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蔡彤娟，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柏瑞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孙瑾在核心期刊《国际贸易》2025年第7期发表文章《撬动霸权：金融制裁的权利结构与应对》，现将文章全文发布如下：（全文约16000字，预计阅读时间40分钟）

▲本文刊发在核心期刊《国际贸易》2025年第7期

●内容摘要

金融制裁与反制裁是当前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在全球贸易网络深度融合发展的当今时代，大国金融制裁之争是一种融合了货币竞争、支付通道竞争和贸易竞争的混合竞争。文章通过构建货币、支付通道和贸易依赖“三位一体”的金融制裁权力模型，从理论层面考察了金融制裁中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竞争的本质。霸权国的权力垄断根植于其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控制。然而目标国凭借后发优势，有望通过发展数字货币、构建支付新通道和发挥国家禀赋撬动现有结构，从而对制裁中的单极金融权力形成有效反制。伊和美俄金融制裁之争的不同境况为上述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未来目标国若要有效应对金融制裁，需构建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主要媒介、以单点直连交易为核心优势和以多元锚定资产为关键支撑的跨境支付新通道。

●关键词

金融制裁  货币权力  支付通道  贸易依赖

●正文

金融制裁是当前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领域最受关注的议题。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对俄罗斯政府、企业及个人实施了严厉的金融制裁。这些制裁禁止俄罗斯的部分银行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来跨境支付，并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以国债和银行存款形式持有的海外资产。美俄两国的上述博弈说明，当前的金融制裁之争是一种交织着地缘政治竞争、货币竞争和跨境支付通道竞争的混合竞争。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重要命题，即金融制裁权力具有怎样的结构性特征，被威胁的目标国家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权力结构，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本文将构建金融制裁中霸权结构及应对的分析框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01

文献回顾

近年来，由于美俄间金融制裁之争和美国将跨境支付系统“武器化”，学者们开始关注金融制裁和反金融制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美俄金融制裁之争的理解，但仍然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第一，关于金融制裁的研究。制裁被当作外交政策的工具，而金融制裁强调通过影响货币的流通来达到政策目的。目前学界关于金融制裁的研究主要围绕金融制裁的实现条件和外溢效应两方面展开。

一方面，关于实现条件。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霸权国对目标国施加影响的能力来源于美元霸权(郑联盛，2020)、法律体系和运行机制(陈鸿祥，2022)，作用路径是国际金融中心(倪外，2023)、SWIFT 系统(陈尧等，2021)、跨境支付体系和国家安全体系(王秋豪，2025)，从而限制实体对金融资产的交易和访问国际支付的基础设施(Cipriani et al.，2023)。其中，美国通过SWIFT能监控他国的跨境支付信息，并威胁切断他国几乎全部跨境支付，从而放大和延伸美国权力(翟大宇等，2024)。

另一方面，关于外溢效应。有学者认为金融制裁导致“目标国家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波动性加剧”(Liu et al.，2025)，信用供应、投资融资以及政府支出融资减少(Murshed，2020)，显著影响外债、偿债和国际流动性的风险，但显著性因目标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而具有差异，与目标国被制裁成本、多边制裁等因素呈正相关，与目标国政治经济不稳定性等因素呈负相关(Jin et al.，2025)。

第二，关于反金融制裁的研究。基于对金融制裁的认识，部分学者关注反金融制裁的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

一方面，关于产生原因。金融制裁的频繁使用，动摇了美元体系和SWIFT系统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根基(Xuet al.，2022)，导致反美元政策兴起(McDowell，2023)，美国面临当前有效施压与未来继续施压之间的矛盾(Bapat et al.，2024)。

另一方面，关于应对措施。俄反制裁措施主要包括：其一，限制金融交易、外国资产国有化和阻断制裁的域外效力(沈伟等，2023)；其二，发展国内实时支付系统、建立自主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建立本土独立卡组织支付清算网络、研发数字卢布以及发布“卢布结算令”(郑雅莉，2022)。俄罗斯经验对中国反金融制裁的启示是“捍卫货币主权，重塑国际结算体系”(朱巧玲等，2021)。

因此，数字货币和跨境支付新通道往往被学界视为反金融制裁的关键工具。实证证据表明，利用金融技术和加密货币，可能会边际弱化国际金融制裁的效果(Pacholczak，2024)。但研究表明，比特币并未被俄罗斯大规模用于规避制裁(Zhao et al.，2023)。而央行数字货币相比加密货币承诺提供更加透明、高效和包容的跨境支付机制，但面临技术成熟度、监管一致性和货币主权保护等挑战(Zhao，2024)，其推广受到交易效率、税率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经济体的推广结果可能存在差异(孙宁华等，2025)。在发展中国家，非现金支付比例越高、非正规经济规模越大、人类发展指数越高，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成熟度就越高；在发达国家，跨境支付交易越少、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央行数字货币项目进展越快(陈梦根等，2025)。

