无论是以生产为主导还是以消费为主导的城市化路径，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都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从发展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说，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和流动可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集聚效应，进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本文继而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空间错配、产业或行业间错配和行业内错配的问题，探究当前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阻力所在、成因所在。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了三点针对性建议：从提升城市可达性的角度，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视长远、优质的城市规划，降低迁移通勤成本，打造通达宜居城市环境；从提高个体匹配率的角度，应加强素质技能培训，关注重点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有效对接就业市场的需求；从增强市场坚韧性的角度，应加大失业保障力度和覆盖范围，结合宏观经济的发展需求，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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