综上所述，学界围绕金融制裁和反金融制裁已产生一些研究成果，但到目前为止，金融制裁中的权力结构和反制逻辑还未被充分讨论。从金融制裁角度的研究往往是孤立的权力分析，认为只要替代国际货币或支付通道，通常就能应对金融制裁霸权。从反金融制裁角度的研究，虽论证了反金融制裁出现的原因，但未论及应对金融制裁霸权的实现条件。

美俄金融制裁之争和中美竞争向金融领域延伸的潜在风险，将金融制裁与反金融制裁的统一性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既有研究更多是从经验层面探讨如何应对金融制裁，而对于目标国能否或者如何体系化应对金融制裁霸权的相关研究还有待加强。

02

分析框架：

“三位一体”的金融制裁权力结构

从国际金融权力视角出发，金融制裁可被定义为“制裁发起方通过惩罚性地改变与受制裁方的直接或间接的金融联系，以实现自身对外目标的一种权力手段”(张发林等，2022)。因此，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之争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竞争。从权力的表现和来源看，金融制裁中的权力结构主要由货币、支付通道与贸易依赖三部分组成。国际货币是一个国家获取金融制裁权的前提和基础，支付通道是获取金融制裁权的方式和途径，贸易依赖则是金融制裁权得以实现的支撑和保障。货币、支付通道和贸易依赖“三位一体”，共同阐释了金融制裁权的来源与本质。

(一)货币权力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货币权力通常被视为金融结构性权力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决定不同货币之间汇率的权力”(Strange，1971)。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深入，货币权力演化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包括国家联盟)所拥有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施箐，2017)，通过自主性、联系性和结构性等货币权力作用于其他行为体(陶士贵，2021)。

1.自主性货币权力

自主性货币权力体现为国际货币发行国拥有完全的货币决策自由，具备延缓或转移外部失衡调整成本的能力(科恩，2017)。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揭示了一个事实：非国际货币发行国若想同时保持汇率稳定或固定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必须牺牲一部分货币自主权，即它们的货币政策必须与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相协调。因此，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主要发行国，通过汇率和利率的变动与向全球印钞，转嫁债务负担、通胀压力甚至货币金融危机，从而影响他国汇率和国际收支能力。

2.联系性货币权力

联系性货币权力表现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基于货币依赖，具备强制他国采取某种行动的能力(科什纳，2020)。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认为国家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使强势一方获得权力。在国际货币关系中，强势方是国际货币发行国，而弱势方是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因为后者丧失部分货币自主权，国际资产流通和服务依赖于前者。因此，美国在金融制裁中运用联系性货币权力，一方面能冻结或罚没目标国的资产，并限制或禁止其全球的投融资活动；另一方面通过限制或禁止境内金融机构为目标国提供金融服务，影响目标国的中央银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的金融活动，从而向目标国施加经济压力，使其可能采取美国预期的行动。

3.结构性货币权力

结构性货币权力主要体现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具有制定和塑造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能力(Cohen，1977)。长期以来，以美西方为主的货币发行国控制了国际货币体系，主要表现为掌握了国际货币组织中的投票权和决策权，以及有关计价清算、财务审计、评级咨询等功能的金融基础设施，从而使其可基于自身利益和偏好，变革国际货币制度和机制(叶冰，2020)。美国充分运用其结构性货币权力，通过剔除出美元清算渠道、严格会计审计审查、打压他国企业股票和延伸国内法管辖权等手段对目标国进行金融制裁。

(二)支付通道

支付通道是支付行业的基础架构。跨境支付通道即付款方和收款方位于不同国家的资金流转途径，主要由金融中心、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构成，是霸权国向目标国施加金融制裁影响的关键目标和工具。

1.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是资金流转途径上的关键节点，一般指在宏观地理区域内发挥金融活动中枢作用的大中城市，其具有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和高度集聚的金融机构，是金融霸权的重要空间载体和象征(王力等，2022)。一方面，霸权国家凭借其金融市场，特别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央银行，配合金融市场体系，将其意志强加于目标国家。另一方面，霸权国家还依赖金融机构作为其行使权力的功能载体，促使目标国家在其行业领导下运作。

2.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资金流转的具象载体，从狭义上讲，金融基础设施侧重于金融市场交易的通信平台，尤其是支付清算基础设施。1973年SWIFT应运而生，支持全球90多个支付系统，凭借其庞大的通信网络，使得众多金融机构对其产生了高度依赖，进而形成了一种金融机构与SWIFT之间的不对称权力关系。霸权国通过经济上的“断网”和“脱钩”手段，产生霸权侵蚀效应，以此向目标国家施加影响。

3.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是作用于国际资金流转的抽象规范，主要由支付标准、监管框架和信用评级等规范组成，客观上成为霸权国实施金融制裁的重要基础。霸权国通过国际组织和国内立法，形成对全球支付标准、制裁法规和评价规则的掌控，进而建构和优化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巩固优势地位。

(三)贸易依赖

贸易依赖是指一国经济对他国贸易的依赖程度，以双边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衡量两国直接贸易关系，以进出口集中度衡量贸易关系的可替代性，从而反映国家贸易依赖关系(刘林青等，2021)。贸易依赖关系表现为非对称性，其中两国货物或服务贸易的可替代性决定其相对权力大小。当目标国对霸权国存在较高贸易依赖时，将强化霸权国实施金融制裁的能力。这种非对称依赖体现为进口依赖与出口依赖两个维度。

1.进口依赖

随着冷战后全球价值链的初步形成，目标国对美国进口依赖度越高，美国的相对权力越大(庞琴，2024)，金融制裁效果就越显著。一方面，美国基于科技实力，往往在高技术产品领域具有垄断地位，导致目标国缺乏替代供应源，被迫依赖其主导的支付通道。这种依赖迫使目标国采用美元结算，进而受制于美元体系的金融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美国基于高层次人力资源禀赋，在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冷战后，美国通过长期投资贸易构建全球数字服务网络，这些网络不仅涵盖了传统的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等领域，还涉及社交、游戏、影视等新兴领域，而其科技公司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结算需求。因此，美国一旦中断数字服务网络，不仅阻滞目标国的资金流动，而且影响目标国的知识、技术、文化等要素跨境传播，由此放大金融制裁效力。

2.出口依赖

目标国对美国出口依赖度较高，即高度依赖霸权国市场，也是霸权国金融制裁权的重要来源。美国对外经贸影响力主要源于各国对美国的最终品出口依赖(郭路等，2024)。这反映出美国主要通过国内需求影响他国，进而建立金融联系。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1960—2015 年，美国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增长。然而，进口增长更多，导致了大额经常账户赤字。不过，美国国内需求的旺盛吸引了大量外国资产流入金融账户，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增长，而且加强了金融中心地位。必要时，美国能冻结或没收目标国的在美资产，以实施金融制裁。

（四）货币、支付通道、贸易依赖“三位一体”护持金融制裁 

霸权意味着对体系的控制，具体表现为“运用权力资源实现影响力的能力”(任琳，2020)。而金融制裁霸权是制裁发起方运用全球金融体系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能力。全球金融体系包含金融资本的国际存在形式与流动形式，是货币、支付通道和贸易的有机统一体。该体系构成金融制裁的权力资源，由此形成三重权力结构(见图 1)：以货币权力为前提，以支付通道控制为核心，以贸易依赖非对称为支撑。在这种包含诸多行为体的金融制裁权力结构中，一个国家要想通过金融制裁实现对外目标，就必须同时形成对全球金融体系中货币、支付通道和贸易的控制，三者缺一不可。

国际货币的中心地位是霸权国控制金融体系和获取金融制裁权的基础与持久来源，也是霸权国区别于全球金融体系中其他国家的主要特征。美元的中心地位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从而使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货币权力。然而，国际货币的中心地位只是一国获取金融制裁权的前提和基础，其本身并不会自动形成金融制裁霸权。

一国主权货币从取得中心地位到实际成为国际货币市场的主要流通货币之间通常还存在一个巨大缺口。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如英镑曾获得了国际货币的中心地位，许多人认为它会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被各国广泛使用，但由于缺乏连接全球货币流通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英镑的全球自由流动受到阻碍，导致其使用范围有限，进而使得英国很难将金融制裁作为实现对外目标的工具。因此, 一国从国际货币中心到形成金融制裁霸权，实际上是一个控制国际货币流通环节，即跨境支付通道的过程。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对跨境支付通道的控制大致经历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不久，全球经济体系分裂成两个主要阵营。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使纽约逐渐崛起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通过加强对SWIFT等国际支付系统的控制，以及与其他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等手段，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地位。冷战结束后，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加速，纽约金融中心不断借助互联网技术推动金融创新，吸引了全球资本和金融机构的涌入。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通过立法和机构重组等制度安排，迅速利用SWIFT系统对涉嫌恐怖融资的账户进行冻结和追踪，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以金融手段实施制裁的技术路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又加强了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推动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金融稳定与监管措施，以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然而，这些措施在提升国际金融治理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对跨境支付通道的制度性主导地位。

贸易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最终环节，对于一国实现金融制裁霸权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事实上，在金融制裁领域，霸权国与目标国之间的制裁和被制裁关系主要在双方贸易的过程中形成。在这一过程中，霸权国获得结构性的贸易权力，从而维持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权。一方面，从目标国的进口依赖角度看, 美国庞大的对外贸易规模使全球大多数跨境贸易都以美元计价，其他国家不得不持有美元储备，以应对日常交易需求，从而大幅提升了对美元的需求，这种“美元化”现象有助于美国巩固其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从目标国的出口依赖角度看, 美国也可利用其巨大的消费市场作为经济谈判筹码，通过贸易政策、关税壁垒和其他经济手段，迫使他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让步，从而加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

总之，国际货币的中心地位、对跨境支付通道的控制权力以及国际贸易中的不对称相互依赖构成了霸权国主导全球金融体系，进而获取金融制裁权的来源和基础。

03

撬动金融制裁霸权的逻辑框架

全球金融体系不断向网络化、延伸化和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使霸权国能在更大范围内对目标国进行金融制裁。美国通过货币权力、支付通道对目标国实施制裁，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美国霸权的必然选择，但也在无形中消耗着美国的国际信用。同时，全球金融体系的演进和深化也会导致霸权国困境的出现。它虽在助力霸权国扩大贸易规模和收益，但也使霸权国日益深陷于相互依赖的全球贸易网中，并制造着霸权国未来的竞争对手。图2展示了金融制裁中的权力结构变化，可以看出霸权国、目标国和货币三者之间，已经从原来以霸权国为中心的单向模式，逐渐演变成相互依存的三角模式。

在这种结构模式中，霸权国的金融制裁权力逐渐弱化，目标国依托国际货币替代、新通道构建和贸易依赖对称化形成的反金融制裁权力则持续增强，并最终“撬动”金融制裁上单极的权力结构，形成多极治理，从而有效应对金融制裁霸权。

（一）技术创新与数字货币撬动

国际货币的信用需要长期培育，国际市场对特定主权国家货币形成路径依赖。按照这一逻辑，国际货币很难被替代。但国际中心货币从英镑到美元，证明国际货币权力发生转移具有可能性。原因在于，基于后发优势理论，后发国家拥有作为后来者的独特技术优势，能采用全球最尖端技术并迅速实现高效率，以期最终制衡霸权国的货币地位。然而，要将这一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还需经济实力、制度安排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美元最终成功的原因恰恰在于此。但21世纪以来支撑美元的经济基础正在逐步松动，而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困难性，以及美国的金融制裁增加了目标国使用美元的预期成本和政治风险，进一步促使去美元化政策兴起。

去美元化政策本质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行动，目前可选择的币种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和加密货币。但对目标国而言，去中心化需平衡规避国际金融制裁的有效性和保持国内金融稳定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而央行数字货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较优选择。具体而言，一方面，不同币种因发行主体、流通途径和锚定资产等方面的差异，在去中心化的程度上存在高低差异（见表 1）。而去中心化的程度主要依据货币在不同环节与中心化组织的关系来判断。

另一方面，目前金融体系主要由中心化的组织构成，因此去中心化程度一般与规避制裁的有效性呈正相关，与金融稳定的可能性呈负相关。而不同货币根据去中心化程度，处于规避制裁有效性和保持稳定可能性两个维度构成的不同象限内（见图3）。

第一象限表示对美元的替代既能有效规避霸权国金融制裁，又能最大可能保持目标国金融稳定。央行数字货币由目标国央行发行，因此其不仅符合“普遍接受”（柯达，2023）货币法律特征，从而使目标国对其流通能进行金融监管，进而维护国内金融稳定，而且其在流通途径和锚定资产上的去中心化特点，又能使其不依托于霸权国的货币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打破个别国家对全球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控制（刘东民等，2020），从而有效规避金融制裁。

第二象限表示对美元的替代能最大可能保持目标国金融稳定，但较难有效规避霸权国金融制裁。通过主权货币替代美元虽对国内金融稳定不会产生太大负面影响，但同样意味着受制于霸权国早期建立起的主权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

第三象限表示对美元的替代既不能有效规避霸权国金融制裁，又很难保持目标国金融稳定。稳定加密货币符合这一特点，Tether（USDT）、USD Coin（USDC）、Binance USD（BUSD）等主流稳定币与美元 1∶1 兑换，实质上强化了美元霸权；同时，相较于央行数字货币而言，稳定币在挤兑、隐私泄露和货币政策干扰方面存在更高风险（宋敏等，2022）。

第四象限表示对美元的替代能有效规避霸权国金融制裁，但同样对目标国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冲击。传统加密货币难以监管使其能应对霸权国的金融制裁措施，但目标国同样较难对其进行监管，从而使其服务于“灰色”产业，破坏目标国的国内金融稳定。

从实践角度看，数字货币技术创新模式正在发展和普及。截至 2024 年 5 月，134 个经济体和货币联盟（占全球 GDP 的 98%）正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其中，68 个经济体正处于开发或试点阶段。例如，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瑞典已进入试点阶段，而欧盟和新加坡等经济体仍处于开发阶段。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可能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因此，美国采取禁止使用、加强监管、研发竞品、阻挠合作等措施对目标国的数字货币政策进行抵制（沈伟等，2024）。

然而，由于美国的数字货币创新由私营部门主导，加密资产体系在治理结构和运行逻辑上与传统央行政策存在较大差异，加之对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削弱美元全球主导地位的担忧，美国在央行数字货币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进展相对缓慢。这为一些目标国提供了以数字货币推广为杠杆、依托技术创新与后发优势挑战美元霸权的新路径，从而使规避美国金融制裁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境内发行和使用央行数字货币，同时放宽了对稳定币等加密货币的监管政策。稳定币的流通可能加速某些经济体的美元化进程，尤其是在高通胀或经济不稳定的国家（张明等，2025），从而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广形成阻碍。

（二）支付新通道构建与权力扩散

对目标国来说，参与全球金融体系为其构建跨境支付新通道提供契机。按支付通道中的主要流通货币划分，理论上存在反金融制裁的三条支付新通道路线，即主权货币支付通道、加密货币支付通道和央行数字货币支付通道。但长期而言，如前文所述，央行数字货币是去美元化的较优选择，能边际改进现行跨境支付方式、场景和效率（宋科等，2024），形成对美元跨境支付通道的“釜底抽薪”。原因在于，相对传统主权货币的中心间接支付通道，央行数字货币点对点的单点直连支付通道，使全球金融体系趋于扁平化。一方面，单点直连的跨境支付网络能降低金融中介成本，简化复杂的结算程序；另一方面，该网络的多中心治理结构，使参与国平等共享监管权限，防止个别国家垄断支付权力，从而有望改变当前跨境支付通道高度中心化的金字塔式结构，进而使霸权国金融制裁权力减弱。

随着跨境支付新通道的构建和扩容，金融制裁上的权力扩散将发生在三个方面。

其一，霸权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被削弱。各国金融中心之间通过单点直连建立直接支付网络，打破了传统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将显著削弱霸权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进而削弱其中央银行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使其在实施金融制裁方面面临更大阻力。

其二，霸权国对基础设施的控制被削弱。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单点直连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提供了一种替代传统依赖于相互信任的中央实体来转移资金和传递信息的方式，使处于不同司法辖区的交易双方能利用外汇同步交收机制，进行实时跨境资金转账。例如，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于 2024 年 6 月迈入最小可行性产品（MVP）阶段，其去中心化架构采用模块化设计，能够兼容现有支付系统。相较于 SWIFT，mBridge 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增强支付系统的透明度与市场信任度，降低跨境交易参与门槛；另一方面，保证平台参与方的货币主权不受减损，匹配不同司法辖区的监管要求（黄晓薇等，2024）。

因此，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新通道有助于推动当前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从完全由发达国家掌控的高度中心化体系，转变为更多发展中国家都能平等、自由参与的适度中心化体系（刘东民等，2017）。

其三，这一体系有别于霸权国主导的等级化制度安排。单点直连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亟需建立新的制度框架，以保障其在技术和规则层面与国际标准的互操作性和合规性。该制度安排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支持民主治理机制、具备可信中央银行监督体系的支付网络，并在明确的政策指导下推进清算与结算服务的公平性、安全性和广泛可及性（Ramaswamy，2022）。

（三）贸易依赖与国家禀赋

贸易依赖的对称化同样构成目标国反制金融制裁的重要条件。在工业化时代，霸权国往往凭借贸易中的不对称依赖关系，迫使其他国家服从其权威，而这些国家几乎无力反击。1995—2017 年的双边贸易数据表明：尽管全球贸易体系持续深化，经济体间贸易联系日益密切且一体化趋势增强，但平均贸易依赖程度却在下降，这反映了贸易依赖关系可替代性的提升（刘林青等，2021）。重要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依赖网络呈现多中心和复合式趋势，形成了以中美为核心的双子星“亚太贸易圈”、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贸易圈”以及以法国为中心的“欧非贸易圈”（刘林青等，2021）。

在此背景下，尽管目标国对霸权国的进口依赖短期内难以减弱，但其出口依赖呈现更高多元化，导致霸权国实施金融制裁时更需寻求合作与协调。例如，2018 年美国对伊朗实施金融制裁时，考虑到伊朗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在采取制裁措施时更为谨慎，即欧盟国家对伊朗的经济依赖，使得美国在制裁的同时也面临来自盟友的压力。

当然，贸易依赖对称化这类结构性因素变化，并不意味着目标国必然能反制霸权国的金融制裁，其成功与否还取决于目标国的国家禀赋。国家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经济结构等方面。在既有的金融制裁研究中，目标国的禀赋常被忽视，主因是其作用具有时效性与条件性。具体而言，特定国家凭借自然资源禀赋出口主要贸易产品，当霸权国及其盟国对此类产品存在高度依赖时，将推高其制裁成本或降低制裁效率，这成为目标国突破金融封锁的关键。

但此类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常因制裁方的调整而具有时效性，仅能为目标国争取寻求替代市场或建立新支付通道的“时间窗口”，难以从根本上化解金融制裁。该功能的充分发挥还取决于地理位置与经济结构等条件的协同作用。一方面，目标国在地理上越接近主要消费市场，越易使制裁方产生依赖，并增加其调整难度，同时己方更易灵活调整出口布局；另一方面，目标国经济结构越多元，越能在主要产品丧失反制裁效用并成为制裁目标时，维持金融稳定。

04

案例分析：

美伊和美俄金融制裁之争

美国金融制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会于1917年通过《与敌国贸易法》，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在战争期间冻结外国资产。其中，美国对伊朗和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具有时间长、范围广和影响深的特点，而两国在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又具有显著差异。

在21世纪的美伊金融制裁之争中，面对美国及其盟伴的金融制裁，伊朗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创新和国家禀赋支撑，最终以政权更迭和暂停核试验为代价向美国妥协。

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的美俄金融制裁之争中，俄罗斯本身具有较强的国家禀赋，且进行了必要的技术创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较难通过全球金融体系完全控制俄罗斯的支付通道，因而美伊和美俄之争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一）2005—2015年美伊金融制裁之争 

1. 争端过程 

美国对伊朗金融制裁始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但全面且有效的金融制裁起因于2002年伊朗核项目曝光后，美国在国际谈判解决无果的情况下，在 2005—2015 年进行了为期十年的金融制裁“围堵”，通过金融制裁转化为经济压力进而转化为政治压力的机理，使伊朗重返伊核谈判。

按对伊金融制裁中的国际合作特征，本文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2005—2007 年美国单边金融制裁阶段。在这轮制裁中，伊朗的应对措施主要是三个方面：其一，使用非美元货币进行石油交易，例如，中国珠海振戎公司在 2007 年使用欧元完成从伊朗进口原油的交易；其二，通过来自巴基斯坦、阿联酋和东欧国家的二线银行进行跨境支付；其三，推动出口多元化，发展与中国、俄罗斯和阿联酋等国的贸易关系。

第二，2008—2009 年美国及其盟友多边金融制裁阶段。对此，伊朗采取三大措施减轻制裁影响：一是通过在海湾国家的影子公司间接从欧洲转移银行资产；二是利用石油武器反击，使石油进口依存度高的国家放松制裁，甚至秘密交易；三是通过提高利率和物价管制，稳定经济。

第三，2010—2015 年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多边金融制裁阶段。2012 年3月，美国采取了一个关键举措，成功说服欧盟将伊朗30多家银行从SWIFT系统中剔除。在这轮制裁中，伊朗几乎丧失了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融资能力，因此尝试在外汇储备中用他国主权货币替代美元，并于2012年宣布与贸易对象使用本币结算，以及将石油出口重心由欧洲转向亚洲。但其宏观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其通货膨胀率由2009年的13.55%上升至2013年的39.27%，伊朗经济陷入严重困境，鲁哈尼顺势在2013年当选总统，并于2015年推动伊核谈判取得进展。

2. 伊朗应对金融制裁失败的原因 

美国与伊朗的金融制裁之争，本质是大国与小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上的权力竞争。因此，美国通过国际合作能形成对全球金融链的体系性控制，对伊朗实施全面金融制裁，从而重创其经济能力，迫使其做出政治让步。具体而言，两大因素的制约使伊朗在面对美国及其盟伴金融制裁时，难以找到突围的有效办法。

第一，缺乏金融技术创新能力。伊朗面对美国的金融制裁，尝试在现有技术框架下替代美元结算和跨境支付通道，虽取得过短期效果，但随着制裁级别的升级、制裁漏洞的修补和制裁范围的扩大，其愈发难以绕过美国对国际金融市场投融资的封锁。对此，伊朗虽然曾考虑使用数字货币，但并未形成有效的金融创新生态系统支撑下的跨境支付新通道。

第二，国家禀赋较难对冲金融制裁影响。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作为国家禀赋，但其过度依赖单一能源出口，缺乏多样化的经济基础。这种资源依赖性，一方面使得伊朗在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和制裁双重打击下，难以通过内部经济调整来缓解外部金融压力；另一方面使得其在面临金融封锁时缺乏灵活应对的能力。

（二）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美俄金融制裁之争 

1. 争端过程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全面升级，参与制裁的国家和地区高达50个，截至2022年4月制裁项达10128项（张春生等，2024），制裁范围扩大至俄央行、主权基金和财政部，手段主要包括禁止国际货币的使用、切断传统的跨境支付通道SWIFT和封堵新型的虚拟货币跨境支付通道。

俄乌冲突下美欧利用SWIFT制裁俄罗斯本质上遵循的仍是美国建立在美元主导地位上的霸权逻辑（李仁真等，2022）。2022 年这一轮金融制裁显著削弱了俄罗斯跨境结算的效率，对其外贸和整体经济运行产生了负面影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俄罗斯2022年GDP增长率为-2.1%，货物和服务的进口与出口增长率分别为 -15% 和 -13.9%。但俄罗斯的应对措施使制裁的整体影响低于预期（张健华等，2024）。

俄罗斯绕过制裁，完成跨境支付的方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使用非美元货币。一方面，发布卢布结算令，使不友好国家和地区购买俄天然气需使用卢布结算；另一方面，2023年6月俄罗斯央行推出利用加密资产的跨境支付系统，将加密货币整合到银行服务。

第二，构建新的跨境支付通道。一方面，从搭建基础设施角度看，主要包括启动卢布结算支付系统（MNP）和金融报文传送系统（SPFS），以及开发快速支付系统（SBP）和金冠汇款支付系统（Zolotaya Korona），倡导“金砖支付系统”（BAPSS）；另一方面，从推动制度安排角度看，主要包括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如俄罗斯与印度探索建立“卢比—卢布”贸易支付结算机制（Dharurkar et al.，2024）。

第三，通过邻国中转资金过境。具体而言，俄罗斯金融机构的客户通过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独联体国家开设往来账户，接入SWIFT系统。随后，美西方加强对独联体国家使用SWIFT的监管，因考虑到独联体国家侨民间必要的资金联系，未使用次级制裁完全封堵这一支付路径。

2. 对美俄金融制裁争端的几点分析 

美俄与美伊争端不同，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上受到货币权力、支付通道和贸易依赖的相互制衡，难以实现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难以将金融制裁转化为经济压力进而转化为政治压力，达到政治目的，从而为俄罗斯应对美国金融制裁提供了现实可能。

首先，国际货币格局发生了变化。一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的上升。IMF 的数据显示，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持续让位于非传统货币，人民币的市场份额从 2016 年的 1.1% 增至 2022 年的 2.8%。俄罗斯充分利用人民币进行国际能源贸易结算，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二是数字货币的研发与推广。研究表明，比特币并未被俄罗斯大规模用于规避制裁（Zhao et al.，2023）。原因在于，比特币对采用国的金融稳定能产生巨大冲击。因此，俄罗斯开展数字卢布研发来增强其金融自主性。

其次，俄罗斯新支付通道的构建。俄罗斯有别于伊朗，不仅新建基于主权货币的支付通道，而且基于金融技术创新，探索和推广基于数字货币的支付通道。事实上，尽管基于主权货币的支付通道能在短期内绕开美西方制裁，但出于预防制裁的目的，俄罗斯官方不能过多公开这些系统运行的细节，从而使俄罗斯陷入系统透明度与规避制裁的两难困境。为脱离这一困境，俄罗斯积极推动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并倡导“金砖支付系统”。

最后，俄罗斯的国家禀赋与伊朗的差异。其一，俄罗斯在天然气出口方面占据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且离欧洲市场的距离较近，这使欧洲对俄天然气具有较强依赖，从而使卢布结算令能“撕开”美西方金融封锁。其二，俄罗斯在欧亚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能通过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合作，在金融和贸易领域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削弱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金融制裁效果。其三，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相对多元化，拥有强大的工业和农业基础，而伊朗的经济过度依赖石油出口，内部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且技术和基础设施落后，这意味着前者更能通过贸易伙伴多元化和出口产品多样化，减弱失去西方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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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金融制裁中的霸权护持与撬动逻辑表明，一国金融制裁权力的形成不仅依赖于其货币权力，也深受对货币流动控制力及国际贸易中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影响。

对美国而言，尽管其相对经济实力有所下滑，但仍具备显著的货币权力优势。然而，受制于各国金融技术创新进程及目标国自身禀赋差异，美国在不同国家面前展现出的货币流动控制能力和贸易优势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难以凭借货币权力全面掌控全球金融体系，进而限制了其将金融制裁转化为有效经济压力乃至政治压力的能力。

因此，目标国，特别是其他大国，有可能通过体系建设增强对潜在金融制裁的应对能力，进而撬动并削弱其所面临的金融制裁霸权。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从三方面着手，系统提升反金融制裁能力。

首先，在货币权力层面，应立足我国国情，稳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的试点与发行，逐步扩大其在国内外的流通规模和应用场景，以撬动美国金融制裁霸权的第一根支柱——美元霸权。具体而言：

其一，恢复自主性货币权力，强化央行数字货币精准的宏观调控功能。通过数字货币的可编程性与算法调节能力，提升央行在汇率管理与资本流动中的调控效率，实现汇率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并保障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与安全。同时，央行数字货币有助于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升政策传导的精准性和时效性，从而增强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其二，弱化联系性货币权力，提升数字货币的市场渗透力。应通过健全相关法规与监管体系，协调央行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的功能定位，合理平衡央行、商业银行与私人部门的利益，拓展其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国内应用场景。同时，探索引入资产锚定机制或计息设计，增强其价值稳定性与持有吸引力，进而推动其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降低对美元结算体系的依赖。

其三，重塑结构性货币权力，推动国际规则制定与南方国家合作。在国际层面，应主动参与乃至引领央行数字货币相关的规则构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多元、公正和包容的国际货币体系，为重塑全球货币秩序提供“中国方案”。

其次，在支付通道层面，应发挥金融技术创新能力，构建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主要支付媒介、以多元资产锚定为关键支撑的安全高效透明的跨境支付新通道，以撬动美国金融霸权的第二根支柱——支付通道。目前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合作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合作成本、普适性与互操作性、顶层制度建设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薛新红等，2024）。

中国推进央行数字货币支付通道的国际合作可分三步实施：

第一步，着力推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的实施以及金砖国家支付系统的整合与互操作性建设，在实践探索中逐渐构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数字货币流通制度框架，明确支付流程中各参与方的责任和义务，确保每一笔交易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第二步，在顶层制度架构不断完善且合作平台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前提下，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深化共建国家央行之间的合作。着手建立多功能数字货币交易中心，打造涵盖交易市场、机构以及产品体系的全方位平台，为市场参与者提供高效便捷的央行数字货币交易、兑换及结算服务，推动数字货币在更广泛区域内的流通与应用。

第三步，加强与国际清算银行（BIS）、IMF 等权威机构的深度协作，共同致力于完善数字货币流通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东盟等地区组织融入合作网络，全面提升支付系统的安全性、运行效率与整体容量。

最后，在贸易依赖层面，金融制裁一旦开启将是霸权国与目标国的动态博弈过程。因此，需以底线思维衡量本国国家禀赋，并制定预案和做好长期准备，才能撬动美国金融制裁霸权的第三根支柱——贸易依赖。

短期来看，应运用国家自然资源禀赋，抬高霸权国金融制裁成本，降低其制裁效率，为跨境支付通道转换和扩容留下“时间窗口”。中期来看，应通过贸易和投资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坚持将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发展中国家开放有机结合，同时兼顾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的协同推进，与更多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依赖关系。

长期来看，应进一步强化自身作为新兴最终市场提供者的角色，充分挖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特别是持续推进电信、教育、养老、医疗和健康等服务行业对外开放，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省略